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龚自珍的故事（遗世独立的思想先驱）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音同庵），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思想家。

提起此人，大概无人不知了，最为熟悉的则是他的诗，有两句尤为深刻，一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二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起初对龚自珍的印象也限于此，只知他是一个忧国忧民，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的诗人。

龚自珍生于乾隆年间，成长于嘉庆、道光年间，如若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停滞而落后的时代，文恬武嬉，人们安享太平，却也极尽堕落，朝堂之外一片歌舞升平，庙堂之上更是中饱私囊，官员们谄上欺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数敏锐的眼光被蒙蔽，无数振聋发聩的呼喊被压制，和谐光景背后，尽皆是无限隐忧。可在当时，那却是一个公认的盛世，是康乾盛世的延续。

而正是在这样的盛世风景中，人人陶醉其中，却有一人站在了极不和谐的风口，刺声指出那是一个“衰世”，何谓“衰世”？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说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其实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然纵观龚自珍一生，沉沦下僚，宦海浮沉，恰逢时代巨大之转折，因此时代，境界，性情交相辉映，使他于时代漩涡之中逆流而上，探索兴邦除疾之路，逆势而为，不免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立于世人的孤独感。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龚自珍有医世之心，却无医世之方，但总的来说，“衰世”之中，龚自珍是最为清醒的思想先驱者，梁启超对此有评价：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仕宦之家，少富才学

1792年，龚自珍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的马坡巷，自龚氏一族随宋室南渡以来，定居此地已四百余年，史料有记载：

先世居涿州，宋代迁山阴（今绍兴），明代迁余姚，又迁杭州。高祖茂城，太学生，长期经商。曾祖斌，增生，初为塾师，后弃儒为商。继祖父敬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生祖父褆身，官内阁中书......

由此可见，龚自珍祖辈，非商即官，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当时都是京官，虽官位不算太高，却也仕途顺畅。

而他母亲一族，也是大有来头，其外祖父是戴震的大弟子，还仕返学，其《说文解字注》思大而精，足领一时风气，母亲段训号，亦工诗文，也有著述传世。

可以说，单是这样的家庭环境，龚自珍人生的起点便是稳妥而高举的，他出生之时，清朝正处于开国以来的巅峰盛世，最为标志性的事件便是1790年乾隆80寿诞，总计花费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多两，其奢华、隆重、繁盛可见一斑。

生于盛世官门，龚自珍的童年可谓是出尘般的无忧无虑，关于幼年生活，他后来有段自述：

童时居湖上，有小楼在六桥幽窈之际。尝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阑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

而对于龚自珍的启蒙与教育，自然也比寻常子弟好了许多，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俞陛云的《清代闺秀诗话》里说：

定盦幼时体弱，（龚母）慈爱甚挚。课以吴梅村诗、方百川文、宋左彞《学古集》。定盦有《三别好诗》，谓自揆生平造述，绝不出于三家。此三者，皆出于慈母灯前帐外读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緜于心。壮而独游，每一念此，宛然依依膝下时也。

龚自珍8岁起学习《经史》、《大学》，12岁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

少年龚自珍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才学和抱负，17岁时，他随父进京，见帝都之气势，高官之雄姿，久久难以忘怀，于是心生宏图之志，渐渐脱去稚气，满怀入仕之决心。

可少年不知愁滋味，正当龚自珍踌躇满志向这盛世昂然而来，却不曾料到父辈的期望和嘱托，已经变得何等艰难与厚重。

青年有为，治国有策

走过康乾盛世的夕光，嘉庆年间祸乱频仍。

从龚自珍早期诗文可以看出，他自视甚雄，却并不清高，他愿意为国家的前途尽心任力，也始终未曾放弃进入朝廷的尝试。

1810年，龚自珍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不中；1813年，龚自珍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

龚自珍应试并不只为功名，而在于针砭时弊，真真切切为家国尽一份力。

然而，未经事的少年心志热血在位高权重者眼中总难免是大而无当，难以就用的。

好指时弊疾呼的士人，自然不入考官之眼，考官曹振镛指示要取录勤饬安静之士，文气恣肆汪洋，不中绳墨的，一定不安分，不得录取，而龚自珍和与他齐名的魏源均在此列。

此时，龚自珍初感清政府之颓势，萎靡之风渐盛，改革扬清迫在眉睫。

两年后，23岁的龚自珍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大张旗鼓地表露自己的政治见解，所涉为官之道，入仕之规，治国之策，改良之路，皆忧及国家民生，谋求思想进步，他给世界的第一声问候，让他名声大大噪，尤其有一句，振聋发聩，直刺人心：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

不得不说，龚自珍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才思，已经超前于时代，康乾盛世难以为继，时代轮回，盛衰之间的规律也并不仅仅是天道循坏。

长期实行“文字狱”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使得异端思想和言论完全被遏制，其效果是其效果是清王朝坐稳江山，社会安定，统治者有精力开辟疆土，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农耕商贸得到发展，社会财富逐年累积，龚自珍对乾隆盛世的状况在诗中也曾心向往之：

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

家家饭熟书还熟， 羡杀承平好秀才。

然而，文化专制的另一种严重后果，统治者肯定不会意识到，就连龚自珍这样的清醒者，虽直觉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也未能从中找出明确的因果链：那就是必然导致人才的平庸和人格的普遍矮化。

这也就是龚自珍所说“衰世”的普遍特性。

外公段玉裁在读过《明良论》，欣然加墨加点，对龚自珍赞赏有加。

可同时，也对龚自珍沦为“愤青”充满隐忧，他告诫龚自珍：

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也。

可他不知道的是，龚自珍的时代，最需要的却是不是名儒和名臣。

直到1818年，龚自珍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自觉大器晚成，意气风发：

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

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

科举不遂，屡考不第

中举后的龚自珍，趁势而为，赴京参加会试，只待中进入仕，一展抱负，考罢重游北海，他遥望紫禁城，对功名之渴望愈加浓烈：

荷叶粘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

然而，放榜之日，名落孙山，这次他又失败了。

此后十年，龚自珍多次赶考，屡战屡败，屡败屡试。他坚信自己有着“旷世之才”，只是苦于朝廷黑暗，官者庸碌，因而久不得志。

在此期间，他任内阁中书、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直到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在殿试对策中效仿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平定叛乱后的治国理政之法，阐明改革主张。千余言挥洒殿前，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被其震惊。中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而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龚自珍几乎全在考试。

沉沦下僚，郁郁不志

当大部分人都昏昏欲睡时，龚自珍是唯一的清醒者。

他想要唤醒沉睡的同胞，他想要改变沉闷的世道，这是龚自珍一生一世的理想。

但最后的最后，终究不能如愿。

龚自珍的仕途饱受欺压，沉沦下僚，位微言轻。

他幽愤地剖析着世界：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然而起视其世，乱世亦竟不远矣！

十年仕途，龚自珍看穿世间所有不堪，却无济于事，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看得如此清楚，然而却也只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受凌迟，茫然无知的人最幸福，而最痛苦的是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却又无能为力。

四十一岁时那年，从名儒、名臣的期待堕入名士的龚自珍无意间收得一卷少年时曾在塾中临过的书帖，他对其端详良久，想到这二十余年的境遇，大醉一场。帖后他留有一段题跋：

嘉庆甲子，余年十三，严江宋先生璠于塾中日展此帖临之。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一生无困厄下僚之叹矣，可胜负负！壬辰八月望，贾人持此帖来，以制钱一千七百买之，大醉后题。翌日见之大哭。

在一场大醉中，在两行热泪里，龚自珍的仕途终于在他无声的嘶喊中渐渐消歇。

辞官归乡，遗世独立

1839年，在频频揭露时弊，触怒官员之后，不甘被打压排挤的龚自珍，辞官归乡。临别之际，他挥袖而呼，绝世名句响彻古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颠簸之途，他借景感怀，伤己亦伤国：

明知此浦定重过，其奈尊前百感何。

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

年近半百，功名皆无所得，惦念半生的仕途，终成一场空，何其落寞，他把所有的心事，都融入诗文之中。

流传后世的《己亥杂诗》中，讽喻、孤独、悲凉、幽怨，随处可见。

归乡后的龚自珍并未释然，他遗世而独立，却在诗中安放忧国忧民的心绪：

不论铁盐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

他愈加像是一个独行的旅者，人生道路的交叉口，他不愿与昏暗的世界同流合污，便在人生蹉跎中走向另一个极端。

1841年夏天，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的龚自珍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

可还未动身，那年9月，便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时年五十岁。

未尽其才，无限唏嘘

龚自珍一生留下著作无数，而纵览其诗文，其批判性思维无不渗透其中。

前面所提到的《明良论》是其一，而另一篇广为人知的当数《病梅馆记》：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梅在古代文人心中，多是圣洁高雅、玉骨冰心的形象，千百年来，文人爱梅、赏梅、吟梅，梅数曲折也是多少画家的画中之景，但龚自珍却大不相同，他以梅为喻，把这种审美联系到政治社会的角度，认为束缚梅树生长，反应的是一个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变形，造成普遍存在于民众身上的奴才性、虚伪性、变异性。

这种批判性思维贯穿龚自珍的一生，这种批判性思维意识，让他对世事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时代危机感。

可无奈的是，龚自珍的一番针砭之言，并没有等来任何回应。

不少人说，龚自珍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不懂顺势而为，只知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纵然看得再真切，心存再多忧思，之于国也于事无补，也难以挽救清王朝大厦将危之态势。

可事实上，并不尽然。

龚自珍离京前在送别林则徐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防止白银外流、吸食鸦片处于极刑、限制洋人活动范围、积极筹备武器军队、货币改革、减征关税等，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可其中也不乏可堪实施的良策，但可惜的是，林则徐并未接受这些建议。

此外，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对西域设置行省的建议同样没有得到采纳，后来左宗棠收复西北之后，李鸿章读罢此建议，才后知后觉惊叹龚自珍的天才预见。

可让人唏嘘的是，那时，龚自珍已经去世四十余年。

先生已做古，如今谈及，却常常感于他慷慨澎湃的爱国激情，痛于他不甘沉吟的忧世之心，惊于他义愤填膺的时代批判。

幸运的是，虽生不得志，却也成百年一流，千年独秀，在历史的光晕里，留存了一点点痕迹，正如他的一首诗：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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