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惨的女人（1952年上海经过陈毅禁娼）

1949，是所有中国人民需得刻骨铭心的一年，不仅横跨于历史的长河里来看，具有着跨越时代与文化的多方面意义，对切身经历这场变革和洗礼的老百姓们来说，更是一举褪去了“吃人”般残酷旧社会压迫的重要时间节点。

其中，深受万恶旧社会压迫的一个群体就是娼妓。这些可怜的女人们，或因凄惨的身世流落娼门，或因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笑贫不笑娼”地扭曲三观，贪图一时的安逸和享受，懵懂中心甘情愿选择走入歧途。

她们心灵上遭受来自老鸨、龟公们的哄骗，误认为“有酒当醉，乐一日是一日”，被生生磨去尊严和自食其力的本事。

身体上更是面临多重惨绝人寰的伤害，潜意识保护导致不服从的女孩子，会有毒打和跪玻璃渣等众多的私刑，顺从的也会因长年累月的接客，致使患上梅毒等严重的疾病。

这股对娼妓龙卷风一样的伤害力，跟随着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愈演愈烈呈现出烈火焚野草般的危害，仅上海一地的娼妓人数，就破了10万大关，不得不说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娼门合法化”让不少人都有恃无恐，纸醉金迷里打造出了醉生梦死的上海滩十里洋场，国民党从中获得了不菲的税收，老鸨们更是通过操纵女孩子得到了万贯家财，而延伸出的所有风险，全都一丝不落的转嫁在娼妓们身上。

据上海市性病中心防治所于解放前的统计资料显示，仅登记在案的娼妓身患疾病的就高达65%，上海红十字会、同济医院及嵩山区卫生所在1945-1950的就31861名市民抽样检验中，患病率依然有9.03%，共有2880人得性病，相当于每11位市民中，就有一人患病。

所以禁娼成为新中国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更因上海娼门林立，规模可观的就有800余家，成为领导干部们改造的老大难，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对此深思熟虑多年，那么禁娼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呢？经过改造后妓女们又去哪里了呢？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驻扎在南阳，正在为接管上海做准备。

军管会财务接管主任曹漫之，是一位年仅36岁的青年干部，他在与工作人员就接管上海后的工作重心培训会议中，共总结出了三大难点：1.青洪帮流氓集团；2.社会腐败组织；3.各种集团性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三大工作重心里，干部们一致认为，对娼妓的改造工作是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些妓女经过长年累月的接客，尊严早已被消磨殆尽，她们几乎都有着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尤其擅长跟人推拉扯皮，端是让人对她们轻不得也重不了。

并且由于妓女们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差，娼门里安装着当时少见的电灯、电话，衣食首饰也都有人服侍打理，以至许多娼妓打心底里并不愿意摈弃这份工作。

众所周知，改头换面这件事若是双方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那结果自然是见效显著，可若有一方推三阻四不配合，难度就被拔高了许多。

即将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专门组织起领导干部商讨过此事，多次的座谈会上，干部们对“禁娼”这项工作如何进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一解放就禁娼，如此丑恶落后的社会现象，一天都不能容忍！另有些同志持不同意见，认为医疗、救助和安置再就业等条件未跟上就贸然开始的话，妓女们就会流离失所，情况更严重的话或许会成为暗娼，这将会造成比“公开挂牌”造成更惨的悲剧。

陈毅总结完干部们的意见后决定：“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好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妓女这个词必将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掷地有声的一番话，为未来将要根除的娼妓问题打了一剂强心针。

当时虽说不能立马根除娼妓问题，但曹漫之已然开始着手调研，为日后的工作做起了准备。他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与其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都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成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随后不久，公安系统就开始登记妓院和公娼的数字，这些骨干人员进入妓院展开调研工作。据接管专员王凌青回忆，他刚进妓院的大门，就有一名老鸨热情地问：“小姑娘要不要？”见王凌青跟同事没有回答，竟然一直追着拉皮条，直到王凌青无奈亮出公安的身份，老鸨才罢休。

由此可见，上海因国民党的公娼制度，娼门已然明火执仗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就连已担任市长的陈毅，也间接遇见过拉客的妓女。

据《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中所讲述，陈毅有一回在公共舞台看戏，他的警卫员小王正在汽车附近拉警戒线，突然衣袖就被一个女孩子拽住，小王一回头，就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怯生生的竖起两个手指说到：“睡一夜，两块钱，阿要？”把老实的小王吓了一跳，下意识大喊：“你干什么？”才把女孩吓跑。

陈毅得知此事后默默然许久，以慨然的语气对小王说：“你今日吓跑了她，明天她照样还在街上拉客，为了两块钱，可悲啊！”对妓女深切的同情，更是坚定了我党要治娼的决心。

1949年7月，随着上海法院的成立，立即发表了有关“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一批深陷泥塘未深的妓女开始意志觉醒，逐渐脱离娼门，上海的妓女数量有了明显的减少。

接着在一个月后，上海法院又公布“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等14条法令，让妓院开始感受到威胁，一些识时务的妓院开始缩减妓女人数。

9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严格要求登记妓院情况，领取特别执照，不得再私自增加妓女人数等条例，让妓院的生意更是急转直下，老鸨们被规章烦扰，分不出神再责打妓女。

公安局颁布规则的同时，又要求老鸨每日登记嫖客的资料信息，并派民警专挑三更半夜上门巡逻，反复核查嫖客的资料是否登记准确。

双管齐下了一阵子后，嫖客碍于身份和面子纷纷不再登娼门，老鸨既要跟看到规则想离开的妓女周旋，还不能再重新发展妓女，每日又得应付严苛的种种条例和登记嫖客身份，焦头烂额之下许多妓院宣布关门。

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就由最初的五百多家，锐减至79家。经过如此高压态势，依然不关门的这79家妓院明显是一些棘手的硬茬子，再靠条例和盘查这些软刀子，是肯定不奏效了。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多名妇女干部来民政局报到，打算逐点攻克这批难题。

通州路418号，是这些妇女干部集中学习二十多日的地方，也是后来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改造点。

后任教养所所长的杨洁回忆这段学习经历，她表示大家一开始提起“妓女”俩字都觉得耻辱，一度心理压力巨大。

——有一位年仅18岁的妇女干部，得知将要与上千名妓女同吃同住，顿时崩溃大哭，但念及军令如山，又有老同志的悉心开解，依然硬着头皮完成了集中学习，并接下了这份艰巨的任务。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正式下令关闭残存妓院，安排505名妓女送进教养所，但仍有漏网之鱼或在街头拉客、或以舞女、歌女等身份变相卖淫，经过公安局为时十个月的集中清理私娼，又有940名妓女被送至教养所。

此时，通州路418号已有妓女上千人，她们具体经历了哪些改造？后来又都去哪里了呢？上千名妓女齐聚教养所，一时间衣香鬓影攒动，女人们嬉笑怒骂声不断，让以杨洁为首的妇女干部们头都大了。

虽说都是妇女，可两拨人呈现出水火不相容的焦灼局面，妓女之间搭伙说笑，调侃着谁的旗袍料子好，谁的妆容更别致，言谈间还颇为看不上穿着土布军棉服们的妇女干部们。

干部们觉得这样疏远的心里距离，不利于改造工作的展开，经过开会决定借用土改时期“诉苦”的经验，先动员妓女进行诉苦大会，把心中积攒的怨气抒发出来，认识到经受的苦难，从而促进两方的距离。

但效果并不是一蹴而就，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来教养所开动员会时，只见他刚一进门，妓女中就站起了一个领头者，号召道：“姐妹们，哭！”，台下妓女顿时嚎啕假哭，声音之尖利能把房顶都掀翻，只能暂时作罢。

经过开会商讨，当有民警押解着老鸨和院主上台，宣布他们被逮捕时，妓女们的神色开始有了变化。以名叫陈翠英的妓女打头，开始哭诉自己被骗进妓院，亲眼目睹姐妹们被罚跪玻璃渣，最终流血而死的往事......

台下的妓女共情至落泪，开始此起彼伏讲述各自不堪回首的惨烈经历，当听到有的妓女得了杨梅大疮，被担心皮相受损的老鸨用滚烫的烙铁烫去一块肉时，就连妇女干部都动情流泪，干部们也逐渐改变对妓女的看法，发自真心想要帮助她们重获新生，堂堂正正做人。

诉苦大会后不久，医生就来为妓女体检，结果是高达94%的女人都患有梅毒等恶性重病，更有不少人兼有肺结核、心脏病这样的顽疾。要想根治就得有药，陈毅市长得知消息后，指示市卫生局调集治疗性病的专家医生进驻教养所。

经过专家的诊断，要想根治性病需要一种价格极为昂贵的盘尼西林，早期病人需要注射60万单位，至少三十天才能见效。二期、三期病人更需要每日注射10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一百多天才能有效用，前者少说需要一百多万（当时币制），后者更得五六百万。

解放不久的上海，不仅面临药物全部进口的窘境，帝国主义封锁的时局下，即使花费高额的外汇买来药品，通常也得供给前线伤员战士使用。但随后陈毅市长却对着这一难题，果断地做了决定：“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

正因陈毅市长气魄万千的一个决定，大量的盘尼西林运到了教养所，当妓女们得知药物的珍贵性，大家彻底相信了政府要救助她们这件事。

其中有一位脾气极为暴躁，曾经明里暗里抵抗、怪话不断的妓女杨红梅，病愈后更是大受感动，后来直接跑到教养所办公室说：“人家流血保卫家国的英雄志愿军急需的盘尼西林，竟然给了我们这样的人用，我只有拼命干活改造，才能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

可妓女们身体上的疾病虽然得到了救治，长年好逸恶劳养成的恶习却更难改造。由于妓女接客的特殊作息，她们连早起都做不到，干部们督促其起来干活，妓女们就嬉皮笑脸着耍赖，好不容易起了身，还要好一番功夫的描眉画眼，干起活来更是横针不动、竖线不拿，就连一张手帕都洗不了。

干部开会探讨，一致觉得劳动，是让人获得尊严和新生的关键一步。那么就首先从作息时间开始调整，接着让妓女参加简单的劳动，就从轮换着抬桶给大家打饭开始做。

而妇女干部一方面循循善诱，更多的就是通过言传身教让妓女们开始劳动。干部每日抬着沉重的大桶给妓女们打饭，很快她们就觉得不合适，主动要求自己去抬桶，仅过了几日简单劳动，妓女们纷纷洗去了艳妆，正式变为接受改造的学员。

改造过程中，最初就按照常见的标准，采用八小时劳动制，负责抬石子、修操场等体力活，但这些女学员从前哪受过这等辛苦，坚持了一阵子就纷纷编谎溜号。

干部们决定慢慢来，给出摇纱、织袜等各种劳动选择，顿时大家就根据兴趣爱好，选定了喜爱的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过程中，学员的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大家喜悦的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反倒很有能力。

工会见此赠送来手摇织袜机，女孩子们劳动得更加欢快，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专门有一个方队是由年轻姑娘组成，手举“上海市妇女教养所”标语，脸上曾经谄媚、慵懒的媚态一扫而光，满面都是容光焕发的自信。

那么这些经过改造，已经重获新生的女孩子们最终去哪了呢？主要分为三条路，首先就是获得了体面的工作，19人被大工厂录用，更多人或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或去甘肃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疆建设兵团也安置了一批学员。

再者，就是少数家里还有亲人的回了家；另有许多学员收到了同龄小伙的求爱信，结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她们离开教养所时都是感慨万千，数年前还倚门卖笑的日子，遥远得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还能体面地靠劳动赚取收入，还能和年轻的小伙子结成夫妻，成为一个男人的倾心挚爱，被花费心思的用心对待。

当女孩子们佩戴大红花离开教养所时，她们终于可以彻底摆脱那段黑暗和欺辱的日子，如常人一般，体面的在太阳底下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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