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知识点总结 关于夏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推测

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中国学界很多年。

说它不存在，司马迁不同意。司马迁还辛辛苦苦给它排了世系，虽然我们读《史记·夏本纪》的时候会觉得奇怪，整个夏朝四百多年，司马迁就没有写多少正经事情，大约是史料缺乏之故。

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似乎夏朝的存在已经铁板钉钉，但也无法摆脱一种有力的质疑：从年代和区域分布上判断，确实有一些陶器等文物能够归入夏年，但如果保守、慎重一些， 现今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据说没有发现夏字，也没有任何一件文物上自名为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和铜牌饰等等，尚无法完全断定为夏朝器物。因为著名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了早商。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不能完全定义为夏都，因为里面有早商文化。

夏代是不是还没有出现甲骨文这样比较系统的文字，是不是我们永远只能把夏的存在当做迷案，而难以证明其存在呢？

夏在哪里，夏又去了哪里？

著名的二里头青铜爵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些角度，多挖掘一些线索。

张光直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说它有趣，是因为它来自张光直这么个著名的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偏偏这个观点学界都知道，却基本没有别人附和。

这个观点就是他在《中国青铜时代》中费了很大力气去论证的商王世系中“二组轮流执政”以及由之形成的昭穆制度。张光直认为，庙号在商王世系中有规则性。商王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命名，张光直认为十日为名的习俗是死后的庙主分类制度，这代表着商王室的二种执政组，一组以甲、乙庙号为代表，另一组以丁庙号为代表，两组轮流执政，并形成了“左昭右穆”的制度。

《中国青铜时代》插图

张光直的观点遭到“冷处理”，因为他的论证中确实有一些让人感到是“臆测”的地方。但他通过商王庙号注意到了王位继承中的特殊现象，试图从商王庙号对昭穆制进行解释，却让人钦佩其学术眼光。

商代是否存在两组轮流执政、王位在不同统治集团间轮流传递的现象，我认为在早期还是有的。

商代的继承制度一直很“迷”，明明在夏代的时候就已经父死子继了，司马迁写得清清楚楚：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无论这个“子”是狭义上的“父子”之子，还是广义上的后辈下一代之子，夏代的王位是一代一代父传子传承下去的。为什么到了殷商时期，却出现了那么多的兄死弟及，使商王世系看起来那么“乱”呢？

商王世系

在对商王世系进行分析前，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商王的十干庙号，究竟是怎么来的。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李学勤等学者主张的选日说。即商王刚死去后，用占卜法选择日名。证据是《库方》985 1106卜辞，李学勤认为这是武乙为康丁选择日名，乙、辛二卜下均记，“有日”，故定康丁日名为丁。（《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不过曹定云和刘一曼认为，这是为康丁选择葬日而非日名（《殷人卜葬与避复日》）。就我个人的看法，曹定云、刘一曼之说更合理。

商王的十干庙号之来源，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总结出了次序、卜选、生日、死日等说法，实际上还有马承源提出的“冠礼和婚礼说”，朱凤瀚的“嫡庶制以日名说”。我更倾向于十干是族群身份的标志，这是王晖教授在《殷商十干氏族研究》中所持的观点，王晖已经有了比较丰富而清晰的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既然十干是氏族之名，那么，这十干分别是什么族？以张光直所说，商王十干之中甲乙为一组的情况非常突出，商代王位基本以“甲乙——其他八干”轮流传递，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将商代的甲乙两族解释为王族，把商代政治组织形式解释为王族和大贵族轮流执政，商王世系就能基本说清了：

在商代初年，大乙之后本应为大丁（亦称太丁），但“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这才传给了外丙和中壬这两个贵族。之后王位回传到王族的太甲，王族太甲传给大贵族大庚，大贵族大庚再回传给王族小甲……

一直到商代末年，都保持着甲乙两族与其他八族的王位轮流。乙族是王族还可以理解，因为商汤就是大乙，那么，甲凭什么能凌驾于乙之上？要知道，商代是以日干来祭祀的，甲排序在乙之前，就意味着甲族之人会最先受祭。

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表达的：

甲族，就是在甲骨文中始终找不到的那个“夏”。

顾乃武曾经发表一篇论文，谈到商代甲骨文中可释读为“夏”的字形。

王晖也曾经将一个甲骨文字符释读为（左夏右戍），这个字出现在《合集》34178等卜辞中：

于来甲辰酒（夏戍）?(《合集》34178)

于甲辰酒（夏戍）?/甲雨?/不口〔雨〕?(《屯南》52)

《合集》34178

如果王晖将上图最后一字释为（夏戍），是否左半部分可以视为“夏”呢？王晖又说：“甲骨文中虽记载祭祀（夏戍）的干支之日很少，但这几条卜辞的祭日皆为甲日，以概率的角度看，（夏戍）盖为‘甲’氏之族。”——这是否意味着，“夏”与“甲”有所联系呢？

从字形看，这个“夏”字的头部，类似于臣字目，是一个典型的载日之鸟的形象。顾乃武释读为“夏”的那个字形，头部似乎也与其近似，顾乃武认为，甲骨文的“夏”字和“夏至”这一天有关。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夏”和“载日之鸟”究竟有什么关系？

胡厚宣和于省吾等大学者都指出，殷商时为鸟图腾，形成了普遍而浓厚的鸟崇拜。于省吾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中认为《诗经·商颂》等文献记录和地下史料都能证明商代鸟图腾的存在，胡厚宣也曾发表《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中认为商人祖先王亥之亥从隹，隹即鸟，因此“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

在商代，鸟确实有着神圣的地位。青铜器上有大量的鸟纹，还有妇好青铜鸮尊这样生动的鸟造型器物，此外还有大量鸟形的玉雕，这都说明鸟（尤其是鸮等猛禽）在商代有着神圣性。那么，商代的鸟信仰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应该是夏朝信仰的延续。

就如同周王朝并没有立刻抛弃商代各项祭礼、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变形一样，夏朝与商朝间宗教意识的转换只能是和风细雨。周王朝大范围地保留了商朝宗教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鼎、爵、觚等青铜祭器的器型变化或被放弃，那是在西周中期之后。甚至于周王朝建立后，还利用了商代的宗教意识，声称“周之兴也，驚鷲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灰流于王屋，化为赤鸟，三足。”（《太平御览》引《尚书传》）。这是因为，政权的改换靠几场战争就能完成，但在巫风气息浓厚的夏商时期，神权在民心中的分量远远超过王权，改变宗教意识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进行调整，不能改变它，就只好利用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殷商之人，本身有鸟信仰吗？恐怕并不强。

对巫术来说，牺牲与神灵直接相关，如果存在强烈的鸟信仰，在祭祀时就应该大量献上鸟类作为祭品。但是在卜辞中，以鸟为祭品的记录非常少，大量的祭品以牛来充当，在妇好墓曾发掘出四件玉牛和两件石牛，其中一个25厘米长的伏卧状石牛，牛颈下刻“司辛”二字，一般认为是殷王武丁为祭祀其配偶妇好而制。这样看来，在商代末年，牛的神圣性是远远超过鸟的。

司辛石牛

此外，商代对卜骨的选择，也暗示出殷商对鸟信仰的态度：崇敬而冷淡。卜骨可以通天通神，是因为人们相信卜材之中有灵性。但是就现在的考古材料而言，似乎并未发展在商代大规模存在鸟骨卜，卜材绝大多数为龟甲和牛骨。

商代刻辞卜骨

商代宰丰骨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样看来，商代对于鸟信仰的态度是崇敬而不亲近，也不强调鸟所应具有的神圣性，甚至可以称得上敷衍。这只能解释为：

鸟信仰是继承而来的，不敢擅改，但也不愿强化。

从哪里继承来的？只能从夏朝。

殷人的高祖王亥，其身份有些奇怪。比如胡厚宣认为王亥之亥而从鸟，但王亥所做的事情却是“王亥作服牛”。在祭祀王亥时，殷人除了会选择具有普遍性的辛日（祭祀诸自然神、先公多用辛日）以外，还会用甲日：

今来甲戌酒王亥?(《合集14732》)

王亥看起来，和殷人之祖“帝俊”的出现方式很相近——为了强调商王血统的正统，而“造”出了一个满足夏代宗教意识的、与神鸟相关联的先祖，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殷人们获得了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固然以“大乙”商汤所在的乙族为王族，却也不得不吸纳还有相当大势力的夏族，甚至将夏族作为王族之中的“甲族”，与乙族同掌权力，在甲日享祭。

夏朝时期的鸟信仰被商代所继承，以使甲族和其他倾向甲族的氏族认可其统治权力。但夏朝毕竟已经成为过去，鸟信仰在商代就一直存在但被敷衍着。

妇好玉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乙族、丁族（伊尹所在的那个族）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甲族逐渐式微，这就成了潘敏和孙全满所感到奇怪的：从天乙止于帝辛，庙号为“甲”的有6个，他们的共同点是：

（1）在他们统治期间(或曾经)“暴虐”，“乱德”，使“殷道衰”。

（2）他们大多不是直系继位于父或直系传位于子

（3）王位的取得似经过争夺，也许不合于当时的“例法”。（《商王庙号及商代谥法的推测》）

还要加上一个，在商代的“集合示名”祭祀中，对甲族有些“区别对待”：

乙未酒系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大戊十、仲丁十、亶甲三、祖乙十、祖辛十、祖丁十、阳甲三、父乙十；（《屯南》4050＋《屯南补遗》244②）[1]

乙未酒系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大戊]……亶[甲]三、祖乙……；（《合集》32384①）

祭祀甲族常常只有三牛，别的先王大多是十牛。大甲是十牛，可能与他受到了伊尹的警告之后变得贤明有关。《殷本纪》说：“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孟子·万章上》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可见他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倒向了乙族、丁族一方，才保住了十牛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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