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下嫁的真实性（以讹传讹的太后下嫁）

所谓“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是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篇目所提及的三件疑案，经口耳相传后流布民间的说法。

其中，尤以“太后下嫁”，因关涉宫闱秘录、有违纲常伦序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孟先生所言：“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1613-1688）朝服坐像

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坐像（1612-1650）

民间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为挟制皇帝，威权自用，迎娶了皇帝生母、清太宗遗孀、孝庄文皇后且已时为太后的博尔济吉特氏，并自加尊号“皇父摄政王”；在多尔衮死后，更一度被上尊号“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位祔太庙。同时代的抗清将领张煌言曾做《建夷宫词（其七）》讽刺这种违背伦序的收继婚制：“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后顺治帝掌权，因欺母缘故忌恨多尔衮，将其议罪罢享、开棺戮尸。民间因此认为，无论是加封还是定罪，这都是太后下嫁多尔衮后一系列“顺理成章”的操作。

及至近时数十年间，在《一代皇后大玉儿》（台湾中视1992年）《康熙王朝》（陈家林2001）《孝庄秘史》（尤小刚2002年）《山河恋·美人无泪》（梁胜权2012）播出后，经电视文学的几番渲染，“太后下嫁”几乎成了一则信之有据的铁案。

《一代皇后大玉儿》剧照（尔冬升饰多尔衮、潘迎紫饰孝庄）

《孝庄秘史》剧照（马景涛饰多尔衮，宁静饰孝庄）

《山河恋·美人无泪》（韩栋饰多尔衮，袁姗姗饰孝庄）

但考诸史料与逻辑，公诸于世的“太后下嫁”说，不过是民国初年为迎合民间猎奇心理，借以打击逊清权威，依靠几则似是而非的史料拼凑附会的政治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个谣言的源头之一，就是"皇父摄政王"这五个字。

从史料中看，"皇父"之称，确有证据。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皇父摄政王以疾上宾哀诏》就一目了然——

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告天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丧仪合依帝礼……

《皇父摄政王以疾上宾哀诏》（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皇帝在位，太后在世，能够在摄政王之上还加了“皇父”两个字，这不得不使清末民初的人们联想起，才退位不久的末帝溥仪和他的亲生父亲——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与开国类似的情形再度上演，年幼的皇帝、守寡的太后、正当壮年的摄政王。载沣好歹是亲爹，尚且没有加上皇父字样；多尔衮以叔父之实而上皇父之名，这难道不蹊跷吗？

为这个疑虑推波助澜的，还有三则确有蹊跷的可信史料：

一是来自被删改的皇帝实录中残留的线索。《清世祖实录》（也就是顺治帝在位期间大事记录）中提到皇帝对乳母李氏追封的谕旨：“睿王（指多尔衮）摄政时，皇太后与朕（顺治帝）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清代实录在乾隆朝后屡经官方删改，将许多早期“为尊者讳”的记录抹去或曲饰，但仍有部分残章被遗漏。这篇谕旨虽言外人，却点出了“因多尔衮缘故造成母子分居”的事实。母子分居，是因为母亲委身了叔叔的缘故，还是另有因由呢？

二是来自清中期史官的考据。清乾隆年间奉旨纂修国史的蒋良骐，依据未曾被后世删改的《清实录》，辑录了32卷反映清初努尔哈赤至雍正朝六朝史料的《东华录》。其中摘录了苏克萨哈等大臣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明确指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宮内院。……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蒋氏是一位史德甚好的学者，他的记录应是可信的。其中，“又亲到皇宮内院”一句，影影绰绰，似乎说明作为外臣跑到皇帝后宫，意欲不轨。可惜，亲到内院，做了什么，于史无载。

三是来自外国史料的佐证。《朝鲜仁祖李信实录》记载李朝仁祖与金自点关于“皇父”称谓的讨论：“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朝鲜君臣显然对皇父的称谓，与现代人一样好奇。只是他们的讨论戛然而止于“太上皇”，并未进一步深究是否是因叔嫂通婚而产生了这个称谓。这一点疑虑，也成了当年胡适专门写信，与孟森在否定"太后下嫁"说上，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的分歧所在——

"惟读后（指《太后下嫁考实》）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

可以确定的是，多尔衮自称"皇父"，不仅朝野上下已成常识，便是外藩异域，也已广而告之。但称皇父，又亲到内宫，造成母子分居，就一定是娶了太后吗？吕不韦称"仲父"，王莽称"假皇帝"，也不能说，这二位就娶了皇帝的妈；而清代国俗，生母多被限制抚育幼子，多尔衮的生母大妃阿巴亥，就并未抚养他，壮母幼子分宫别居，反不足为奇。更进一步而言，假设叔嫂二人确实公开成婚，那“亲到皇宫内院”反倒不能成为罪证——丈夫回家见老婆有何不可？因此，仅以称谓定论，显然不足以成为严密的逻辑。

于是，持太后下嫁说或希望将其否定的人，都各自在前因后果上寻找更多的支持链条。

既然要结婚，不仅应该有记录结婚流程的"仪注"，更应该有昭告天下的"官宣"——诏书。胡适提到的"太后下嫁之文"，在故纸堆中曾出现了线索。

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曾在1959年从广州古籍书店购得了《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内府钞本一册，所有者刘文兴在这部书的末尾写了个跋，宣称他的父亲，也就是前清内阁侍读学士刘启瑞，曾得见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之诏：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

证据似乎有了眉目。可惜，这个看似确凿的证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朱家溍（1914-2003）

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宫廷历史组研究员万依采访该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得知，作者刘文兴曾当面就此事与朱老先生明言：“诏书是没有的，我因为打算卖掉这部书，所以写跋语时加点噱头，你何必认真，姑妄听之而已。”尽管刘先生坚持相信太后下嫁说，但是翻遍这部《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也没有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多尔衮迎娶了太后。朱家溍先生对故宫馆藏如数家珍，从文物史角度也否定了藏有这份诏书的可能性。

既然诏书找不到，那么孝庄文皇后死后并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且在康熙二十六年，当着孙子的面声称因“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是否说明她心虚呢？

这个说法，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事实上，这里面应有两个原因。

一是选择在关内建陵系出于政治宣誓的需要。满清入关之初与康熙二十六年的政治情势已大相径庭。在顺治七年，已在前一年去世的孝端文皇后（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姑姑，两人同侍清太宗）的棺椁运送到沈阳北陵，与皇帝合葬。此时，清廷入关未久，祖陵仍新，叶落归根，是情理之中。但从顺治七年到十八年，又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六年，近四十年的执政，根基已稳，选择位于河北唐山遵化修建清东陵，是一种政治态度。依孝庄文皇后的政治才能，不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同时，沈阳北陵在顺治七年已封好了石门，再次打开便是两番惊扰先帝，且在风水上有泄势的嫌疑，这对同样看重关外龙脉的清初统治者而言，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二是基于家族感情和死亡顺序而做出的现实安排。孝庄文皇后寿命较长，从中年到晚年的后半生，都在关内度过，与顺治帝、康熙帝子孙两代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母亲想与自己的儿子、孙子更近一些，也合乎情理。更加显著的逻辑证明有，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雍正帝的孝圣宪皇后、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道光帝的孝静成皇后、咸丰帝的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也就是慈禧太后）都是后皇帝而死，然后生前与儿子协商，就近分陵别葬的。难道说，她们也是于妇德有亏，无颜见先帝吗？显然，还是因死者已矣，不便开陵，另选他处而已。

作为更加合理的反证，在近几年的史料发掘中，又有新的发现。

在翻译满文老档中，学者发现，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清太宗皇太极专门下谕旨，要求“凡娶继母、伯母、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当然，这是文言的翻译，直译的话，更加直接。“从今以后，小妈、伯母、婶母、嫂子、弟媳、儿媳，永远停止在宗族内嫁人。”至少满族之内，再嫁之妇是不能嫁给亡夫的叔伯兄弟的。

顺治十三年，依据太后“慈训”精神，顺治皇帝曾主持编纂专门告诫后宫遵守妇德的《内则衍义》，在皇帝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表明，“礼者持己之要，其类有九”，其中就包括“守贞、殉节”。并且，皇帝专门指示，这是“圣母皇太后休声盛德，炳若日星，永作则于万世矣。”

结合上述两者，我们可以发现，孝庄文皇后和他的丈夫在礼法上保持着一致，若真有改嫁叔叔的事情发生，儿子撰写这样的文献，岂不是直接打了太后的脸面？从制度到身体都背叛丈夫的孝庄，又有何资格要求阖宫遵守“守贞”的妇德呢？

由此可知，所谓"太后下嫁"，于史料并无直接文献，于逻辑也多所不洽，反倒是否定它的反证，比比皆是，情理圆融。孟森先生于上世纪已一力证伪的流言，于今日却成了言之凿凿的历史，实在是滑稽可笑。

历史学家孟森（1869-1938）

正本清源，"太后下嫁"这个流言的演变，孟森先生认为，很有可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顺治五年三月，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横死于狱中。多尔衮将豪格的妃子（是多尔衮元妃的妹妹，也就是多尔衮的小姨子、侄媳妇）纳为己妃。这不仅违背了汉人的礼法，也直接违反了清太宗皇太极生前颁布的禁令。而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其七）》正是顺治六年的作品。于是“天下哗传，明遗老由此而入诗，国人转辗而据以腾谤。”

这种披露上层私隐然后以讹传讹的事情，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是极容易形成张冠李戴的流言的。对照雍正帝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那些弑父、逼母、屠弟、酗酒、好色的诽谤，不正是此类同质化谣言传播的翻版吗？

可见，“太后下嫁”，并无实据，只是一个在清初因反对异族统治借他事变异传播、于民间潜滋暗长又在清末民初被捕风捉影的前朝八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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