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耐住孤独才能守住繁华 人生耐得住寂寞

当“差不多得了”成口头禅，当马马虎虎成工作态度，当一夜暴富、一举成名成追逐新宠……讲究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在这些“风尚”面前反而显得刺眼。可知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已是成功。走近数十位国之巨匠，焦急往前奔跑的人儿，你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什么？

《故宫新匠》（节选）

作者/程曼祺

“怎么溥仪的玩具就到了我手里？”

从

车水马龙的北京景山前街穿过护城河，进入神武门，往西走，数步之间就拐进了故宫博物院里一条狭长的甬道，西筒子。

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地点，坐落于西筒子南端的“西三所”。这里是慈宁宫大佛堂北面的一片院落群，清朝时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所谓“300年没进过男人”。如今仍然是故宫的未开放区，不见喧闹的游客，红墙绿树掩映，一晃神儿还以为真穿越回了几百年前的“紫禁城”。

今年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片子的主角正是文保科技部的修复专家。屏幕上，屈峰雕刻着佛头、闵俊嵘在制作生漆、王有亮在给青铜复制品做颜色、王津小心地调试着“乡村音乐水法钟”上小鸟的翅膀。屏幕另一端，年轻的观众用特有的“弹幕语言”表达着对这份工作的向往：“师傅还收徒弟吗？”

木器室现任科长屈峰属于修复专家中相对年轻的一位，他在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之后进入故宫。穿着样式平常的灰色休闲服，屈峰坐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们喜欢把桌子叫“案”。办公室是一间“地价最贵，但条件普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地面依然是大石砖铺就，坑坑洼洼的裂缝和凹陷处散落着一层扫不起的木屑。这些木屑可能来自宋代的佛像、明代的家具或清代的屏风。斜躺在案上的刨子，使的是寻常人家不用的硬木料红木，年纪比屈峰还大，是师傅的师傅用的。

△故宫木器修复专家屈峰

铜器室的高飞自己单独修的第一件东西是小摩天轮“旋转吊车”。吊车有6条长臂，顶端吊着6个小挂篮。高飞后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溥仪小时候的玩具。他觉得挺神奇的：“怎么溥仪的玩具就到了我手里？”

在宫里待得久了，有时候，兜兜转转还能撞见年轻时的自己。钟表室的王津是1977年进宫的，到如今快40年了，经手的钟很多，大多数修完后都送回地下库房收藏。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布展时，王津见到了自己1989年修的“转八仙人钟”，“像见到了亲切的老朋友”，20多年前拆钟、修钟的经过历历在目。那会儿他是27岁的小伙，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再做5年就要退休。

△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

“他们

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叶君说。在拍摄过程中，这群修复专家的“慢”，让他印象深刻。拍摄那会儿正是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展览的筹备期，对修复师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赶”的时候了，但拍摄团队看着他们还是觉得慢。刚开始拍的时候，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拍摄素材没有区别，在各科室所见的就是各种“摩擦、摩擦”：木器室在擦佛像的手指，铜器室在擦高丽刀的刀刃，漆器室在擦盖满灰尘的瑟。

宫墙之外，是日新月异的北京城；而西三所里，被修复的文物和修复他们的人都遵循着古老技艺自己的节奏。除了大型展览，修复专家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在画纸上描摹一朵盛开的牡丹，把捡到的枯木头雕成一个小痞子，给老师傅画一幅肖像，都是这里的修复师尝试过的“减压”方法。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与故宫打过多年交道，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他想展现的就是“缓慢的、悠闲的、有趣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当代最缺的东西。“你看里面那些小姑娘，气质都特别好，什么样的生产机制，生产什么样的气质。”雷建军说。

在拍完这些慢悠悠的修复专家后，导演叶君目前在帮忙制作“清华人文大讲堂”学术公开课视频。他发现，自己接触到的许多大学生成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跟怀揣着5亿合同似的”。

“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今年

4月，当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时，屈峰忍不住要多给毕业生提个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个年轻人一脸憧憬地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给他泼冷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在第一年里，原则上不能碰文物。刚进来那会儿，屈峰的工作就是慢慢跟着师傅学习技艺，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说实话落差很大，我费了老大劲才考上中央美院，我们专业那年就招了8个人，怎么好像干的就是普通木匠的活？”他说。

到2008年，他遇着了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其中一扇破损很严重，只剩下诗词屏心，下半部分的三块雕龙版都缺损了，需要补全。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版，另一位老师傅刘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雕龙版。屈峰想自己科班出身，一小块透雕单体龙也没什么难的，他一边雕还一边“自我陶醉”。等雕到八成的时候，他去看了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不太对，刘师傅的就是生动，相比而言自己的就看着挺刻板。刘师傅说：“你这龙，身子上的曲线的感觉，不顺畅，没有劲。”屈峰有点悟到了，他重新又刻了一遍。

靠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徐徐回忆着自己多年来感受的变化：“它所表现的这种东西的美感，恰恰是隐藏在技术里的，同样是刻一道线，你没有体会，就是照猫画虎，大概差不多，但没有生气。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条线，你能知道它从起来到收，这中间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屈峰说，这是自己后来工作不断做，性子不断磨之后才感受到的。

现在，他才明白了自己师傅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3个字：“慢慢来。”他想告诉这些来面试的年轻人，“修复文物”不是简单的修东西，关键是能不能长时间地耐得住寂寞。

“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

走进

宫墙、关上院门，这群收入不高的修复专家沉浸到文物世界，手里是传承千百年的技艺，暂时逃离了“流水线”。但走出这个院子，汇入北京城繁忙的人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学艺术的，虽说一般“不好找到稳定工作”，但并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就在屈峰刚进故宫迷茫的头几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经“混得不错了”。有搞大型城市雕塑，赚到很多钱的。“别墅都已经买了两套，北京。”还有的成了屈峰想做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小有名气。但年月增长，宫里那摊“不挣钱”的，似乎脱离现代生活的事，却融入到了每个人的气质里，附着他们的身溜到了宫外。

屈峰的一个爱好是刻佛头。“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屈峰一边拿着刻刀雕佛头，一边继续说，“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导演叶君如此理解，“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

图/部分自@故宫博物院

大国之路，匠心筑梦！

素描新时代“国宝”

一代代“国宝级”匠人留下的不仅是完美作品，他们以时间创造不朽，使得工匠精神永流传。其成功不计学历和收入，靠的是传承和钻研，凭的是专注和坚守。回顾曾在央视新闻频道特别报道《大国工匠》中出现的17位国之巨匠，向他们学习、致敬！“五一”将至，敬请期待《大国工匠·匠心传世》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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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轰-7A、轰-6K等战机机身大部分零件由于形状特殊、独一无二，且需要将减重细化到每一克，手工打造精密零件是世界通行操作方式。李世峰能将薄如纸、硬如钢的褶皱铝合金板敲击的像丝绸一样服帖，精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被称为“第一榔头”。

导弹舱体结构复杂，即便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造型也只能手工操作。毛腊生的工作就是配制砂子、对铸造导弹舱体的砂模进行造型，从业39年专注给导弹穿上耐高温、耐高压的“外衣”，9.3大阅兵，他制造的产品第四次出现在共和国阅兵庆典上。

徐立平，火药雕刻师，负责用钢刀雕刻固体发动机火药。固体发动机火药用于导弹，其表面精度决定导弹的射程精准，雕刻过程中若超过误差范围，甚至可能引起爆炸。徐立平从业28年，零失误，经其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这让他的师傅都望尘莫及。

千分之三毫米，头发丝的1/25，这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钳工方文墨，一个体重200斤、身高1.88米的“大块头”，十年一日，每日苦练四小时，一年练坏200把锉刀，硬是锻出一双“神手”，纯凭手感打磨歼15、飞鲨战机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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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30多年来，航空“手艺人”胡双钱创造了打磨过的零件百分之百合格的惊人纪录。有一次，生产急需原本要靠数控车床完成的零部件，老胡手工救急，0.24毫米、头发丝粗细的孔，他打了36个，一次通过检验。

宣纸从投料到成纸需100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是捞纸。经捞纸工周东红之手捞出晒成的宣纸，每张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30年来，他始终保持着成品率100%的记录，他加工的纸也成为韩美林、刘大为等著名画家及国家画院的“御用画纸”。

在工作时，港珠澳大桥钳工管延安要进入完全封闭的海底沉管隧道中安装操作仪器。按照规定，接缝处间隙误差要小于一毫米，他却能做到零缝隙。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全凭自学成为这项工作的第一人。他所安装的沉管设备，已成功完成16次海底隧道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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