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武将兵法排名 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系列五

魏延康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称帝，改年号章武。六月刘备准备攻打孙权，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先灭魏，孙权自然臣服。现在曹操虽死，但其子曹丕篡国，我们应该在民心对魏不满之时，讨伐逆贼。不应该放下魏国而先与孙权交战。战事一起，则短期不能决出胜负，实在不是上策。”群臣进谏的还很多，但刘备就是不听。秦宓上书说此时攻吴不占天时，出师必定不利，刘备就将其下狱，于是再没有人劝谏了。

《孙子兵法》原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原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那么刘备该不该伐吴呢？从以上两段孙子兵法原文可以看出，显然此时不该伐吴。从赵云等群臣的劝谏，到秦宓上书，都认为于义于利，此时都不应该伐吴，而且没有胜算。

《孙子兵法》“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刘备完全违背了，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刘备也忽略了，只提出为关羽报仇就要伐吴，这不仅不是“明君慎之”，反而是情绪操控的感性的决策，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刘备伐吴，失败是必然的，如果侥幸胜了，那也是偶然的。为君者，不能如此处置军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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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仁带数万步骑兵准备进攻濡须，却扬言要向东攻打羡溪，于是朱桓分兵去救援羡溪。朱桓的援军派出去了，但曹仁大军直扑濡须。朱桓赶紧派人去把派往羡溪的援军追回来。援军还未回来，曹仁的大军已经到了。

当时朱桓手下士兵只剩五千人，诸将都心存恐惧，朱桓对他们说：“两军交锋，胜负取决于将领，并不在于兵多兵少。你们认为用兵打仗，曹仁和我谁强？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曹仁非智勇之将，其属下又十分胆怯，而且是千里跋涉而来，人困马乏。而我们则是据守高城，南临大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劳，这是百战百胜之势，就是曹丕亲自来也不足为惧，何况是曹仁呢？”

朱桓于是偃旗息鼓，示弱于曹仁。曹仁就派儿子曹泰攻濡须城，另派将军常雕、王双乘涂了油的牛皮船袭击江心小岛。朱桓部曲妻儿都在这个小岛上。蒋济说：“敌人盘踞在西岸，船舰都在上游，我们进入江心小岛，这是自取危亡之道。”曹仁不听，自己带一万人留在橐皋，为曹泰等做后援。朱桓派其他将领迎击常雕等，自己亲自迎战曹秦，曹泰不敌，烧营撤退，吴军斩杀常雕，生擒王双，魏军阵亡及溺死一千余人。

《孙子兵法》原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原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强？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此战曹仁开始的计谋与《孙子兵法》“倍则分之”，曹仁先是扬言要攻，朱桓得到消息，就分兵去救，结果曹仁大军到了濡须时，朱桓手下只有五千兵了，可以说是曹仁此战有个很好的开局，通过分兵之计，使得守军数量顿时减少。接着就看双方实质性的战斗了。

但《孙子兵法》又说了：“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强？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进入实质性战斗阶段，就是硬实力的比拼，“将孰有能？”朱桓在中了曹仁的分兵之计后，在以五千对阵曹仁数万人的情况下，他能通过分析双方优劣势，激发将士们必胜的斗志；而曹仁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不能听取内部正确的建言，形成合力，在这种情况下，曹仁不如朱桓；“天地孰得？”吴军占有天时地利“据守高城，南临大江，北靠山陵”；“士卒孰强？”吴军以逸待劳，曹军千里跋涉而来，人困马乏。从这几方面比较，曹仁都没有胜算。

但此时曹仁因朱桓示弱，不听蒋济之言，没有集中兵力攻打濡须城，却分兵去攻朱桓部属妻儿居住的江心小岛，不仅失去了使朱桓分兵带来的优势，反而是进一步激起了吴军的斗志，以牛皮船战东吴舰船，去攻江心岛，更是放大了自己的劣势，此仗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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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问贾诩：“我准备统一天下，吴、蜀先讨伐哪一个？”贾诩说：“靠攻取的人，应先考虑军事权衡；而建立根本的人，则崇尚仁德教化。陛下应命受禅，君临天下，如果绥之以文德，以待其变，则平天下也不难。吴、蜀虽然都是小国，但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懂得虚实之道，陆逊善用兵势。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战，才能算无遗策。我看群臣中没有谁是刘备、孙权的对手。就算陛下亲征，也不见得有必胜把握。当初舜做干戚之舞，而苗族归服。臣认为，当今天下，也应该先文后武。”

曹丕不听，结果攻打东吴的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孙子兵法》原文:“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兵法》原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对照贾诩给曹丕说的话和以上两段《孙子兵法》原文，我们发现他其实就是在给曹丕讲《孙子兵法》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兵法五事之首是“道”，孙子兵法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让人民与君上，士兵与大将，意见一致，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同欲者胜”。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魏国显然不如吴、蜀两国，吴、蜀创业团队尚在，都会拼命保家卫国，而魏国大将主要是已功成名就的老将，战斗意志已经衰退了。天时地利方面，吴、蜀是保家卫国，占主场地利。量地论将方面，魏军中没有人能力比刘备、孙权强。所以贾诩认为没有胜算，就不要打。但贾诩也不是说没有胜算就不管吴、蜀两国了，而是“先文后武”，也正应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修内政，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观察等待，抓住敌人露出败象的时机，在胜中求战，而不是战中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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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各军进驻汉中，准备北伐，临行前上书刘禅，就是著名的《出师表》，我们摘录如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诸葛亮于是率大军出发，进驻沔水北岸阳平关石马城。

曹叡听说诸葛亮在汉中，准备发兵攻击，就咨询散骑帝侍孙资的意见，孙资先说曹操征汉中张鲁虽然侥幸成功，但仍对斜谷地形之险心存后怕，而且曹操不继续征讨蜀、吴，是因为没有见到胜机而知难而退。孙资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进军汉中，道路险阻，所需兵力巨大，加上粮食转运及镇守南方四州的兵力需求，即使把遏制吴军的十五六万人都调过去，恐怕还需要征调新兵和物资，必将造成天下骚动，消耗巨大。战争一起，进攻方需要投入的兵力至少是防守方的三倍。我们不如以现有兵力据守险要地形，就足以让敌人打不进来，可保百姓平安无事。数年之间，中原越来越强盛，吴、蜀二虏自己就要垮台了。”

《孙子兵法》原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兵法说的是，善战者先要使自己不可战胜，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则取决于敌人的情况。善战者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不能确保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所以说，胜利可以预知，但不可以强求。

要说诸葛亮不明白《孙子兵法》这一段的含义吗？显然不是，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为了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和光复汉室的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不是在有打败曹魏的胜算的基础上出兵，而是想在战中取胜，万一曹魏出现稍纵即逝的可战胜的机会呢？当然诸葛亮还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我们称为“蜀汉”的政权，其实他的定位是“汉”，如果不提北伐中原，回归旧都，政权存在的法理性就存在问题等等，这也不难解释，后来诸葛亮的多次北伐为什么都是浅尝辄止，稍有不利立即撤军了。

而孙资给曹叡的建言，则深合《孙子兵法》要义，而且后来的形势也是按孙资的计划发展的，魏国不犯错，诸葛亮就没有任何机会。而后来蜀、吴都出现了“可以被战胜”的机会，于是也分别被灭图了。

因此，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分析，诸葛亮北伐很难成功，或者说，只要魏国不犯大错，内部不出大问题，诸葛亮北伐就没机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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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达因曹丕去世，桓价、夏侯尚也死了，在魏国失去依靠，心存不安。于是在诸葛亮的策动下，秘密答应回归蜀汉。但魏兴太守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了。

孟达得到消息后，就准备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他，诸葛亮则提醒孟达要防备司马懿奔袭，但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从宛城距离洛桑八百里，距我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得到我要举事的消息后，等他上报天子，再奉旨出征，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我这，到时候我已修固城池，做好了备战工作。而且我这里是深远险要之地，司马懿一定不会自己来。若其他将领来，我也毫不担心。”

而司马懿在得到孟达要反的消息后，在孟达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未经请示魏帝，就已秘密出兵，倍道兼行，八天就到了新城，孟达因准备不足，措手不及，被司马懿十六天攻破新城斩杀。

《孙子兵法》原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此战孟达从反面很好的解释了本篇引用的《孙子兵法》原文，兵法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就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等敌人来；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是我已经做好了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而孟达却不是做好迎战的准备，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司马懿要请示完皇帝再出兵，一来一去要一个月时间，这个时间足够做备战准备，孟达还心存侥幸地认为司马懿不会亲自来，于是既没及时做好防守的准备，更没有做好应对司马懿亲自来的准备。于是结果就是兵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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