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谈读书方法（清华思客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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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在晚明、盛清时代络绎于途，前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福音，难免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引起纷争。这些争论传导到欧洲，引来质疑，更需要为之辩解和说明。于是，为了获得教廷的支持以及欧洲教俗世界的理解，传教士们就有意地介绍和传播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在各类中国经典文献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翻译和介绍儒家的“五经四书”。

利玛窦

耶稣会士说，“五经”在中国人中就相当于欧洲人的圣经，其他有些许权威性的书都只是这些书的副本或对它们的解说。最突出的是“四书”，“四书”是对前述五部书的精华和典例的摘要，其中的前三部分是孔子编辑，论述法律、学问、品德方面的著名人物的教诲、释义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与前三部分的总和一样长，是晚于孔子100多年的孟子所写，这部分充满智慧、巧妙与辩才，也充满严肃和富于道德性的格言。“四书”表现了伟大的统治艺术，被认为是一个完美政府的行为规则，其权威性不亚于“五经”，尤其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并成为中国人的学习基础。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在澳门的时候就翻译了儒家经典，当然最受重视的是“五经”，有10人翻译了15部。其中，《易经》长期被耶稣会士主流认为是迷信作品，故而相关的译作没有机会刊行。《礼记》也被认为有不少迷信内容，命运类似。而《书经》是耶稣会士最为重视的经典，所以“五经”中不仅它的译作版本最多，而且刊行的也最多。

比“五经”更受推崇的是“四书”。四书各篇译文共25篇，有56%在译作问世的时代立即得以出版，比例之高为其它类别译作无法企及，就各篇而言，只有《孟子》的出版率较低。推崇四书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其篇幅短小，另一方面则在于“四书”是当时中国文人的入门读物和基本学习对象，耶稣会士想结交士大夫就得先接受四书，利玛窦曾确定以四书为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教程。出于教学需要，翻译四书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一代代传教士又总想进一步完善译本，所以四书的翻译工作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8世纪晚期。

“四书”第一个出版的译本是公元1662-1669年间在建昌、广州和印度果阿陆续出版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在其列。参与翻译的耶稣会士有17人，作者题为殷铎泽（1625-1696），4人任监督，12人校阅。虽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钦定四书注疏本，但耶稣会士碍于朱熹的无神论思想没有选用，此次翻译选定的蓝本为张居正的注疏本。张居正的注疏被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他有时批评理学家，这点令耶稣会士比较中意，而且张居正的语言直白易懂，也是被选择的原因之一。这个译本后来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带往欧洲，附以其他内容，题《中国哲学家孔子》之名，于1687年在巴黎重新出版，在欧洲名声大噪，法国、荷兰、德国的杂志纷纷发文介绍。这是一个拉丁文版本，随后，1688年出版法文本，1691年又在伦敦出版英译本。柏应理刊行的这部书是耶稣会士提供的论述中国人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受到欧洲知识界的广泛注意，直到18世纪，许多欧洲学者还是以此书为了解中国的基本材料。

四书第一个包括《孟子》在内的完整译本出自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9）。卫方济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拉丁文本《中国典籍六种》，除《大学》《中庸》《论语》之外还有《孟子》《孝经》《小学》。卫方济的译本可能参考了殷铎泽等人的版本，但他谨尊朱熹的注疏而只以张居正的注疏为辅，所以有些翻译与耶稣会士们习惯接受的解释不同，或者说有些犯忌，由于柏应理推出的那个版本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卫方济的译作不如《中国哲学家孔子》普及。

儒家经典及孔子哲学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中华帝国全志》的作者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介绍说，孔子的全部学说意图恢复人类天性，使之具有它从天堂所接受的旧日的荣光和最初的美丽，而这一切已经被无知的黑暗和蔓延着的邪恶所排挤。孔子设想中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服从上帝，尊敬和畏惧他；爱邻如己，克服不检的癖好，决不让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而要服从理性，在所有事情上听从它，不做、不说、不想任何与理性相悖的事。由于他从来都是言行一致，再加上他的慷慨、谦逊、温和、节俭、蔑视纵情享乐、并且一向慎于行，他本人就是他所教导之格言的模范；国王们热衷于邀请他到自己的领地；他在一个国家所做的好工作成为他被其他国家所渴望邀请的一个动机。

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1694-1778）在为《哲学词典》撰写的《中国》条目中高度赞扬中国的道德哲学，并在《道德》和《哲学家》这两个条目中对孔子的道德学说由衷赞美。他在《道德》条中驳斥欧洲人认为异教徒没有道德的观点，并引孔子为例，称孔子没有像某些人构筑一套自然哲学体系那样发明一套道德观体系，因为他发现道德性在所有人心中；在《哲学家》条目中，他更是把孔子抬举为古代的唯一哲学家。伏尔泰说，哲学家不是宗教狂，不把自己树立为预言家，也不宣称自己受到神的感召，因此古代的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或者迦勒底、波斯、叙利亚、埃及和希腊诸国所炫耀的任何立法者都算不上哲学家，他们至多是非常谨慎的“骗子”。而在遥远的东方却有一位古代的纯朴圣贤，他在基督诞生600年前就教导人们快乐地生活，从不设法欺骗人类，他提出的行为规则是世界上最好的，这就是孔子。伏尔泰还引了八条《论语》中的话，说没有立法者曾比孔子更为有用地向人类阐述真理。伏尔泰一再引用孔子来阐述他自己的道德主张，这反映出耶稣会士长期宣扬孔子道德学说留下的深刻痕迹。

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

说明：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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