外国人可以来义乌了吗(们逃离战乱故乡)

让Ahmad困惑的事情包括:为什么义乌人谈生意,重点不是货物质量,而是价格?设计产品时,义乌人为什么不需要具体的参数、规格,只需拿着笔在白纸上画几条线几个框,东西就设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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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市场 图 / CFP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杨宙 编辑 / 金匝

你从哪里来?每次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前,Ahmad都要犹豫片刻。

他来自叙利亚,在浙江义乌生活了3年,是一个外国商人,也是一个兼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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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义乌“中东街”

这一切让Ahmad感觉置身于某个国际都市。

从地图上看,他所在的义乌县城不过是浙江省中央的一只扑翅小雀,它被三面群山环绕,没有大江与海洋流过。

但同时,这里也是整个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颇具规模的当属义乌国际商贸城。最近,它还出现在热门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里,数百名肤色、脸孔各异的外国商人聚集在此参与游戏。

这里共有7.5万个商铺,出售180多万种商品,例如头饰、玩具、假花、雨伞等小玩意,一家店可能只卖一种小商品,但种类细化惊人,只看头饰,可能就有几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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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市场玩具热销。图 / CFP

有人计算,如果每天花上8个小时,每个商铺前停留3分钟,那么逛完整个商贸城需要一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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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国际商贸城内,一经营钱包的摊位。图 / CFP

还在叙利亚时,Ahmad就常常听见从国外回来的亲戚提到义乌这座东方小城,他们在义乌批发一些有价格优势的拉链、衣服,再售卖到叙利亚。后来Ahmad的父亲也跟着他们来到中国,先到广州,再到义乌开起贸易公司。

在义乌,大部分来自战乱国家的外商都是由亲戚朋友引荐的。对他们来说,这里有最丰富的商品,最多的生存机会,比起战火频繁的家乡,还有更加安全稳定的生活。

自从叙利亚发生动乱后,Ahmad就离家到马来西亚上大学。24岁第一次来义乌时,小城的生机勃勃吸引了他,看到堆满箱子和货柜的街道,他心想,“要大干一场了”。

如今他也在义乌开起代理公司,帮助外商在义乌订货、采购和运送,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

他已经6年没回过叙利亚,除了每天与母亲视频联系,几乎不看任何描述叙利亚国内形势的新闻:“要开始新生活,就要往前看。”

动荡局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战乱国度的人如候鸟般迁徙,奔赴义乌的外国人数量仍然在增加。

据中国官方统计,2014至2016两年间,义乌外资公司的数量成倍增长,从600多家发展到 1300多家,常驻义乌的外商也有13000多人,他们正在与这座城市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先让他们不好意思”

在义乌,注册一家外资公司,最长只需要3天时间。但比起开公司,理解这里的商业逻辑是更重要的事。

Ahmad花了三年时间,才慢慢搞清市场里“1斤和1公斤的差别”。但让他困惑的事还有,为什么义乌人跟他谈生意,重点不是货物本身质量怎么样,而是更在意价格?

需要共同研究如何设计产品时,外商会告诉他具体的参数、规格,要求在专业图纸上绘图;但到了义乌商人这里,图纸变成了一张白纸,两个义乌人拿着笔在白纸上讨论,画了几条线几个框,一个箱子就设计好了。

朋友阿马尔似乎比Ahmad更懂得在义乌的经商之道。1997年来到中国,攻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阿马尔最后成为一名义乌商人。他在小商品市场看到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相互拍桌子大吵时,会走过去提醒:“你们要用中国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什么是中国人的方式?阿马尔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的客人给义乌的供应商付了5000美元的定金,结果收到的部分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义乌这边不肯承担损失。作为代理商,阿马尔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后来,他从义乌坐火车到福建拜访客人,还带上了义乌的特产,最后事情解决了。

“(你要)先让他们不好意思,”阿马尔说,“然后再拿出长期合作的诚意跟他们聊。”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中国客户闹上公司,阿马尔什么也不说,先给他们泡上一壶茶,或者先带他们吃顿饭。他解释说:“中国人在饭桌上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Mark Jacobs深以为然。他在义乌做过4年采访调研,发现这里的外商们集中吐槽的点是:义乌人的友谊似乎大多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还有外国人会抱怨,义乌人总以为他们需要KTV、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但实际上,这一类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

在义乌,思维的国际化还远远没能赶上贸易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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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国际商贸城通道内一派繁忙。图 / CFP

Mark回忆,他采访过一名在义乌做生意的美国人,对方发现小商品市场里许多英文招牌的翻译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令他十分尴尬。他建议那些公司的经理们,将英语招牌和资料打包成文件夹发给他,他可以免费帮忙校对。

但是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应。他一直不明白:“如果你连招牌上的英语都搞不对,那怎么在其它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呢?”

后来一位朋友的话把他点醒了:“说不定翻译那些招牌的人是他们的朋友,你这不是让他们得罪朋友吗?”

隔膜

义乌商人中流传着一句俗话:“客人是条龙,不来就受穷。” 以此来表达对不分地域的所有外来建设者的感激。

但来自战乱国家的身份还是给Ahmad带来了烦恼。

他在一个视频采访中提到,想把母亲从叙利亚接到中国生活。结果视频发布在网络后,有些人留下评论,让他滚回国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兰兰身上。 Ahmad在中文课上结识了来自伊拉克的兰兰。6年前,在中国经商的丈夫帮兰兰和两个孩子申请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等待期间,她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就在这一年初,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发生冲突,叙利亚危机爆发,停电断水,物价上涨,兰兰的生活难以为继,直到怀孕第九个月时,亲戚才帮她拿回了护照。

她清晰地记得拿到护照的那一天,来不及洗脸洗手、换上做礼拜的衣服,只想第一时刻冲到清真寺,感谢真主阿拉。

此后兰兰匆匆赶来中国,上个月底,一家媒体报道了她在浙江义乌的幼儿园与儿子一同参加课程,经中国媒体编译传播后,她变成了从战乱国家逃亡而来的难民。

她看懂了中国网友的评论,“黑色垃圾袋”、“哪来的滚哪去”。

实际上,她的丈夫在金华开了一家雇有500名员工的大型服装厂,义乌是他们配件材料的采购地。她不断澄清,他们是来这里的Investor(投资者),不是难民。

在义乌,Ahmad还遭遇了另一项职业挑战。

除了做外贸生意,他在业余时间里兼职做模特和演员。因为留着一圈细密整齐的小碎须,墨蓝色的眼里泛着点忧郁,刚开始接戏时,总有人问他:“你是哪里人?”那时Ahmad会如实相告:“我是叙利亚人。”

有一天,经纪人突然对他说:“你能别说你是哪里人吗?”

Ahmad不解,直到拍了几次戏之后,才逐渐明白,中国人挑选外国演员有一套规则,他们需要黄头发、绿色或蓝色的眼睛的人,皮肤白白,个子高高,会说英语和中文更好。但语言都是次要的,不会的可以后期配音。

“来自哪里不重要。看起来像欧洲人才是最重要的。”经纪人说。

再后来,Ahmad试镜时会告诉对方,自己是法国人,再随口说上几句知道的法语“Salut(你好)”、“Comment ça va(近来好吗)”。“反正他们也听不懂。”Ahmad说。

他有时觉得挺不舒服的,但把这些理解为汉语中的“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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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乌经商已经10年的巴基斯坦商人阿酷(右一)是“洋协管队”的一员,正在帮助警方做护照例行巡检

死与生

Ahmad是迫切希望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一类人。

在来义乌的第一天,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三年时间里,他学会用筷子,吃中国菜,改变饮食习惯,逐渐让义乌的岳父岳母接受了他。他和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在义乌生活下去。

义乌成熟的商业环境对他来说仍有吸引力。这一点Mark也深以为然。他原本打算在浙江选一个城市来研究,观察这些外商在中国的处境。

一开始,他去找了浙江一座城市的政府官员,说出调研的想法,就立刻遭到拒绝。“(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外国人会做出什么不利于政府的事来。”Mark说。

后来,他又到了绍兴的一个县级市,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人倒是十分热情,一直怂恿他喝酒,结果,他当场就喝完了当地人能喝上一天的量。

但只有在义乌,他才能找到自洽其中的平衡感——既没有排斥,也没有过度关注。置身于义乌市场中,他跟其他老外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Mark根据调研所写的书《Yiwu, China》最终面世,提到了义乌存在的许多缺陷,也肯定了义乌的某种宽容和温和。他说如果换在中国的其它地方,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来中国6年的兰兰,跟这座浙江小城的关系亲近又隔绝,更习惯按照自己国家的生活习惯过日子。

她的孩子在义乌的幼儿园里上学,每天同当地的小孩一起玩耍,但她会给孩子做好清真的汉堡包、三明治放在饭盒带去幼儿园,叮嘱他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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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与儿子在义乌的中国幼儿园。 图 / 受访者提供

作为驻义乌也门商会的副会长,阿马尔常常接到也门打来的求助电话。那些人的亲属在义乌遭到了车祸,或者因为重病而突然死亡。

对于穆斯林来说,去世后的埋葬是每一个人生命礼仪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希望亲人生命的最后能回到自己的国度。而将一具遗体运输回国的费用高达20万元左右,是普通家庭难以承担的。为此,当地商会常组织捐款,将遗体处理后空运回也门,阿马尔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

四月的最后一天,忙碌了一整周的阿马尔带着两个孩子,到义乌一座山上的足球场踢球。阿拉伯人爱踢球,这个民办的阿拉伯足球训练班开设后,阿马尔每个周末都带他们过来。

他的小儿子只有三岁,在中国出生长大,在中国的幼儿园里上学,喜欢看中国动画片。他穿着黄色的球衣,跟着一群义乌当地的小孩在球场上奔跑。

一代一代的“小阿马尔”,还在中国出生长大,义乌成为他们新的出生地,也将成为他们新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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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和他的小儿子。图 / 杨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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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在义乌生活着一群“歪果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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