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千里集（顾千里与黄丕烈的）

乾隆五十年(1785)，顾千里二十岁，黄丕烈二十三岁，都正值青春韶华。那时，顾千里在群星闪耀的吴中已经小有名气，在钮树玉、瞿中溶、李锐、臧庸、顾蕴这一群学者朋友中赢得了“万卷书生”的雅号；黄丕烈则在长洲县庠做少年登第的科举梦，在其座师大人、两度参加编纂《天禄琳琅书目》的彭元瑞影响下，他在苏州藏书界开始崭露头角。

就在此年，顾千里和黄丕烈这对“最相得”的书友因《鉴戒录》结下了翰墨因缘。宋椠《鉴戒录》十卷，为项元汴家旧藏，上有曹寅、朱彝尊、王士禛等名家题跋。顾千里在徐七来家得到此书，欣喜不已，告诉了朋友程念鞠。念鞠多金，从千里手中豪夺而去，召集了一群好书者如金德舆、方薰、鲍廷博、赵怀玉等举行赏书雅集，赵怀玉还乘机借观重校。黄丕烈听闻此事，对《鉴戒录》心向往之，然而与念鞠不熟，不好意思索观。一天，顾千里塞给他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二册薄薄的书，“鉴戒录”三字隽秀飘逸，墨气犹新，分明是千里的手迹。原来，顾千里见黄丕烈寤寐思之，就从赵怀玉那里录出一本赠予丕烈。二十年后，宋本《鉴戒录》辗转归了黄丕烈，他想起前尘往事，在题跋中念念于千里的“朋友之情固笃”。关于宋本《鉴戒录》后来的命运是这样的：它同黄丕烈的大部分藏书一样，归于苏州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后被翁同龢收藏，2000年随常熟翁氏典籍一道归藏上海图书馆。而千里所抄的那部，杳无消息，不知尚在天壤间否？

至此之后，两人经常一起赏奇析疑，往来频繁。黄家位于苏州城西王洗马巷的小小庭院“莞圃”是他们最常盘桓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胪列宋元，校完补阙，厘舛正错，标湮举沉，得意处，写一段书跋以志心情。嘉庆元年(1796)，顾千里受黄丕烈聘请，做了他家的西席，并为黄家校雕古籍。千里学问精湛而负才傲睨，性情又刚果，打心眼里瞧不起臧在东、孙怡谷这样陋而无识的所谓学问家，经常在辞色中表现出对他们的不屑，故一生困顿，谋食艰难；而黄丕烈是个平和妪煦的谦谦君子，于父母是孝子，于朋辈为挚友。然而，性格差异极大的两个人却因为“惜书”而相知最深。他们朝夕相处，握手言谈，一起去城隍庙前陶氏五柳居、山塘钱氏萃古斋访书，玄妙观更是他们最常驻足流连的地方——那里的书坊多而精，墨林居、带经堂、学山堂、师德堂……每遇奇秘本，则欣喜若狂，必先第一个告知对方。有一次，黄丕烈在一家古董铺觅得了一部元刻《稼轩长短句》，如获至宝，喜滋滋跑到回家与顾千里共赏。黄家藏有不少宋元词集，皆为精抄或旧抄，元刻只能是想想而已，今天居然搜到了元刻！就在苏州铺子的一个冷摊里，而且只用了七两白银！顾千里也为朋友感到高兴：这样的宝物，竟然以贱值得之，这是上天垂怜而让我们与它相遇。两个书痴为这件事高兴了好几年，直至嘉庆八年（1803）黄丕烈还在《东坡乐府》二卷的题跋中作深情的回顾。

由于深知彼此的“惜书癖”，有时候他们连自己最喜欢的书也会毫不犹豫转让给对方。有一天，黄丕烈在顾家的小读书堆看见顾之逵在请人影写一部旧抄本《建康实录》，墨古纸雅，字迹秀美，心下着实喜欢。询之顾抱冲，说是千里的书。黄丕烈知道千里惜书成癖，不好意思夺朋友所爱，虽然一心向往，到底还是没说出口。后来，黄丕烈又在苏州大藏书家周香岩处见到了该书的宋本，回去马上告知顾千里，千里拜托他向周家借出来一校。不久，千里对黄丕烈说，我的这个旧抄本啊，得自朱氏滋兰堂，就是从周家的宋本出的，因为不是影写，所以行款不同，脱谬也多。现在我将宋本与之一校，它就成了一个好本子了。我知道你“垂涎”它很久啦，现在就将它送给你吧。黄丕烈非常感动，想着千里的从兄抱冲和大藏书家袁廷梼也只不过借抄，而现在千里居然割爱，“涧苹之厚余可谓至 矣”！黄丕烈感其厚意，以十五两白银相赠。这个本子后归昭文张金吾爱日精庐，现不知尚存否。

藏书家时时要发作“惜书癖”，黄、顾二人尤甚。嘉庆三年（1798），黄丕烈从鲍廷博处得到了一份待售书目，上有好书累累：元吴草庐《春秋纂言》、大字元本《唐律疏议》二十四册、宋刻《孟浩然集》五册、宋刻《韦骤集》、宋刻《林之奇集》等等，其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新雕重校战国策》，为宋椠之极精好者。这部书黄丕烈惦念很久了，几年前，他赴京城参加礼部会试，在旧货摊上捡得两枚宋版《战国策》的书签，仿佛买了一个精美的空匣子，让人对那不知所踪的珍珠魂牵梦萦。现在，系思不已的《战国策》居然真出现了，这难道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么？急忙与顾千里商量，准备与之买舟去浙东先睹为快。没想到，此书为桐乡金德舆桐华馆所有，金德舆与黄丕烈有隙，说起来也与书有关。黄丕烈藏有一影宋抄孙之瑜的《唐史论断》，金家曾托程念鞠来借抄，但黄丕烈的“惜书癖”突然发作了，说什么也不答应，由此得罪了金德舆。这次鲍廷博携书目来苏州时，金德舆再三嘱咐：这部《战国策》，可归袁（廷梼），勿归黄（丕烈）。经过再三斡旋，这年冬天，黄、顾二人终于在袁廷梼的五砚楼见到了这部古香馥郁的《战国策》，不胜感慨，而价格也由原来的白银五十涨到了百两。黄丕烈刚买了宋本《咸淳临安志》，摒挡殆尽，才得六十两，而千里又家无长物，最后向钮树玉借贷才将这部奇书归寓插架。为了庆祝此书归藏，黄丕烈请钮匪石、袁廷梼、夏方米及千里题诗其上，自己也做了一首诗以述得书始末。千里的诗中有“我获铭心赏，君担交臂愁”句，算是对黄丕烈“惜书癖”的小小调侃。该书后来经汪士钟、韩应陛递藏，归潘宗周宝礼堂，现藏国家图书馆。

顾之逵故后，小读书堆藏书渐渐散出。一日，黄丕烈在顾家看到一部残宋本《西湖林和靖先生诗集》，于是向主人借来与家藏的明版一校，觉得宋刻之妙，虽残缺而获益滋多。千里说，这样的好书世上不多有，应当抄录一个副本藏在士礼居中。抱冲已故，他的书我们再也不能经常看了，现在能有一个副本时时展玩，就仿佛见到故人一般……黄丕烈听后叹息欷歔，拿出珍藏已久的旧纸，请千里手自影摹，自题签至跋语共三十四页，与顾之逵的宋本无纤毫差异，哪怕是汲古阁的影宋本再世，其精妙也无以过是。后来，这本顾千里影宋抄经由汪士钟、杨绍和、张允亮递藏，最终归藏国家图书馆。

这样两两相得的日子他们一共过了五年。嘉庆六年(1801)年初，黄丕烈北上会试，顾千里则应阮元之招赴杭州入十三经局，馆事既解，宾主之欢遂散。然而他们的友谊仍然持续发展。这年除夕，黄丕烈于读未见书斋中罗列排布家藏宋刻经史子集，举行第一次祭书典礼，遍邀患有“惜书癖”的同道者，饮酒赋诗，同人倡和，顾莼、陶梁等均为座上客，千里尤其开心。祭书之后，大家一起鉴赏黄家所藏的各种善本珍椠，交流藏书所得，切磋校勘经验，分享惜书趣事。杭州十三经局虽然学者云集，但顾千里其实颇感寂寞，他跟黄丕烈说，苏杭两处古书之多与讲古书人之多，杭远不如苏。嘉庆七年(1802)六月，顾千里归家省亲，在金阊书肆碰见了黄丕烈，两人聚谈半日而别。将别去，顾千里又叫住黄丕烈，在路边轻声告诉他，有一部书，铭心绝品，这部书的主人只能是你，也只有你才能识得这部书的价值。黄丕烈的“惜书癖”顿时发作，连问这是什么书。顾千里说，这部书虽然不是宋刻，但其价值和价格都丝毫不比宋刻低，它就是影宋抄《韩非子》，为钱遵王、季沧苇两家递藏。此书从汪启淑家散出，被一无名之辈所得，书商托我问问你，但索值高昂，四十两白银啊。黄丕烈一听有此等好书，心下大喜，急欲观书。子书中的《管子》和《韩非子》向来少见，黄丕烈所收的子书，以宋刻为多，只有《管》、《韩》失收，《管子》残宋本他曾经见过，而宋刻《韩非子》，则闻所未闻，今天居然能看到影宋抄，岂不大快乎！黄丕烈立刻向友人筹措白银，最后以三十两购得。然而，黄丕烈得见全书，已是三日之后矣，原因是顾千里爱不忍释，迁延数日，但是家贫力不能蓄，最终一狠心归了黄丕烈。顾千里有一些些怅惘：也许每一部书都在寻找自己的主人吧，比如这部书，它的因缘就结在莞圃黄君那儿。这部述古堂影宋抄《韩非子》后归汪士钟，又经无锡孙毓修之手，再归涵芬楼，现藏在国家图书馆。

顾千里离开黄家后，生活一直颇为艰难。嘉庆八年(1803)，因与杭州十三经局中的学者意见相左，千里愤而辞职，家境立即陷入困顿。此时，黄丕烈从千里那里买了好几部书，以这种方式对千里的生活予以周济。他用每部番钱二枚的价格易得千里藏明初刻本《中论》、《越绝书》、《贾子新书》等，还用十八两白银收得千里的宋刻《茅亭客话》，解了千里的燃眉之急。秋天，顾千里从黎川回来，黄丕烈访之思适斋，千里说，我有一元延祐庚申（1320）刻本《东坡乐府》，虽然不是宋刻，但亦可宝，想让给你。黄丕烈开卷一看，发现这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曾经文徵明、季振宜、徐乾学、鲍廷博等人的收藏。那时，黄家银钱日紧，但一看见宋元刻他还是不计代价发作“惜书癖”，引得家人常出怨言。囊中羞涩的黄丕烈咬牙卖了几部书，筹措了二十四两白银，再加上一部日本刻《简斋集》，向千里易得《东坡乐府》，与从前捡得的《稼轩长短句》，可谓是苏、辛合璧了。这两部词集后来均归汪士钟，又经过杨绍和、周叔弢递藏，最终归藏国家图书馆。

嘉庆十年（1805）春天，在安徽庐州知府张祥云处授徒的顾千里将写好的《百宋一廛赋》寄给黄丕烈。秋天，千里将去山东孙星衍那儿谋食，趁回家看老母亲的机会，与黄丕烈商定其所作之注。九月，顾黄二人合作的《百宋一廛赋注》刊成，这是清代第一校勘学家和第一藏书家的合作，两人在文中历数宋元刻本的版本源流，津津于搜集经籍无限乐趣，其“惜书癖”成为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嘉庆十一年（1806）冬，黄丕烈大病五十余天，濒死者二，痊愈后更号曰“复翁”。第二年春天，顾千里在江宁买得旧抄本《铁围山丛谈》残本二卷，怀疑可能是知不足斋藏书，但手头上又没有鲍氏丛书，没法勘对，于是寄赠黄丕烈，请他来下一个定语。那时，顾千里在江宁知府张敦仁处校书谋生，得知黄丕烈死而复生，忧虑且喜，频频以谈论古籍来传递音讯。冬天，顾千里自江宁归里，见到容颜消瘦的老友，写了一首《复翁诗一首卅六韵》相赠，诗中有“复翁复生书不死，远信初闻杂惊喜”的庆幸，有“归来见面为我泣，益信于翁是知己”的慰藉，有“哀伤吾道多榛芜，谁解垦辟施覃耜”的悲凉，也有“今者弗死岂偶焉，放佚群编待统纪”的坚定。最后，他概括了黄丕烈与书的因缘:“翁能传书书传翁，千秋不朽靡涯矣。”并且祝福老友能够“复哉复哉无恙耶，肯任百年驹隙驶”。这首诗既是写人，也是自况，两位惜书成癖者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十分红处便成灰，繁华过后，荒凉往往接踵而至。嘉庆十三年（1808）后，顾千里与黄丕烈突然交恶，渐至交绝。关于这段公案，学者李慈铭、王欣夫、神田喜一郎、刘盼遂、汪绍楹、李庆等多有论及，以为与段玉裁有莫大的关系。顾千里因才学出众，曾经深得经学大家段玉裁的赏识，但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十三经局中，两人就已经因《注》、《疏》萃刻始于何时的问题而暗生嫌隙。嘉庆十二年（1807）以后，因议《礼》二人再起争端，针对顾千里的《学制备忘之记》，段玉裁连写七封信与之辩论，顾千里也回信一封反驳段说，双方的措辞都非常激烈，二人从此彻底决裂。段玉裁是受人景仰的前辈，顾千里是一生相得的 知己，夹在两人中间，黄丕烈实在是左右为难。黄丕烈为人孝谨，觉得顾千里与段玉裁争执为“唐突前辈”，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故在书信往来中偏袒段玉裁，称“先生年高学邃，久已当代钦仰，千里以后起之俊与先生抗衡，同辈实所窃议”，“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之老人，与脑满肠肥、初学执笔者斫斫相争乎哉”。顾千里得知这些话后，伤心愤怒至极，他才高气锐，性格真率，对黄不烈一直以知己相期许，不成想得到如此评价!从此后，两人交往骤减，互相校跋之书几乎绝迹，从前相携逛书肆、评宋元的好日子仿佛被大风吹去，连踪迹都找不到了。而士礼居所刻之书，再也没有顾千里精严的校勘，翔实的校订，那种两贤相得益彰的美好，一去而不复返了。

顾、黄绝交后，千里驱走四方，替人校书糊口，这位“清代校勘第一人”，毕生精力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境遇一直困窘，过着“索居门径深蓬蒿，四壁卧听风萧骚”的生活。黄不烈晚年常常回忆与顾千里得一善本则赏析摩挲的时光，他见到李子仙手临千里校本《广韵》，不禁感慨：“段(玉裁)、李(子仙)皆作古人，涧苹又交绝。”那时，黄丕烈因经济紧张。所藏的宋元本开始大量散出，大部分转让给了同城汪士钟的艺芸书舍。道光五年(1825)八月三十日，黄丕烈病逝，彼时，顾千里正埋头于《唐文萃》的校勘中，欲撰《唐文粹辩证》。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十九日，七十岁的千里因中风五年，不堪疾病和贫穷的折磨而默然离世，也有资料说，千里是饿死的。

二人身后颇为萧条。顾千里文孙瑞清字河之，秉承家风，在科举上甚至超过了祖父，中了个举人，然而还是四处谋食，穷困潦倒，后来死在上海。他曾在吴县潘世恩家做过熟师，千里的手泽、遗文，多赖其收罗整理，编成《思适斋集》二十卷。黄丕烈后人鲜有能继承藏书之业者，丕烈故后，家道迅速衰落。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入苏州，黄氏后人十二人溺水自尽于黄不烈坟前的池塘中。百余年之后，吴县学者王大隆尽力收集顾千里、黄丕烈经籍题跋及杂著集外文，共六种，编为《黄顾遗书》，使两位先生关于“惜书”的佳话在世间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