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中的唐僧形象（唐僧玄奘的四种形象）

《玄奘取经回长安图》生动描绘了玄奘取经归来时，在长安受到的盛情欢迎。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

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塑交相辉映。

搜索关于“唐僧玄奘”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对没有想到，人们对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许多人是沿着“戏说”的路数，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多种。应该说，作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原本是有很多话题可供言说、研讨的，只是一些人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罢了。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一本正经地从文学作品、历史真实、域外寻踪、民间传说等多重视角，来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独钟、“痴情可哂”了。

说到形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心理学告诉我们，形象属于知觉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象是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而人物形象，则是人们对某一实实在在的人物整体印象的感知。这种感知，往往因人而异。也可以翻过来说，同是这一感知对象，在不同情况下，人们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这说明了：其一，既然感知属于知觉、意识，那么，它就必然会受到感知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亦即意识、观念与认知过程的规定与制约；其二，形象并非事物（包括人物）本身，因而若想准确把握其真实性、准确性，就须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过形象，探其本原，去伪存真。

也正因如此吧，面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象，才确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软弱怯懦，进退失据，在困难面前动辄惊慌流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是非不分，敌我不辨。看上去，白面书生一般，斯文得很，说话细声细气，手无缚鸡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孙悟空来，却蛮有本事，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由于对坚持正义，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为取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美猴王”，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当看到唐僧残忍地惩治、处罚他的时候，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长，读书渐多，通过阅览唐代史书、《大唐西域记》和关于玄奘法师的几部传记，我才了解到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并不是一码事，过去完全错怪了他。

看来，文学形象本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表现为文本中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审美理想的人生画卷。如果把整个文本所揭橥的社会内容比作一台人生戏剧，那么，这些文学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感、表达爱憎、宣示价值取向的不同角色。它们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既具有模拟、描绘现实中的对象（比如唐僧玄奘）的客观性一面，也反映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观性因素。由于其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典型性，因而强化了文学形象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从《西游记》中的唐僧，我又联想到另一部文学名著中的武大郎与潘金莲。据说，武大郎的原型，原本昂藏七尺之躯，相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莲，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属于贤妻良母类型。可是，到了《水浒传》里，却成了两个悲剧人物。在广泛流传于冀东南、鲁西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这对“倒霉”的夫妻有着这样一段曲折的经历——武大郎家贫时，曾受过一位好友的接济。后来，这位友人遭受火灾，房屋片瓦无存，无奈之下便投靠已经当了县令的武大郎，当时心想，发迹了的武大郎，一定会重重地予以酬报。可是，公务缠身又兼赋性木讷、寡言少语的武大郎，虽也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却绝口不提赞助的事。他便心里憋着一口怨气，索性抬腿离开，另谋出路。如果只是一走了之，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岂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时，他气愤不过，想要给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以猛烈的报复，便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编造了武氏夫妇的大量“丑闻”。光是“逞口舌之快”还觉得不解恨，于是又写成文字，随处张贴。这么一来，武家伉俪的丑恶形象，可就在冀东南、鲁西北广大地区传播开了。而武大郎本人却还蒙在鼓里，公务之暇，便全力张罗着给友人重建新房。几个月后，友人回到家里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黄河决堤，在心里上下翻腾，便捶胸顿足，发疯了一般，重循旧路，进行辟谣、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再也无法挽回了。当然，关键还在于进入了谁的耳朵。由于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里，这下可就麻烦了。出生于苏北兴化、喜欢走南闯北的小说家，正在构思《水浒传》的情节，酝酿着给英雄武松找个“陪衬人”，刚好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两人同姓，结果一拍即合。这样，武氏夫妇这两个“冤大头”，可就背上了“黑锅”，永世不得翻身了！

回过头来，再说《西游记》。

它虽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书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师已经被神化变形了，取经故事情节也都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加以虚构的。大约从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经过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踵事增华，敷陈演绎，唐僧玄奘就已脱离了原型；再经过明代正德、万历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这些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高超的想象力，进行艰苦卓绝的艺术再创造，最后完成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创作。就是说，小说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他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一说出生于隋仁寿二年，延后两年），5岁丧母，10岁慈父见背，13岁随次兄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接受传统文化，悟性极高。在净土寺，从师研读《涅槃经》《摄大乘论》，达6年之久；后值战乱，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间师从多位法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学说，学业大进，造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别钦慕东晋高僧法显以“耳顺”之年，历时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伟志；加之，熟读各种佛经，发现各名师所讲的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立志要亲赴天竺（印度），取经求法。

而后的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前一段是取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随丰就食”的逃荒民众中离开京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游学求法。当时，他是偷越国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记》中所讲的，受到皇帝的礼遇，“备下御酒，发放通关文牒，送至关外”。取经路上，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最后到达了印度。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相继访问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后重新回到那烂陀寺。历时19年（一说17年，缘于对走出国境时计算上的差异），行程5万里，返回长安，共带回657部佛经、150粒佛舍利、7尊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中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于玄奘40年、同样西行取经的义净法师写过一首《求法诗》，在佛门中广泛流传。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后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译经、著书。回到长安后，他悉心翻译佛学经典，共译出《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重要经典75部，计1335卷，占唐代翻译佛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其间，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把中华传统文化介绍给了印度等国。

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指玄奘）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玄奘法师于回国后第二年，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辑录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中记录了西游中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还直接继承了烦琐深奥的印度瑜伽派理论，与其弟子窥基一道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当时是皇帝行宫）圆寂，享年65岁。高宗闻讯痛哭，说：“朕失国宝矣！”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鲁迅先生赞颂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这位唐代高僧不仅在国内备受尊崇，影响深远，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印度，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行前，认真研读了《大唐西域记》和由玄奘法师两位及门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时贤往哲的有关著述，结合访问期间的大量见闻，逐渐形成了这位高僧的域外形象。

我们刚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印度学者就说：“欢迎来自玄奘的国度的客人。”交谈中，他们说：“印度”这个译名，就是由玄奘厘定的。对此，《大唐西域记》亦有记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游踪，亲炙他的遗泽，我们按照当年法师走过的路线，首先去了恒河岸边的瓦腊纳西的鹿野苑，寻访了“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的遗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圣地；而后，重点访问了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这是玄奘当日求学问道的世界上最辉煌的佛教研究中心。玄奘到达的当时，这里僧徒有万余人，居住庭院五十余所；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同时开讲，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今天，大自然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可是，人世间的一切已经彻底改观，即便是地面的砖石建筑也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改变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辉形象，关于他的取经求法、讲学问道的动人事迹仍然世代相传。

传说，当玄奘法师一行在旁遮普一带穿行时，碰上一伙强盗，当即被抢劫一空，还险些丧命，随行者都为蒙受损失、担惊受怕而失声痛哭，玄奘法师却朗声笑着，安慰大家说：“诸宝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玄奘取经途中，经过一个小国，住定之后，玄奘宣讲人天因果，赞扬佛法功德，原本不信佛教的国王，听了很受感动，便予以热情接待。夜间，法师两个随从人员遭到不明真相的土人刁难、驱逐，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要予以剁去双手的严厉处罚。法师出面营救，劝说：“众生平等，不要毁其肢体。”国王接受了劝谏，将其痛打一顿，逐出都外。法师的仁慈、恻隐，使当地民众备受感动。上述传闻基本属实，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有类似记载。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谈到，玄奘来到那烂陀寺，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已经逾百岁高龄的“校长”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亲自教授他《瑜伽师地论》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学好问，每天认真研读经书，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多名学者切磋辩论。当时寺内通解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只有十人，其中就包括玄奘法师。也就是说，玄奘的水平，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位列前十名。因为成绩优异，玄奘还获得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升任那烂陀寺主讲，其他僧人则成为他的听众。一位名叫师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学理论上与玄奘的看法不一样，两人进行辩论，数次往复，最后师子光“不能酬答”，原来同意他的观点的学徒渐散，而转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写了论文《会宗论》。论文发表，戒贤大师及大众无不称善。在那烂陀寺，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王先生说，“在那烂陀寺的岁月，可以说是玄奘一生中最精彩、最风光的时光。”

但后来，这处佛教圣地，毁于突厥入侵者的战火，逐渐变为废墟，那烂陀寺之重见天日，要归功于玄奘。王先生介绍说，19世纪中期，英国人统治印度，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处遗址面积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个大学校园。后来，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做对比，才确认这个地方就是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

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有言：印度这个民族“不太重视历史的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因此，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这样，玄奘的精确记述，也就成为了解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国人；他们感激玄奘使今天的印度人知道了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玄奘归国前，还经历了一场轰动“五印（东西南北中）”的讲学活动。当时，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国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与会的有18位国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学者，还有其他人士两千人。大会特邀玄奘法师为论主。玄奘升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说明作论的本意；又由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另外抄写一本，悬放在会场门外，遍告大众，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错误加以驳斥，玄奘法师愿当众低头谢罪。可是，连续五天，竟无人发言问难，出面反驳。于是，全国敬服，同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益发敬重崇拜，再度供奉贵重金银衣物，其他各国国王见状也纷纷效仿，但法师都一一婉言谢绝。

旅居印度的青年学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天，在印度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提起中国，提起两国关系，都是“言必称玄奘”。在20世纪50年代，印中两国合作在那烂陀寺附近玄奘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用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这也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有力见证。不过，印度人对玄奘法师的尊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据义净记载，他在玄奘之后几十年再到印度时，当地佛教界就已经把玄奘当作神来供奉了。在寺庙的壁画里，已经有玄奘的形象；他从中国到天竺的万里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经被作为圣物的象征，出现在壁画的云端。

除了唐僧玄奘在国内和域外的历史真实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还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玄奘加以神化的民间传说，这可以看作是与文学形象相对应的第四种形象。

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49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队伍才得以通过，继续西行。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本可以顺利通行，无须在此耽搁时间。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烈焰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人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热情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经台。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已经熄火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术。经过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这一带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质，因为《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人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映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于唐僧玄奘主要是神化，通天撼地，法力无边；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虽然也有神化色彩，而更多的则是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人民对他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当地也有类似的传闻，但添加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智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漫步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坟墓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浸淋，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观音大士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轻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香火兴旺，名闻遐迩。

前几年我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此举不仅充分揭示了“迢遥万里取经路”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大大补充了过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从而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了唐僧玄奘的不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