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为什么被看成永恒的宣言？凯鲁亚克我们路上见

66号公路完工于1938年，它是美国最早从东海岸通往西海岸的交通主干道。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称它为“母亲之路”。20世纪40—60年代，这条路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往着：不计其数的司机驾驶着飞驰的卡车，靠着运送货物讨生活；流浪汉在路边搭建起简陋的栖身之所，他们无时无刻不期冀着路过的好心人能给予他们最慷慨的施舍。

美国66号公路。/图源网络

50年代的某天，路上出现了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狂放不羁，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对生活十分苛求，希望拥有一切，他们对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顾，但他们渴望燃烧，像神话中巨型的黄色罗马蜡烛那样燃烧，渴望爆炸，像行星撞击那样在爆炸声中发出蓝色的光，令人惊叹不已”。

当中为首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迪安，另一个叫萨尔。他们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做着离经叛道的事情——数次横穿美国大陆，最后抵达墨西哥。一路上，他们时而搭便车，时而租车。当周围的同龄人正承受着生活与工作的重压时，他们却从世俗的评价体系中逃遁出来。

这群人没有过高的物质欲望，旅行时，他们穿着磨损的牛仔衣，住着破敝的旅舍，吃着廉价的餐食。对于房产、钱财，他们闭口不谈，而文学、哲学、理想与自由，却是他们探讨的永恒议题。

电影《在路上》剧照。

这些人的故事，源于《在路上》一书。写下它的人，正是这几段旅程的亲历者杰克·凯鲁亚克。对读者来说，这位作家并不陌生，因为他不仅依靠这本书掀起了一股文学浪潮，更是通过亲身实践，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范式，从而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去漫游，去探求自己人生的更多可能。

根据法律规定，作者去世50年后，其作品会自动进入公有领域。2020年，《在路上》刚进入“公版”市场的前两个月，我国就迅速出现了十几个版本。豆瓣用户“逍遥书童”更是在他发布的动态里，展示了他所收藏的20本中译本的《在路上》，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读者中，有人将凯鲁亚克奉为“精神教父”，也有人搬出了鲍勃·迪伦的那句评价：“《在路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如同它改变了其他所有人的人生。”2022年，适逢杰克·凯鲁亚克100周年诞辰。在今天，我们仍旧可以透过他留下的文本，去感受那些独立、澄澈与浪漫的灵魂。

《在路上》凯鲁亚克著。

《在路上》的艰难出版之路

1949年的一天，凯鲁亚克和朋友们抵达了墨西哥城（墨西哥首都）。那个夜晚，他们买了当地的啤酒和香烟，相互微笑着，庆祝他们刚刚结束的历时3年的旅途。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设定具体的终点，几个人的共识只有一个——沿着路向前走，直到尽头。

尽管身体疲乏，但凯鲁亚克的内心还是处在巨大的兴奋之中，他对朋友讲：“今夜我将努力去写，并努力去爱，并扼死那些荒唐的念头。我正在抓住血肉中这些该死的变化，满手将它们扔到风中，就是这样。”在那时，他就决定要写一本有关年轻人义无反顾踏上旅程的小说。

1957年，这本小说终于出版，凯鲁亚克毫不犹豫地将它命名为《在路上》。在出版它之前，凯鲁亚克又拿出了7年的时间用于旅行。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他的自传。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带着一股冲劲儿，只用了不到3周的时间，就在一卷30米长的打字机纸上一口气写完了初稿。于他而言，似乎只有用这种充满激情的方式，才对得起那些故事。

2007 年 11月 7 日，凯鲁亚克作品的手稿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展出。/图·视觉中国

然而，出版商却完全不认同他的想法。在通读整本书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书商发现，书中有很多不恰当的设定。譬如，没人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上路，又为什么要在路上做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凯鲁亚克所构建的语言，与其说是人物的对白，毋宁说是某种呓语。

这本与传统文学完全相异的书让出版社很是头疼，但编辑转念一想，那时的市场上并没有这类读物，或许可以试一试。于是，他们给凯鲁亚克施压，希望他可以修改那些过于粗暴和令人不适的描写。为了让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问世，凯鲁亚克照做了，之后便迎来了《在路上》的第一次印刷。

与书商的预想一样，很快，对这本书的差评纷至沓来。其中流传最多、影响力最广的，是杜鲁门·卡波特的说法：“凯鲁亚克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打字。”但在凯鲁亚克看来，自己反而是摸索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方式——自发式写作。

电影《在路上》剧照。

顾名思义，“自发式写作”就是让思绪自主地、不受阻碍地溢出而形成文字。凯鲁亚克在《自发式散文体要点》一文中，把自己的写作比作吹奏爵士乐，他说：“创作就是用文字自由演绎作家的情感，人应该为自己将来可以回忆和欣赏而写作。”

译者陶跃庆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过漓江出版社版本的《在路上》，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自发式写作’很真实地记录了凯鲁亚克所能记住的原始状态的生活，他把他的经历基本上忠实地写下来了。”在陶跃庆看来，去探究这本书的真实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型，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书中获得共鸣，或者通过书获得更多内容，也许这才是我们判定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

《在路上》陶跃庆译本。

“垮掉的一代”，

被人们误解了吗？

在大多数人批判《在路上》是一本“不堪一读，诲淫诲盗”的读物时，《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书评转变了人们的评论方向。书评写道：“在一个强劲的时尚瓦解人们的注意力和挫钝人们的感受力的时代里，它作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出现了，它的发表自然堪称历史性大事。”

与此同时，一个将伴随凯鲁亚克一生的标签出现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领军人。事实上，上述概念正是凯鲁亚克所提出的。他说：“它并不意味着疲惫或是沮丧，因为它如意大利文‘beato’那样，意思是‘天使般的幸福’，处于极乐至福的状态，如圣·弗兰西斯那样热爱生命，要对所有人都坦率诚恳。”

凯鲁亚克的时代经历着剧变。/电影《在路上》

但在中文的语境当中，读者还是常常会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代人身上的特质。人们天然地以为，“垮掉的一代”就应当是反叛、桀骜与不谙世事的。但实际上，陶跃庆认为，凯鲁亚克所用的“Beat”一词翻译成“垮掉的”并不完全准确，只不过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现阶段也只能这样传播了。

陶跃庆说：“‘Beat’应当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是指音乐的节拍，凯鲁亚克对当时流行的Pop音乐和布鲁斯音乐非常着迷。另一层，是凯鲁亚克的一种观念，他觉得那代年轻人应当是跳动的、活跃的，而非沉默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按照自己认同的价值去生活。”

霍尔姆斯在《这就是“垮掉的一代”》中就曾写道：“关注信仰的失落是‘迷惘的一代’的特征，对于信仰的渴求才是‘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凯鲁亚克与同代人都经历过时代的巨变。他们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刚刚步入成年，又有不少人作为军人，踏上了二战的征途；等他们回归社会后，“核威胁”与“冷战”再一次将他们掷入无所依凭的境地之中。

对于信仰的渴求是‘垮掉的一代’的特征。/电影《在路上》

而“垮掉的一代”在文学上的登场，则大大缓解了这代人的虚无感。尽管他们有过一些过火的行为，但起码这个特别的文学流派，在一段时间内撼动了当时的主流价值体系。在他们的行为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直面生活与自我。

在陶跃庆看来，《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这代人，用跟当时社会主流的氛围产生碰撞的方式，赋予了美国文化更多元的选择。像鲍勃·迪伦之所以成为20世纪60年代反战文化、流行文化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汲取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养分。”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在陶跃庆的回忆中，20世纪90年代初，《在路上》就已经在文学圈内引发了一定的轰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凯鲁亚克描摹了美国社会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在书中能看到一些反常规甚至禁忌的东西。

他说：“这本书最初的设计就很香艳，这也非常符合那时候地摊文学的风格，人们都会觉得，那就是‘垮掉的一代’真实的样子，很多人也都希望尝试一下那种生活。”但很多人在看过之后，则产生了复杂的心情。人们在这部无法严格归类的作品里，读到了反战、思想解放与自我觉醒。读者们逐渐意识到，这部作品并不只是猎奇的工具，它具有更深远的社会价值。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图·unsplash

经过图书市场上二三十年的传播，凯鲁亚克在国内为更多人所知晓。就算没有亲自读过他的《在路上》《镇与城》等代表作，人们也会在一些文章中看到他曾经写下的字句，譬如：“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如果做一个公开问卷——有多少人用过这句话当作社交媒体的个性签名——相信用过的人数绝对不少。

与这种广为流传的金句一样，凯鲁亚克所传递出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也潜移默化地渗入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人们常把“说走就走的旅行”挂在嘴边，也会时常羡慕新闻里发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呐喊的人。这或许都反映着，人们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冒险与探索。只是有时候，碍于现实层面的束缚，大家无法付诸实践。

而在看过凯鲁亚克的作品后，很多人会产生即刻就出发的冲动。至于想去实现什么目标，好像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预想中的旅途会像《在路上》所写的那样：“他们找到了，他们失去了，他们拼命寻找，他们又找到了，他们欢笑，他们呻唤。”人生的旅程不正是如此？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电影《在路上》

多年过去，凯鲁亚克还在用旧时的声音向我们传递着那个观念：“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他曾在书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你的路是什么呢？伙计！——圣徒的路，疯子的路，虚无缥缈的路，淡泊悠闲的路，还有什么路？”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问题是怎么走，走到哪儿。”

1959 年，凯鲁亚克在听广播 。/受访者供图

回归现实，他又和朋友说：“我要再和生活死磕几年。要么我就毁灭，要么我就注定辉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了，请向我开炮。”

令人惋惜的是，凯鲁亚克在短暂的辉煌过后，被疾病毁灭了。

1969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的时候，他只有47岁。如今，他已经成为某种符号式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这个世界上的一批人。最后，借用痛仰乐队的一句歌词，向凯鲁亚克说一声：“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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