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一中什么时候开始上学（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

一个人，无论他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有两个地方他是永远不会忘却的，一个是故乡，一个是母校。

我的母校有好几所，最难忘的还数民勤一中，这不仅仅我在这里上过学，还当了一年的老师，有了这两种身份，我便对这所学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怀，许多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了我的性格中，以至于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总是摆脱不了母校留在我生命深处的印记，这才让我一步步地走出民勤，又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我和许多乡下的孩子一样，穿着黑色的粗制布老棉袄，背着口粮和行李卷儿，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踏进了民勤一中。那时的民勤一中，有许多外地老师，说话都蜇声子（外地口音），我的班主任老师叫谢俊，就是蜇声子，讲着一口四川话，起初，我们听的不太懂，后来听得多了，这才体悟到了四川话的生动与妙处，他讲课有一个特点，讲到高兴处，总爱手舞足蹈，像在表演，他用四川话说圆球的“球”时，总要拖着一个长长尾音，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当然，也有普通话讲得很好的外地老师，比如二班的班主任刘仲湘，湖南人，他是讲语文的，他在别的教室里讲课时，我听到过，他的声音很浑厚，很磁性，从教室里传出后依然很动听。有时，我下课了，就站在他讲课的教室外面偷听一会儿，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当时没有粉丝之说，如果有，我绝对是他的铁杆粉丝。我的语文老师是龙一村，学生在背后叫她龙老婆子，其实，那时她并不老，为什么学生们在背后那么叫她，我实在搞不清楚。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一中当老师，她还常常把我叫到她家去吃饭，她的女儿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一看我，我就不好意思地回避开来了，却不敢跟她搭话。其实，严格意义讲，她应该是我的小师妹，我上高中时她上初中，早就见过面的，只是从没说过话。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好像隔着一道墙，谁都不好意思逾越。记得龙老师每次叫我“小唐”时，声音总是拉得长长的，四川普通话中满含着一种母性的温暖，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后来我调出民勤一中，就少有联系了，再后来，她调到武威师范，我调到了金昌日报社，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一九九八年，她病逝了，我难受了好几天，遗憾的是，我得到消息太晚了，没能赶去为她送行。

我到了高二，语文课换成了许向东老师。许老师给人的感觉很清高，也很有风度，衣服笔挺，走路时总是昂首挺胸脚下生风，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他绝对是一个帅哥。他讲课很有激情，动情时，眼里常常挂满了泪花。他先后在四中、一中当过校长，他魄力很大，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搞得有声有色，为民勤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一个帅哥级老师，叫王毓英，教化学课，写得一手好字，讲课十分精彩，人也干净利索，深受学生的喜欢。他的夫人孙老师在学校图书馆，我在一中当老师时，常到师娘那里借文学期刊看，这无疑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写字好的还有刘敬东、闫好敏老师，他们都教政治课，都是好老师。刘老师的板书字几乎成了我们的字帖，他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照着写他的字，后来我当了老师，我的学生刘润和在他的散文中写到了我，说我的黑板字写得好，他们常在下面学写我的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传承。好敏老师是左撇子，性子急，反应快，表达干净利索，排球也打得干净利索，他扣球是用左手扣，写字还是用右手来写，他的板书字也很漂亮，让我学了不少。我与他一起调到四中的，他先当教导主任，后当校长，我一直是他的兵，应该说，他是我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

还有一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师，叫王彦山，他青年得志，被打成右派劳改过，平反后又登上了讲坛，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好，遗憾我没有听上，后来我成了一中的老师，常向他讨教。没几年，他重返省城，当了省教育学院的教务主任，他本应该好好享享清福，没想到到省城不久就去世了，是命是运乎？使人想起，唏嘘再三。记得到高二时，新分来了一位年轻老师，他叫康天成。他的到来，就像校园里刮来了一缕风，一下子激活了沉闷的生活。他不仅长得帅，更重要的他的身上带着一种新鲜和活力，好像有一种永远使不完的劲，上了舞台，能带着姑娘们跳洗衣舞，进了篮球场，又能成为校对的主帅，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我们的音乐课和体育课都是他带的，他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学们都喜欢他。老师中，还有马玉浩、李恭祖、胡自力、牛映奎、许许多多，都在我的脑海里刻录了下来，就像一卷封存了四十多年的胶卷，虽然外表黄旧，但是，一旦打开，图像还是那么的真切清晰。我知道，在我的性格生成的学生时代，是他们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影响，给了我知识和心灵的滋养，才让我有了今天。

民勤一中，让我这个混沌未开的农村娃大开了眼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老师知识渊博，学校设施齐全，男生中有才华出众的，女生中有能歌善舞的，那时，我们班女生少，只有五个，其他班的女生也不多，男生都不敢与女生说话，大不了只偷偷看两眼，到了晚上熄灯睡下，一时睡不着，男生们就爱拿漂亮的女生当话题，说一阵，说累了，就睡了。当时，话题最多的是三班的宋秀英，她是北京姑娘，说着一口让我们都很羡慕的普通话，她高挑个儿，人也漂亮，穿着另类，气质高雅，走路时，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像只刚会下蛋的小母鸡，给人的感觉十分高傲，当时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宋洋人。高中毕业后，我们农村来的学生都回家当了农民，她却直接进了县广播台当了播音员。记得好多次，在冬日的晨梦中，是她从广播中把我喊醒的，然后我就冒着刺骨的寒风拉着架子车去地里送肥。没想到2003年，北京来的一位导演在武威拍电影，邀请我去谈谈小说改编事宜，饭桌上，我见到了时任武威电视台编辑部主任的宋秀英，她的变化虽很大，风韵仍尚在。我谈到了高中时我们暗地里给她起的诨名叫宋洋人，讲到她目不斜视地从操场走过时，我们偷看她的心情，她一下笑得花枝乱颤，说她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说，哪敢呀？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娃，即使打了招呼，恐怕你也不会理睬的。她说，我要打了招呼，她肯定会理睬的。岁月，没有假若，人生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中学时，根本看不到将来，悬念总在后面。

民勤一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突出，除了语文、政治、数学好一些，其他的几门课都是中等水平，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我在课余时间偷看了几眼漂亮女生而分了心，主要是饥饿大大降低了我的智力。那时，家里实在太贫穷，为了我能继续上学，父母经常到远亲和四邻处借账，东家借两毛，西家借三毛。借到了，勉强凑够我一星期的伙食费，要是借不到，我的生活就无法保障。记得有一次，父母实在凑不齐我的供养，就在我面临辍学时，我远在新疆的姨娘和舅舅给了一点接济，才让我勉强读完了两年的高中。

当我每每想起这些时，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如果当时我真的辍学了，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样的一种结果？也许我现在就在那个名叫羊路乡唐家湾村的沙窝窝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着，或者赶着一群羊，正在沙坡上吆喝着，哪能坐在舒适的书房里，面朝大海著书立说？我感恩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与无私的关受；我感恩我的母校，给了我知识和开阔的胸怀；我感恩我的老师，给了我心灵的滋润和人格的修炼。多少年过去了，当我想起大学毕业时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我最初是被分到了县公安局，工作半年后，上面要求专业归队，安排我到一中去当老师，我爱我的母校，觉得能与我敬仰的老师一起工作，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一中。

到一中后，我被安排到初中一个落后班去当班主任，那时的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也快乐，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落后班，只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虚心学习，天天向上，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到第二学期期末，学校通知让我去上五七干校上学，主要任务是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据说是县上分了学校一个名额，学校就分到我的头上。当时一听，头就大了。我是一个刚出校门小青年，没有必要再去上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更重要是，我的父亲重病在炕，还需要我每星期回去照料。于是，我坚定地说了两个字：不去！走出领导办公室，一股寒风袭来，一关门，发出了哐当一声巨响，我一下紧缩了身子，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风刺骨，天很冷。

就在这学期放假前的一次教职工大会上，领导突然宣布了县文教局的决定，把我调到了乡下的一所中学。我一下被搞懵了，在之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学校从来没有给我谈过话，文教局也从来没有打过招呼，一纸调令，仿佛一刀，在我的心上拉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领导让我说几句离别的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从领导的手里，接过学校给我送的一个精美的笔记本，从此，母校就像一道遥远的背影，永远留在了我的身后。

我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从城里来到乡下，我没有什么不习惯的，问题是，这样走出校门，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可能知道我被真正调动的理由，只知道一中不要我了，除了说明我的能力水平太差，适应不了那里的工作，还能说明什么？

从那时起，我见了人总是灰溜溜的，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他，那位给我发笔记本的领导，我要让他知道，他曾经伤害了一颗年轻的心，从此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前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在北京大学，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思考——叩问官场文学的现实意义”主题座谈会上，面对几十家媒体的记者和文学爱好者，我用带有民勤地方方言的普通话，发出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也表达了我对文学的另一种理解。晚上睡下，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被调到了乡村学校，来到了一间黄泥巴小屋，屋内透着一股寒冷的光，我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不是从乡村中学调出来了吗，怎么又把我调回去？从梦中醒来，看着自己正躺在五星级宾馆的大床上，透过窗户，还看了北京的高楼大厦，心里才落到了实处。这样的梦，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重复过多次了，而每次梦到时，场景竟然是如此的相似。这也足以说明，那次意外的调动，在我青春的岁月中留下的印记是多么的深刻，即便我以后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职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无法从生命的底色中完全消除。而事实上，我到了乡下的学校之后，我已经理解了这样的调动纯属正常，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你有什么资格不服从领导？你又不是学校的骨干，有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没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性格即命运，你的命运不是由别人来决定，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由自己决定的。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靠自己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有了这样的定位后，我才知道了知耻而后勇。就这样，我一步步地向高处走去，我在四中当了几年老师后，调到了金昌报，当了几年记者后，又成了某个小单位的领导，手中有了一点小权之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一个善念，也许会成就一个人，一个恶念，也许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无论我的个人利益受到多大挑战，我也要把恶念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2004年，我移居到珠海，正式走了专业写作的路。每当我站在南国的海边遥望天边，回望走过的路，回想起曾经的人，无不感叹万千，有些事，让人温暖如初，有些事，很难回首。如果我当时继续待在县公安局，一定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即便当不上局长副局长，至少也能成为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刑警。如果我不从民勤一中调出来，也许我就会像我的老师一样，勤勤恳恳地当一辈子园丁，三尺讲坛写春秋，一腔热血育新人，如是，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我却偏偏选择了与命运较劲，才有了今天的风景。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做梦和不断圆梦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梦，当你圆了旧梦，新梦又开始了。人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着座标，不断地走向美好，直至生命的尽头。

从1978年年底，我走出一中的校门后，直到1998年，我曾无数次地从母校的门前路过，却再也没有迈进去半步。我不是不思念我的老师，也不是不爱我的母校，正因为思念，也正因为热爱，才使我下了决心，等我取得了能够让我的母校引以为自豪的成绩后，我以学子的身份来向她汇报。1998年，我发表在《十月》《小说家》《飞天》《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的反映家乡生活的小说，结集为《悲情腾格里》正式出版后，我去民勤参加签名售书活动。没想到我的中学老同学，时任一中校长的孙毅仁先生听到后，让我来母校搞一次签售活动，我欣然答应了。2０年了，当我再次走进我的母校时，变化大得惊人，高楼代替了过去的平房，残留在我脑海中的影子荡然无存了，唯独城墙角下的操场，还在那个位置，只是通过修整后，变得整洁大气了许多。当我站在天桥上远眺时，心里不觉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从民勤一中这所名校里，一代又一代，不知走出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相比于考上清华北大的，相比于在政界叱咤风云的，我又算得了什么？想起我被调到乡下后产生的“超越”之类的想法，又是多么的狭隘与浅薄？在售书前，我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几千名学生，激动地说：“我曾为我是民勤一中的学生自豪过，我曾为我是民勤一中的老师惭愧过，自豪是因为母校很出色，惭愧是因为自己的知识很薄弱，如今，当我又一次踏进了我的母校，感觉有一种游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温暖，亲爱的师弟师妹们，请不要羡慕我今日的辉煌，只要努力，我的今天将是你们的明天！”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从民勤一中毕业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我也即将到了花甲之年了，许多东西已经被岁月的风霜雪雨洗刷得干干净净，唯独对母校的情感，对老师的思念，却越发的真切和清晰。我知道母校肯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老师肯定又老了许多，希望能在母校九十周年大庆时，再回一趟母校，再看一回老师。

作者简介：唐达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勤县人，出生于五十年代中期，著有《沙尘暴》《一把手》《二把手》《破局》《双排扣》等十六部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荣登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羊城晚报》《华商报》《扬子晚报》《兰州晚报》等全国各地三十多家媒体全文连载过，在喜马拉雅听书网播出，受众达六千万人次，曾获冰心文艺奖、敦煌文艺奖，三次获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后台》被改编成连续剧《华容道二》，在各大卫视播放过。长篇小说《官太太》被翻译成越文出版并被改编了越南版的电视剧，《双排扣》被翻译成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