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放任宦官专权的原因（明朝宦官祸乱朝纲）

最近看了《龙门飞甲》，陈坤饰演的西厂公公，惊艳里带着霸气：东厂破不了的案子由我西厂来破；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

提到明朝，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郑和下西洋，提到特务组织的鼻祖，不期然就会想到东厂、西厂，电影中可以渲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厂，其主要人员构成就是宦官，甚至有些历史学家著述说：明朝是亡于厂卫之流毒？在明朝的政治兴衰上，宦官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宦官起伏了解明朝政治的兴衰始末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挑战皇权的势力大致有三：宦官、外戚、藩镇，其中又以宦官为害最久最烈。宦官的权势之所以在明代臻于极点，一是由于朱元璋废除宰相，二是由于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建议下，从此不到文渊阁同内阁大学士一起办公，使得司礼监可以居间弄权，掌印太监成为事实上的“内相”。归根结底，太监之所以能带着皇权的面纱登上历史的舞台，还是因为君臣缺乏互信，关系紧张。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宦官防范严密，他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宦官无机可乘。

风起于青萍之末，明朝宦官的兴起，不能不说明成祖朱棣居功甚伟，他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他最为倚信的内监来主管这个机构。他首次开禁“内监不得识字”，并把4个识字的小内监赐给了儿子和孙子。

他的孙子明宣宗，觉得读过书的内监办起事远远要比不识字的内监更得心应手。明宣宗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所以登基后不久便在内庭办起了个内书堂，选了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内监到那里去读书，他还特派了阁臣、谨身殿大学士陈山去主管内书堂的事，并由这位阁臣自己来任教。这个内书堂办得很持久，从宣德初一直办到了明朝的灭亡才终止，先后长达二百十几年之久。

有了这些娴于文墨的内监，实在可以省力不少，甚而至于一向应由皇帝亲自来做的，用硃笔在各类文件上加以批示的工作，竟也成了司礼监的例行公事，他们称之为“批硃”，自从得到了“批硃”这一重任，司礼监们权势比以前更加显赫，这使它已高居于内阁之上，一切政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了。

由于掌握着东厂，有了镇压、统治的权利，又取得了应由皇帝自己来办的“批硃”权，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这便是明代的宦官与前代的宦官显著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势和影响才能够历久不衰。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王振从小陪伴英宗长大，英宗对他极为依恋，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不仅在朝廷上擅作威福，为了彰显不凡，鼓动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导致“土木堡之变”，自己也丢了性命。

在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许多官员对宦官都是深恶痛绝，可没一任皇帝却依然对宦官“情有独钟”，信任不已，不但没有丝毫削弱宦官的打算，反而在各个岗位上委以重任。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自己耽于逸乐，根本不问政事，遂使宦官逐渐得势。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后，屡兴大狱，肆意激化朝臣与宦官的矛盾，任意妄为抓捕朝臣，甚至先下狱而后奏闻，更有甚者旋执旋释，竟不奏闻上听，西厂势力一时之间竟然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由于汪直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内监，不知有天子”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被称为“八虎”。其中刘瑾最为专横跋扈，他身为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查抄刘瑾家时有黄金 24 万锭又 57800两。明武宗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明熹宗时期，文臣集团开始凭借东林党原有的良好声望，发动党争。只要与东林党相对抗的，都被士林描绘为乱政者。这就使得朝政开始出现混乱，得到熹宗支持的魏忠贤，为此将朝堂之上所有反对他执政的所谓清流东林党人都予以罢免、除名，朝中异见者，为之一空，获得了朝堂的唯一控制权。

至此，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下有 5 虎、5 彪、10 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崇祯初期协助东林铲除魏忠贤之后，看到的仍旧是无休止的党争，让他的心态出现变化，也开始厌恶这些结党营私的廷臣，重新开始重用宦官，希望能够恢复朝政中各方势力的平衡状态。结果却事与愿违，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民众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明朝的皇帝自小接受正统的皇权教育，对于宦官的利弊不可能全无所知，之所以借用宦官集团的力量，除了自小相伴带来的相对信任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对付大权在握的文官集团，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这个原因。作者之所以将宦官和宫廷相提并论，也正是因为皇权要借助宦官这把如臂指使的刀，作为维护帝王的权力而与各方势力角逐，来对付智力超群的相权代表“文官集团”。

土木堡之变后，由于勋贵阶级大多被灭，宦官集团又成为此次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文官集团在明朝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明朝开始由文武并重走向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明英宗复辟后，为了抑制文官集团的势力，开始重新重用宦官来压制文官集团，这是明朝新的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开始。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历史上非常出名，擅长用三纲五常引经据典来约束皇帝，一旦皇帝和他们发生冲突，文官便以罢工和死谏相挟。因此，导致皇权在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向相权妥协。

为了和文官集团代表的相权相抗衡，皇帝往往借由宦官去制约文官。因为宦官没有子嗣，他们唯一所能依仗就只能是皇帝，相对于依仗颇多的文官而言，宦官的忠诚度显然要比文官高许多。

更关键的是，别看明朝那些宦官权倾朝野，一旦他们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感到不满意了，一纸诏书等待他们的就是万劫不复。这比处理关系盘根错节的文官，要简单直接得多。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的政治兴衰历史，皇帝在与文官集团之间，为了国家真正的统治权而不断拉锯，寻找平衡，宦官的权力变化，则真实反映见证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实力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宦官们哪怕获得了再高的权力，都没有出现过加害皇帝，不得不说，明朝对宦官的管理和忠君教育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温功义的《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以宦官与宫廷为骨架，提纲挈领地融入明朝史事的血肉，将叙述的严谨性和趣味性，恰到好处地加以平衡，系统、详细地娓娓道来，洞悉明朝的宦官历史、特点、功用、危害，透视皇权、相权、宦官之间利益和权力的迭代、更新与纠葛，从而折射出历史背后错综复杂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