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南服装工业园区（特写南方服装厂）

记者 | 高佳

编辑 | 刘海川

“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

程青坐在工厂外的板凳上，轻描淡写地吐出这句话。

“70后、80后老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开始读中学的孩子，90后、00后不可能来做服装这类劳动型的工作。”

为了稀缺的工厂劳动力，他3年前把服装厂从浙江省温州市迁回老家湖北省荆州监利，厂房租在城区服装产业园上信城。1990年代，大浪潮让服装厂在更南的南方遍地生芽。这些年，最早几批"打工仔""打工妹"老了，陆续回到家乡。服装厂也跟着这些人回到原点。

这个县城1800年前就有了，因“监盐渔之利”，取名监利。和中国内陆的许多县城一样，人们从1990年代开始离开，去城市打工。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在湖泽广布的地方，乡村自建房开始沿水铺陈，像顺着标尺的刻度整齐展开，城里的住宅接连拔高，建到了33层。

早有人窥见县城的前景。监利有154.6万人，是湖北省人口第二大县，在2020年迎来地位的提升。6月，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告监利撤县设市。街上许多标牌没来得及换，写得还是“监利县”，十字路口的标语都重刷过，写着“建设荆州市域副中心”。

年轻人普遍乐观，一名25岁的男孩从武汉回到监利买房、创业和生活。他想：“县升到市，肯定是在发展。”这个年轻人的创业已经做了两次转型，从西餐到鸡尾酒，现在，他又做起精酿啤酒，面对的消费者越来越年轻，目前以95后为主。

有些人回来是为重新获得对生活的主导权。监利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有约50万，一名服装厂工人说：“在广州，我走在哪想坐在哪，坐在哪想睡在哪，整个人没精神。”3年前，她决心返乡，放弃七、八千元的收入，能得到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常。

这是人厂相互牵引的结果。回家的工人说，如果不是有服装厂从沿海城市迁回自家镇上，她肯定不敢回来。工厂老板也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回来的工人，工厂回流也没有意义。

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给县城带来“第二春”。监利身上有许多中西部县城的影子。它离上海、香港这些国际大港口超过1000公里远。在这里，县城特色和地理民俗相关，县城性格在商品经济时代显得无关紧要，生活的主题是平淡。以往，当监利人想去城市，他们驱车一小时到岳阳，一个半小时到荆州，两个半小时到武汉。现在，监利准备成为更大的城市，人们便摸索那些还未显现的变化，寻找自己在城中的位置。

小城默默变大了

"不知道大家走没走过沙市（荆州中心城区）到监利的103省道，这条公路破得不行，荆监一级公路2010年12月对外宣称开工，时至今日没动一铲，老百姓都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这是当地一位网友在2012年向荆州新闻网投诉。

10年前，荆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称得上恳切：“您希望监利交通加快发展，荆州经济快速振兴，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愿望。发展交通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它不仅仅是交通一个部门的事。”

受制于分洪区的地理条件和政策要求，直到2012年，荆州才通铁路。监利周边江陵、洪湖等县市，直到2016年才有了高速公路。居于省界，监利的路网密度相较其他地区更低。

2021年，网友仍在问相同的问题：“荆监一级公路监利段什么时候修好？”

10年后，监利撤县设市，荆监一级公路监利段升级为国道G351建设项目。监利市交通运输局回应关于修路的提问：“目前正处于前期工作的早期，刚开始绘制施工图纸，动工日期还不能确定。”

监利人太明白路的重要，因此在2022年，当人们听说监利要建火车站、通高铁，即便对建成时间各有揣度，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了信心。“等有了高铁就好了。”他们说。只有监利市发展和改革局一名工作人员讲话谨慎，他没估摸时间，只说：“要建铁路，说了有20年了。”

监利人的信心不是突然就有的。今年25岁的杨奎，2012年从重庆搬家到监利，“来的时候，监利没有电梯楼和商场，最大的建筑是中百购物中心。”那时赶上武汉中百集团在省内扩张，中百监利购物中心在推广时被称为湖北农村开设的首个迷你“摩尔”（注：mall，商场）。

最近几年，mall接连出现。2020年，由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投资的宏泰广场开业。它建在城中心，规模是中百购物中心的三倍大，入驻门店几乎都和“吃”相关，有麦当劳、DQ冰淇淋、良品铺子、三只松鼠，还有许多奶茶店、四川火锅店和一家永辉超市。

更早前，2017年，监利城北有家百晟广场开业，华为授权体验店、小米之家、国美家电开在这儿，这里还有监利的第二家肯德基和第二家屈臣氏。

人气最火爆的店铺属于沈涛。在监利，他是最早联系优衣库和CoCo饮品店谈加盟的人，“但对方都说城区人口没有达到50万，不肯来。”后来，他找到了瑞幸咖啡。2022年年初，瑞幸咖啡把第2228家联营门店开在百晟广场，沈涛发抖音，介绍这是华中地区县级市首家瑞幸店，他称这一条视频得到11万个赞。

在宏泰广场的一家连锁火锅店，一个监利人问我，“你觉得外面有什么是我们这边没有的？”

“应该基本上都有了。”他没等我回答。“除了那种大型的商场。”他说。

更少的成本

监利正在经历人口回流。《荆州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2020年，监利常住人口有112.08万人。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1.37万人。

荆州市域内，监利面积最大，3201平方公里，是隔壁江陵县的三倍。它辖区内有多达23个乡镇和管理区，至2018年末，监利中心城区容城镇和红城乡人口有28.59万人，占县域总人口比重不到20%，其他乡镇分布呈分散的“碎石型”。返乡人口中，大多数聚在广阔的乡镇。

出租车驶出城区，直往东走，沿路是成片的平整稻田。司机热情介绍各乡镇特色，他说，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擅长的产业，人们又都擅长在稻田养殖小龙虾。据称，市面上每六只小龙虾里，就有一只来自监利。

车子在汴河镇停下。这是监利面积最大的镇，221平方千米，和重庆市江北区一样大。

周强正站在汴河制衣厂的牌匾下方，往一个铁钩上挂废布料，这些汆成团的废料被装上车，运去湖南做火力发电。

汴河制衣厂在镇中心一家超市的二楼，这里原本是个游乐场，条件很简陋。他说，在外面，这种房子是不能租的。但在汴河镇上，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周强指的“外面”是东莞虎门镇。上世纪90年代初，监利人大批集结到虎门从事服装制造业，虎门也成为监利人的“第二故乡”。

周强10多岁时离家，和弟弟在广东待了近30年，一直做服装。去年，弟弟决定把虎门的工厂迁回老家（有部分仍留在东莞），周强负责家里厂房的经营。回来的主要原因是“老爸老妈年龄大了”，他们也曾把老人接去广东，但老人在外住不习惯。

“在家里，只要人员够，东西配齐，比在外面还好一点。”周强说到，在虎门，原本河南人控制着他所在园区的废品市场。他从地上捡起一片废纸，“这纸原来都卖两毛钱一斤。”他说：“现在要搞环境卫生，政府来处理废布料，我们倒要贴五毛钱。”

这也是一项迁厂的原因。回到家，他至少可以省下处置废料的钱。此外，家里房租也便宜。汴河制衣厂有2000平方，房租一年18万元，算下来，每平方7.5元/月。在东莞，最近转租平台上挂出的服装厂房，房租没有低于10元/月的价格，多数都在15元/月以上。

电费也便宜，“在外面，一度电1块3，家里9毛。”周强说。

工人工资更低。在虎门，他厂里工人也都是老乡，月收入八、九千属于正常水平。在监利，服装厂工人拿到五、六千元，算高收入。

去年夏天，周强回乡时进了本地服装厂老板组织的微信群，那时群里有122家已经迁回监利的服装厂或作坊，一年过去，回迁的数字升到了340。

“回乡创业是一句口号”

“县城大大小小300来家厂，今年开到现在，已经有10家厂卖掉了。”周强给我看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有人正在发布转让服装厂的消息。

稳定的客户和良好的现金流是最要紧的。用周强的话讲：“倒闭的厂，要不是钱断了，要不是客户断了。”

周强的厂房里堆着服装成品，包装袋上写着SHEIN。SHEIN是新晋的全球快时尚行业巨头。2022年4月，媒体称这个中国跨境电商公司进行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现在它的估值高达千亿美元。

周强说，SHEIN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他把它叫做“希恩”。之前有媒体报道，广州可能有一半服装厂都在做SHEIN。

周强他们付了500万元押金，成为SHEIN的供货商。在他看来，押金是实力的证明，又能保证他的经营稳定，他很乐意和SHEIN有这样的联系。“其他外贸公司的货不好结账，而且一不小心他们就跑掉。”他说，“希恩是信誉好、有保障的。”

SHEIN给的多是“小单”（小批量生产），要求一周或十天左右交货。“监利没有自己的货运公司，帮我们拉货的，是隔壁松滋县的货运公司设在监利的分公司。”周强说：“如果我们自己有物流，服装厂的成本还能再低些。”

他每天把做好的货放上三轮车，三轮车把货物从汴河镇载到上信城——这是监利城区一处服装产业园，货运公司的装卸货点设在这儿。然后，货物装上卡车，运到虎门。三轮车拉一次货，要价80元，监利到虎门的货运价格是9毛钱/公斤。同样，服装厂要从广东采购布料，布料的运输也经过两次中转。

把服装厂迁回老家，运输成本是提高最明显的一项成本要素。

汪桥镇的范钢，大概是监利县最早返乡的一批人。他开服装厂时，监利没有物流公司，他把货放在客车行李舱里带去广东。现在，汪桥这样的服装大镇和城区之间有专线，物流公司专门派一名司机每天往返接送货物。

范钢的妻子是汪桥镇人，他是重庆人，现在也可以讲地道的监利话。范钢48岁，先在虎门打拼，2004年和哥哥合伙开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让哥哥留在虎门接单，自己回了监利。

他也讲到货源的重要。“虽说是亲兄弟，但经过我哥一转，我的利润太少了。”他说，监利的服装厂有80%的订单是经过东莞工厂接手后转来的。“现在留在东莞的工厂，大多只接单，或做个头、尾工序，如果货期不紧张，就转到内地做，内地成本更低。”

二手、甚至三手单，没利润，工人的工资涨不上去，因此不稳定，渐渐形成恶性循环。从前年开始，范钢决定自己找客户，做一手单。现在的一个主要客户，范钢称之为“好客户”，给他的工钱和给东莞工厂的价钱相差无几。

“监利的服装厂分散着，老板们要各自找货源。如果能集聚起来，就可能是货源来找我们 ，像虎门那样，名气就起来了。”这是范钢的期望。

程青的服装厂从浙江省温州市迁回家，厂房租在上信城，货运公司隔壁。“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相比以上两位“实干型”老板，程青更会表达：“70后、80后老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开始读中学的孩子，90后、00后不可能来做服装这类劳动型的工作。”

他说话时蹙着眉头，“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慢慢会在沿海地区生存不下去，现在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服装这类行业都在边缘化。”

程青回来快满3年，他妻子回来开厂已经6年，现在他觉得“回乡创业”更多只是一句口号。“我们的电费、物业费、房租都是那么高。”他说，2016年刚回来时，上信城表示对于返乡创业者可以补贴一半房租，这个政策后来没实行下去。

在程青看来，工厂从沿海回流内地是大趋势，也是内地省份的机遇。“如果政府能够引导、扶持起一些印花厂、拉链厂、物流公司，如果制衣厂不用东凑西凑，我们的产业链能完整起来，如果货源能自动流到我们家里，工人能稳定，家里消费就会增长，经济会一直发展。”

他也谨慎地表达观点，“我的眼界就在这个层面。可能在更高层面，在县委的层面，我这想法只是小局观。”

下午5点，货车司机装好了从广东运来的布匹，准备给城区和汪桥镇上的各个工厂送去。“监利的服装加工厂有很多很多。”司机说。周强、范钢和程青的服装厂规模算中等偏大、经营稳定的。像周强，他招了80多个工人，程青有50多个工人，范钢有30多个工人。

“规模更小的那些，它们都在什么地方？”

“每个角落都有，繁华街道也有，巷子角落也有。只是产业园里没有。”范钢和程青都说过，新建的服装产业园很大，很偏，工人都不愿去，他们自然也不去。

我们穿过城区的大街小巷，给近10家大大小小的工厂送了货。在最后一家，一位头发发白的老人正坐在一堆连衣裙前剪线头。“几毛钱一件，她一天能赚几十块。”司机说。在范钢的工厂，也有年纪更轻些、五十来岁的工人做剪线、包装的工序。她们一个月赚差不多4000块钱。

谋划，只是谋划

监利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名为《监利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汇报”）的文件，当中提到一项关于城区人口持续增长的数据：2020年县城城区常住人口约36.8万人，较2019年新增2.9万人。2018年至2020年3年累计新增净流入人口5.5万人，主要以上学、购房和务工人员为主。

杨奎就是在2018年回的监利。此前，他在深圳、重庆和武汉生活，从酒吧服务员做到调酒师，现在，他是监利一家精酿啤酒吧的老板。“监利跟大城市没有可比性。”他说：“但它好在节奏没那么快。”杨奎初中辍学外出打工，自觉“没有学历，跟不上外面的节奏”。他没有太大目标，“回到家安逸，还能赚点钱就够了。”他又强调，更重要的是，在家里，他能照顾生病的奶奶。

杨奎雇的店长比他大两岁，专科毕业，在家人资助下，在武汉开了家麻辣烫店，经营不佳又遇上疫情，亏损严重。2021年夏天，他回到监利，跟杨奎打算不同，“回来是过渡，积累经验，以后还要到武汉去。

瑞幸咖啡的店长沈涛也这么想，“要往上走。”他说。沈涛大学毕业后在广西入伍，2017年回监利。他的计划是：“刚入社会，先在家待几年，有人脉，更容易成功。”

不少年轻人抱着类似心态回到县城。按照规划，到2030年，监利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要达到50万人。“后发赶超是监利最大市情。”监利市委宣传部称，2020年监利市GDP是288.75亿元，全省GDP过300亿元的县市区有36个，过500亿元的有16个。“在这个大背景下，监利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严峻形势。”

关于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监利市发改局工作人员说，最近市发改局多次向上级单位汇报。汇报里称：近两年来，监利市以新型城镇化示范创建为契机，以示范方案编制为引领，着重项目谋划，抢抓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机遇，推进强弱项补短板项目落地，示范创建工作全面启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相比汇报文本，当地一名从事城镇化建设相关工作的政府人员口头讲述则更直接和坦诚：“新型城镇化试点拿到手已经几年了，没什么好处，没有方向，也没有政策和资金。荆州和省里经常来问，‘监利是新型城镇化的试点，你们做了哪些事？快报给我们，我们要汇报了。’”

他坦言：“监利想承接大城市的功能，不好搞。我们离省城有200公里，离地级市有100公里，这个位置想承接大城市的人口转移很难。”

这份汇报中也写到了监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期主要工作：结合《监利市县城新型城镇化示范建设方案》编制，围绕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培育设施四个方面，共谋划项目149个，项目总投资额156亿元。

这名政府人员进一步解释，县城品质提升项目谋划了不少，但只是谋划。“最终涉及到要钱的时候，领导说，‘等一下、看一看、再说吧’。”他说，谋划项目总是相当快，例如下午5点接了通知，明天上午10点前就报上去，好多上报的项目耗时几年都建不起。

在项目推进情况一章中，有一项写道：创新融资机制，助力重大项目开工。其中一个重大项目是投资23亿元的长江生态保护第一期PPP建设项目。

这名政府工作人员的讲述更具体：“长江大保护，7个亿的项目，上面拨了2000万，最后只能申请一个亿政府专项债。”他说：“还有五、六个亿（的缺口）怎么办？只好等有钱了，建一公里，再有钱，再建一公里。”

我提到回流到乡镇的服装企业，我想知道对于返乡创业者程青们所关心的问题，政府持怎样的态度。

“现在是要发展高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迟早会被淘汰。”他说：“新建的服装产业园里有浩宇制衣，这是监利当地规模最大的服装企业，全机器的，不需要人工操作。”他认为服装工厂效益低，风险大。“电子厂也好，服装厂也好，基本都是广东、福建、浙江的工厂在这里设的一个点。”他说：“他们的订单一旦出了问题，首先肯定是从内地工厂停产。”

李丽芳并不很清楚城市的规划和她的未来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今年夏天，她的计划和过去三年一样，是维系她拥有的生活。

李丽芳38岁，是范钢厂里的一名制衣工人。3年前，她从广州回来，照顾女儿读初中。

这天下午，她在缝纫机上插了一小束栀子花。“时不时闻到香气，挺好。”她想，是这个味道让人没那么累了，从早上7点到现在，快8个小时，她手上的活儿还没停过。今天的目标是做四、五件黑色亮片长裙，她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块钱。

她的丈夫也回家承包了三、四十亩龙虾田。夫妻俩考虑收入压力，每年过完年都问小孩，“爸爸妈妈去广州好吗？”孩子们总说：“不要。”他们因此留下来，把水田边的三层楼房建得明亮气派，挂上全家福。

“如果家里没有工厂，我是不敢回来的。”李丽芳总是笑着。她每天都能和家人一起吃早饭，6点40分她骑上电动车，7点钟就到工厂。这是她满意的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周强、程青、李丽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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