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成群白鹭飞（秋斗蟋蟀冬怀鸣虫）

中国人关注蟋蟀，西班牙人斗牛，美国人喜欢骑野马野牛，其实这都和他们鲜明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中国的蟋蟀文化成了全世界范围里面独有的文化现象。

关于养虫文化，马未都说，过去古人倾听自然之声的愿望特别强烈，而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听不到自然之声，倘若有一天偶然下乡听见清晨的鸡鸣，会不自觉地倍感亲近。

虫的文化挺复杂，观其一生，观人如观己，看见别的生物能看见自己。我们现在说很珍惜某种生活，是因为生活越来越短了。人生一世，草虫一秋，都是一样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轮回的点而已。

生活变化得如此快，马未都却坚持拿笔写作，不用电脑。在手稿上写写划划，让所有的事情都有最初思维的记录。不像电脑写完了不停地改，最初的思维和使用词置换的痕迹都没了。

对于孩子而言，比较可悲，不同于过去斗蟋蟀的乐趣，现在全部是虚拟的乐趣。当然不能说那不是乐趣，但对于一个小则人，大则民族，甚至国家精神的愉悦和健康，马未都觉得过去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再反观现在，若我们内心能够宽松一点，生活可能会更好。

分享会现场，左起：白峰、马未都、汪家明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

我对斗蟋蟀这个事有点情感，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一个极大乐趣，今天孩子的乐趣基本都在动漫和游戏上，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所以所有的乐趣都来自于天然。我们讲养虫文化，这应该处于末端的，因为我们自己说“花鸟鱼虫”，“虫”就是排在最后，关于“虫”的文化是挺复杂的事。

我有时候说，你看虫的一生很快就完成了，一般过去虫子都是百日虫鸟，活个100天，条件好点可以养200天，现在可以养大半年。观其一生，观人如观己，看见别的生物能看见自己。

我们自己岁数说大就大了。过去我喜欢的很多文化大家，现在都进入了人生的暮年，我们在人生最好的时候赶上文革，后来又加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明年正好都40年了。

这40年中国巨变，这次巨变中国也赶上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上的第三次重大革命，就是信息和智能革命。人类早期的两次大革命我们没有赶上，但是能享受其利。比如说从埃及开始的农业革命，中国人尽享农业革命带来的成果，至少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站在世界巅峰的状态。再看工业革命，我们刚开始大的一波没有赶上，至少晚了个一两百年，我所以后来们开始被动，受穷受苦受难。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快了脚步，中国人的蓄能比较大，所以在很短暂的时间内生活有所改观，简单来说吃喝不用发愁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刚改革开放要是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跟美国有一拼，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当时说200年也追不上。没有想到我们只需要一代半人就追上了，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中国人蓄能的能力是很强的。

这次我们面临的第三次科技智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将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包括我们的后代，包括我们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觉得今天的人，不要说预知未来，5年、10年后的事都说不清楚，因为没有这样的能力。

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很容易怀旧。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我们怀旧都是从小事做起，我写了《往事与旧物》，就是写很小的事。昨天晚上写了北京的腌菜、渍菜。北京过去不腌酸菜，酸菜是东北的，北京人腌点雪里红还有白萝卜。

也写了其他很小的事，我觉得小事很能说明社会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文化一旦逝去的时候你才觉得有价值。比如说蟋蟀，蟋蟀现在在圈子里很火。我每年都养秋虫，我现在办公室有两个大蝈蝈，叫得非常好听，不过现在一个蝈蝈很贵，好点的要一百块钱一个，但是能听见自然的声音总归不错。

昨天是我博物馆的纪念日，我把蝈蝈专门放在公共空间让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听见夏虫的叫声。冬怀鸣虫是因为过去古人要倾听自然之声，今天我们人大部分时间听不到自然之声，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人为的，比如你们听我说话的声音中间有麦克风，你听到的不是我真实的声音，是通过音响系统发出的声音。

你听音乐很难听正经的现场演奏，即便是现场的也有扩音设备。古人听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发自于此时此刻的自然的声音。所以大概20年前我写过关于秋虫的事，是《倾听自然之声》。

过去为什么要养秋虫？除了斗蟋蟀，还有一部分是听，听它鸣叫，尤其是晚上。我去王世襄先生家，他家炉子旁边一圈全是秋虫，听声的虫和斗的不是一类，斗的不叫，听的是叫唤的，冬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叫起来非常好听。

你们听不见自然之声，可能习惯了以后也不会苦闷，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如果你有意识的话你就会很苦闷，人最怕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又做不到就会很苦闷。古人倾听自然之声的愿望特别强烈。

我们今天对于声音的感受，所有人都变得非常迟钝，尤其听自然的声音的时候，没那个感受，因为你听不见。如果我们偶然地下乡，早上起来突然听到鸡叫，真正的鸡叫，而不是定的闹钟的鸡叫，你听到的时候，会突然觉得特别亲切，接着马上各种自然的声音就出现了，人声，碰撞的声音，各种声音，那就是一种生活。

今天社会变化非常大，很多社会的景观看不到了。我小时候对北京的印象逐渐没了，现在进胡同的感受是恶劣大于美好，很难再有特别美好的感受。并且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需要知道过去。

珍惜生活是因为生活越来越短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去出版社工作也跟现在的“北漂”似的，跟民工没有区别，干最苦的活。每天早上起来打扫卫生，打开水，今天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就给自己保洁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和工作，使你的人生阅历变得非常丰富。我什么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饭都能凑合，我也没有觉得山珍海味多好吃，粗茶淡饭多不好吃，所以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一碗面条就很高兴了。

没有想到生活变化这么快，我曾经非常热烈地喜欢过文学，认为文学是我一生中的事业。结果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没有操守，干了十年就从出版社走了，移情别恋喜欢文物了。

写小说遇到难题是可以绕的，尤其在中国写小说，专业性问题都不太严谨。我很少看到非常专业的严谨的作家，包括今天最流行的影视剧之类的，专业戏剧中的专业问题，往往都会出差错。

而西方有很多好的作家，好的影视剧在专业上不会出差错，这就是我们跟人家比的差别。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宽容包容的民族，对什么事都不斤斤计较，所以生活中最好的态度是算了、就这样、凑合着。由于全民族这样的宽容，所以文学作品的整体质量不是太好。倒是白峰写的《斗蟋小史》很好，比较严谨，这样的书我比较愿意读。

读书是这样，文学书我们过去渲染得比较厉害，认为文学书是书的一部分，我认为文学是杂书，是消遣的书。读文学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读学术的，比如说美学书、哲学书，如果你再喜欢深一点，读一点玄学的书，对你一生有很大的书。这些书要会读，从中捕捉出蛛丝马迹。

我们不管读什么书，要读到它的深处。我原来说，写一本书给人家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当你有这个意识，看书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有意思了。中国的各个领域，有大量的空白，随便都可以找到一门让你去钻研的学问。

我老说自己是“布道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民族有一个觉醒的意识，希望民族把好的东西发扬，把坏的东西改正过来。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所以文学给我很大的好处是，文学的滋养让我很容易轻松地表达。

我到中央电视台录《开讲啦》的时候，其实准备的并不是上去讲的内容，只不过是被学生刺激的，临时改了一个话题讲读书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考试完了就完了。大学生上来就问我，马老师你“打豆豆”吗？我实在搞不清楚“打豆豆”是什么，后来听说是大学生很幼稚的一种游戏。

马未都《开讲啦》

在我年轻的时候，11岁“文革”开始，21岁“文革”结束，我们完整的人生观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是亲历了这个世界的动荡和变革，我们知道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什么值得去珍惜。

人很快就会变得岁数大，这个过程往往你自己不觉得，就像我不能想象自己突然某一天被人叫“马老”，听着就很悲哀，我原来觉得我还可以追女孩呢，结果被人家叫“马老”，一点戏都没了。

人生一世，草虫一秋，都是一样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轮回的点而已。其实我们现在说很珍惜这种生活，是因为生活的日子越来越短了。

我记得以前跟王世襄先生聊天，其实那时候没人找他聊天，所以他好不容易逮着你就不让走，他不是泰山北斗，就是一个孤独的老头没人理。后来他忙起来的时候还说，你的日子都是按年过，我的日子都是按天过。我一开始不是很懂，现在能明白，人到岁数大了，时间紧迫感就特别强烈，我很多事想做却做不出来。

现在写书比过去容易，电脑上搜搜弄点资料上去就成了，现在很多准学者写的书都是电脑书，你看一眼马上就可以知道是通过百度写的，罗列的现象一看就是搜的，不是消化过的。

白峰写《斗蟀小史》这么一本书，我太知道做这个事情难多了，这个东西很偏门的，不是查查谁和谁哪天好起来的，出了绯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查古代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会花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过去写书，到最后放下笔的时候，才觉得这个事终于过去了，内心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还是拿笔写作，不动电脑，其实手机也完全可以，但是那种感觉没了，可能是会限制一种写作的思维，我现在都是用手。我那天下午就“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发的声明，写完之后给了4页纸给秘书，他们打出来我没有发，我先看看，白天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到夜里大概1点钟左右，我觉得大家都睡了，就把我对于这个事的态度发出去，结果还是在微博上获得特别高的点击量。

让所有的事情都有最初的思维记录，所以手稿的重要性就出现了，电脑写完了不停地改，最初的思维和使用词置换的痕迹都没了，而纸上修改的痕迹会留着。我现在保留了一堆手稿，很多，我老说晚年实在不行了一天卖两张手稿也可以活下去。

现在孩子比较可悲，全是虚拟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斗蟋蟀，没有人为赌博，其实就是寻求一个胜负，现在蟋蟀在南方有些地方都是有很大的赌注。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斗，一开始胡斗，搁到一个盆里就斗，先搁的会占便宜，它会适应一下，后面一倒进去有时候不出来，一甩出来蟋蟀都快懵了，三两下就败下阵来。蟋蟀很善斗，咬人很疼的，小时候还被咬出血、咬青咬肿。天下事只要是斗，都是赢了的高兴，输的不高兴，然后就各自回家。

那时候蟋蟀养着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没有养虫的好瓦盆，就拿玻璃瓶子，那种装糖水罐头的广口瓶。广口瓶在过去老百姓家里是一个最好的容器，不管装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盖上盖，搁在屋脚阴暗的地方，因为虫子特别怕光，有时候还拿东西遮挡一下。

王世襄先生不懂斗，就是听，因为年纪大了，对胜负的渴求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就像我现在觉着，看斗蟋蟀还不如养蟋蟀。他家里都是炉子，一到冬天炉子一圈围着，一个挨着一个，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哪个养蝈蝈，哪个养蛐蛐，也有养油葫芦，品种特别多。

生活节奏缓慢，允许你有这种乐趣，而今天确实没有这种生活的雅致了，现在活得都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