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历程图（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我的亲身经历）

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工务局长。上海解放前夕，我还兼任了几天代理市长。

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对我诸多教诲。给我很大启迪。现就所忆，记述如下：

1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长期以来，抱着“交通救国”“工程建国”的幻想在国民政府从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工务局局长，仍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这八个字向新闻工作者宣称自己的志愿。但在国民政府统治下，这种愿望只能是橼木求鱼。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渐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国民党的命运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么？这是死路，当然不愿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么？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怎样工作和生活？留下吧，去教书还是搞工程呢？总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但是，多年来的阅历让我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朽没落。所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如何不再做国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去留何若，我今后还应以搞我的本行为事业，至于到哪里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没有把握。

这时，上海人心浮动。有些人怕共产党来了于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动宣传的毒，纷纷南逃。也有些人怕国民党军队溃散时胡作非为，荼毒市民，因此易地暂避。我的亲友恐我母亲年老体弱，受不起打仗惊吓，劝她离开上海。不得已，于1948年冬，托我爱人带了3个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处暂住。另两个较大的女儿不肯离开上海，正合我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这样，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个亲戚钱挹珊，是我“五四”运动时期的友人、松江同乡钱江春的女儿；她的爱人曹石俊，我在抗战胜利时认识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贸工作。我在和他们平常的接触中，觉得他们是比较进步的。因而到1948年冬，彼此来往较多。当我爱人侍奉老母去闽前，他们几度向我们宣传解放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使我们打消了很多顾虑。但最终考虑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风波，还是决定由我爱人陪同她去福州暂住。对于曹、钱夫妇的关心和劝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的接触也更增多了。后来，他们说要介绍进步人士同我见面交朋友，我欣然同意了。

1949年2月4日晚，我应邀到复兴中路绿村他们的家里吃饭，见到一男一女两位素未平生的人。经介绍，男的姓朴，女的叫李敏。曹、钱夫妇让我叫他们“朴先生”和“李小姐”，并悄悄地告诉我：“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李小姐”看起来还只是30多岁，身材不高，十分和气，很有些文化水平。由于初会，彼此只寒暄了一阵，还对时局作了一般的漫谈。对于他们的籍贯、住址等，我都不便问。闲谈之下，他们表示愿意今后多碰碰头，我表示乐意。

这是中国共产党同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此后，李敏同志就经常同我联系。解放后，才把她的真实姓名王月英说给我听，并互致敬意。至于“朴先生”，只是这次见到了一面。

赵祖康和1949年2月4日与其会面的地下党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就在此事之前，有一天，我的同事、国民党工务局副局长王某背地里告诉我,他收听到解放区的电台广播，指名叫我和另外两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我听了很兴奋。回到寓所收听，虽没有收到，仍抑制不住高兴,感到有了光明的前景。加以和李敏同志初次见面交流，久所萦系的去向问题迎刃而解了。

经过与李敏同志接触，并在她的推动下，以及曹、钱夫妇帮助下，我曾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2月间，李敏同志叫我设法取得汤恩伯军队在郊区所筑碉堡的位置地图。我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里没有知己朋友，所以没法弄到这种地图。于是我想到工务局里有一张市郊大桥地址图，或许对解放军的进军有些用处。就以了解、研究建桥情况为借口，向主管处要来了这张地图,还要了一张市区地图，一起带到绿村曹寓。当天夜晚由李敏、钱挹珊两人赶忙在市区地图上复绘了大桥地位，让李于第二天带走。这二天我到工务局上班，就将大桥地址原图交还了主管处。

(二）约在5月初，李敏同志和我商谈要我提供浙赣铁路方面的资料。那时，浙赣铁路的工程局副局长是我交通大学同学王元康。在征得李敏同意后，我偕她到宛平路今衡山饭店附近王寓，与王见面。以后，王设法把铁路资料弄到手，交给了李。因此解放初，王就被任命为铁道部工程局副局长。

（三）汤恩伯在环市四郊构筑碉堡，要求市政府转向工务局征借石子。我同李敏同志商量，她指示我用拖的办法，尽量推迟工程进度。我便同汤扯皮，用各种办法，强调种种困难：先是推说这是市政工程的备料,拒绝移用；以后又让步说，只能暂借，要汤的机关自己标购材料，限期归还工务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四）我还多次向李敏同志反映国民政府动态。在她和曹、钱夫妇的启发和推动下，我曾多次在市府会议上或会议外提出，为市府所属员工提高福利待遇和生活补助的议案，为保障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人身安全的建议等等,曾收到一定效果。例如，有一次我曾提请对全市教职员工提前发放几个月工薪，“以济穷困”，获得通过；有一次向毛森提出，要警察局释放一个无辜被捕的葛姓工程师，终于获得释放；另有一次，有一个姓钟的交大学生,在公交公司的工人运动中被反动派杀害，我借校友关系向陈保泰面质，表示不满，要他作善后处置，使得他无辞以对，只好唯唯诺诺而去。

此外，李还经常对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她曾给我读两本书，一本收载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另一本是散文集，书名《方生未死之间》，记得其中收有茅盾的一篇文章。为了掩人耳目，那本毛主席著作的封面，伪装为《论美军登陆》。

我对毛主席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的寓所已从惇信路（现武夷路）迁到长乐路一个交大梁姓同学家里。到晚上，便秘密地仔细读上几页，从而使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政府将被取代已不可避免,开始认识到只有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样，我留在上海的决心更坚定了。

在2月到5月初之间，我和李敏接触较多。4月24日，那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到曹石俊夫妇家去，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曹还给我介绍了张明。他提示我，多同上海工程技术界方面联系，做些工作。从此，我同科技界朋友的来往接触更多了,特别是老一辈茅以升和较年轻的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宋名适、闵淑芬等。

5月16日以后，曹石俊夫妇又介绍一位“钱先生”同我联系，指示我草拟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于5月23日交给他。当天下午，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宋名适来，给我一份上海市电力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名单，我也转交给了“钱先生”。另外，我还口头提供了若干关于上海科技界情况的资料给他。

1949年3月25日，上海的工程界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我也参加了这件事。

事先，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在上海董事会执行部召开会议，公推侯德榜、茅以升、恽震、赵祖康和顾毓瑔5人为请愿代表。会后由我们5人草拟了一份请愿书,代表工业界和工程人士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迅速达成全面和平；并要求在和平未实现以前，不以工矿地区为作战据点；不破坏工矿、交通、公用事业，不准士兵侵入工厂、矿场，损坏或迁走工厂设备；维持工厂的交通运输，并允许食粮和原、燃料等运入工厂，以便维持生产、安定社会。定稿后，我们就于3月25日去南京。

赵祖康、茅以升、候德榜、恽震、顾毓瑔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递请愿书

27日，到总统府去见代总统李宗仁。李接受了请愿书，表示可以考虑我们的要求，并请我们吃了饭，照了相。接着，我们去找行政院长何应钦。何的态度顽固，他的答复大致是说，在战争方面是有准备的，准备划江而守；如有可能，也准备进行和谈；对于保护工矿一节，他只表示可以研究。

见过李宗仁、何应钦后,侯德榜又邀我们把给毛主席的请求书修改了一番，措辞比较尊重和婉转。当时，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即将赴北平，便由侯德榜带了请求书去看和谈代表邵力子，请他转呈毛主席。以后，我又和茅以升一起去看邵，想再当面恳托他一下，因为他不在家，没会到。

我回上海后，把经过情况向李敏作了汇报。她听了也很高兴。

2

4月23日，南京解放。消息传来，上海国民政府一片混乱,惶惶不可终日。那天，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特别召集上海各方面头面人物于市府大厦小礼堂举行所谓茶话会,声嘶力竭地狂叫要守卫大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谷正纲在旁帮腔，说得更凶狠，胡吹要与“共军”作战到底。但轮到各界人士讲话时，颜惠庆却说：“我希望一个月以后，局面有所改变，能够恢复和平。”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但颜的话激动了我的心弦，令人钦敬。以后，我就常去看他，向他请教。

5月12日，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进攻。市政府内，先是市长吴国桢辞职逃跑了。5月初，原市府秘书长陈良改任市长，所遗秘书长职发表以茅以升继任，但茅一再推病拒就，始终未到职。继之,市府所属各局局长也多辞离，陈良不得不另委继任人选，发表以汪维恒为财政局长、赵祥麟为教育局长、陶一珊为民政局长、陈保泰为社会局长,至于警察局长，则早已由俞叔平改为毛森了。

这时,上海物价腾涨，市民生活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垂死挣扎的汤恩伯、毛森等更加疯狂地迫害和镇压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市。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振奋着市民的心，震破了反动派的胆。陈良不得不演出下述的一幕。

5月23日深夜，我在寓所接到陈保泰的电话，说陈良要我立刻去市府见他。我回说没有车子，他说可以马上派车来接。上了车，我想先摸个底——会不会是我同地下党的关系被他们发觉了?便先驱车去看陈保泰。陈正在收拾东西，家里乱糟糟，神色很不安，对我只说“外面风声很不好”，道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市府大厦找陈良，这时已是24日凌晨1点多钟了。

陈良一见我，就装着苦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我一听，心里定了下来，就说：“时势那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他说:“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代最长，而且在同仁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让你为难。”我还是表示辞谢，并且提出颜惠庆、张元济和徐寄廎3人来，请他择一选任。他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和陈良谈话时，就想起了李敏同志过去曾对我讲，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因而最后就表示同意。在谈话中，我问陈：“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他说：“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当我表示维持秩序有困难时，陈良拿出何应钦在4月29日左右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致影响国际视听；故万一上海紧急时，望极力维持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等等。随后,他当面写了个委我代理市长的手令，交我收存,又叫秘书郑瑜把用红布包好了的市府大印递给我。我无处安放,只好带回寓所，于天明后再带到市府大厦，放进了保险柜。从此，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就陷于白天乱哄哄、夜里阴森森的境地。

24日晨，陈良又匆匆召集各局局长开会,宣布了这件事。会后，我向陈说:“你要我办理移交，我还勉强可以办，但要我维持秩序，我实在无力胜任。今天，毛森没参加会议，这事我更不好办。”为此，陈良又把毛森找了来。我故意开玩笑似地对毛说：“我是技术人员，文人维持不来秩序,这个代理市长就请你当了吧。”他连忙说：“我不行，我不行。”随后，就告诉我说：“现在各警察分局已都另派了副局长。‘对方’来时，他们大概不致会发生什么问题。至于总局副局长，我可推荐陆大公来担任，此人同‘对方’大概有些关系，我本来要办他，一直忍着装不知道。今后要维持秩序，你就找他好了。”我听了心中一怔，是不是他可能已知我的情况，在指桑骂槐。

下午3时，陆大公拿了一张毛森的名片到工务局来看我。名片背面写着“请派陆大公为警察局副局长”。我即批了“照办”两个字，并以严肃的口吻关照他：要切实负责维持好地方，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他唯唯允承而去。

下午6时,我还放心不下，便再要陈良陪我过苏州河,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看汤恩伯和陈大庆。汤没看到，只看到了陈。陈良便就溜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同陈大庆对话。我十分婉转地对他说：“为了维护市民的生命财产，特地来看你，希望你撤退队伍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并且希望他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汤恩伯。他冷冷地表示接受，就送我走了。

我回到苏州河南，立即就分访颜惠庆和张元济。他们都表示支持我，并答允帮助我。在访颜谈话时，我还先表示可否请他担任代理市长。颜说：“不妥。孩子是要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你是陈良下令派的，由你来代理市长，一切好办。我当然尽力支持你。”

当晚9时，解放军向市区发动总攻，首先从徐家汇进入市中心。到了25日凌晨半点钟左右，我在寓所接到陆大公的电话说，解放军已占领了常熟路和长宁路两个区的警察分局。我当即指示：“务必维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同解放军冲突。”实际暗示他们缴械，又叫他放车来接我去市府大厦与他会商,他都答允了。

那一晚，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情绪，通宵达旦地不断接到各方，特别是苏州河北一些机关、部门如屠宰场等处的来电，我都告以要劝说国民党军队或其他反动武装力量从速撤走或投降。同时，又想到自己身负维持治安的责任，关系重大，而手无寸铁,只依仗着素无渊源的陆大公，总觉得定不下心来。因又分别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找陈良和陈大庆，要他们下令迅速撤退部队，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陈良答复我，关于维持治安方面，我可先到汉口路警察分局同陆大公商量；关于撤退部队,可到虹口区去找他碰面再说。但到2时左右，陆大公来电说：解放军已迅速进抵八仙桥等地，交通阻塞，途中怕有危险，故不派车来接我了。我就只好守在电话机前，随时与他电话联系。我一再嘱咐他务必保护好市府大厦，并叫他立即在市府大厦竖起白旗，表示投诚。他答允我照办。

3时许，我再与陈良通话,吿诉他我已无法去苏州河北。到4时左右,第三次通话,则已杳无回音。从此，我与陈良和陈大庆完全继绝了联系。

上海苏州河南地区，就这样获得了解放。虽然局部地区有些骚乱和毁损，个别居民被流弹打死打伤，甚至市府大厦也曾中了若干流弹，但总的说来，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电力、自来水、煤气等供应如常，电车和公共汽车到26日清晨6点半就大部出厂行驶，黄浦江上的交通也很快恢复起来。市廛不惊，人心安定，都比我原来料想要好。

3

5月25日清晨，苏州河南已告平定。我到市府大厦，看到已竖起白旗，大门口架放着原警卫市府大厦的枪支，内心很高兴。我进入原秘书长办公室,作为我的临时办公室，看到有些局、处的高级人员在那里等我，便先嘱咐他们各回原岗位照料工作。从工务局叫来两位秘书,为我办理秘书和对外联系工作。先叫他们用电话通知各局、处，说我已在同各有关方面联系，要他们安心静候处置。

部署完毕后，我就于上午8点半左右去看颜惠庆，请教他该怎样办理移交的问题。我在代理市长前,国民党市政府曾对所属发过一个所谓“应变”文件，是要破坏、毁灭各种档案和财产之类的措施，并规定要成立执行这项工作的机构。当时，我已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所以，我只在工务局局务会议上把这个文件草草提了一下，敷衍过去。以后，在一次市府行政会议上，毛森力主要市府所属“自行销毁”各种档案，但因我和有些人表示不同意而未达成决议，市府就未行文下达。为了保存工务局的档案，我嘱咐一位机要秘书通知有关部门把过去借调出去的档案一律收回，并规定不准再借调出去。对于“自行销毁”档案，我通知有关秘书，以无行文下达为由，尽量拖下去，不予执行。这位秘书还坚决地说：“拖一天是一天，要拖到手枪对着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时再说。”所以，工务局的档案，移交时比较完整。

我去看颜惠庆时,他因年逾70，正卧床养息。我道明来意，才谈了约1个小时左右，北洋政府时代的财政总长、时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委员李思浩，陪了一个中年客人来看颜。李是我初次认识，这位中年来客叫刘白(字君亮）。这天，李、刘两人告诉颜惠庆，中共方面有两位代表就要来看他。颜、李两人就叫我坐候，以便会商一事。但等到11点半,中共代表仍未到。于是我再回市府，同财政局和上海市银行联系，要他们务必保管好一切档案和财产。然后，又叫我的秘书用电话分别指示各局处：一要大家固守工作岗位；二要确保档案和财产的完整和安全；三要保证完整而系统的移交，非经我联系妥善，不得擅自移交。这是早先李敏和“钱先生”向我指点过的。另外，我们还通知各局处，自26日起，各派高级人员数人到市府集中办公，以资联系。

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我再去李思浩家。经他介绍，看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据告，还有一位吴咏梅同志因事已先走，我此后也未再晤及。在李思浩和刘白两人的从旁参加下，我同李公然商妥了下列8个问题：

（一）接收机关以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派人员，并备有证明文件者为限，其余一律拒绝移交；（二）维持治安；（三）水电公用事业必须继续维持，防止破坏；（四）各局、处人员应各守岗位，保管档案财物，并照常工作；（五）户口册和地籍图册也很重要，务须妥为保存；（六）从速恢复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动员商店、工厂复业,公私银行也必须暂先复业；（八）补发市府员工、警察5月份未发的工薪,但此点必须先向解放军负责人征求意见。

以上8项，大部分是由我提出，经李公然同志指示而商定的。其中第1点最关重要。因为，确有几起未备规定证明而到各部门要求接收的，我都通知各部门由我直接交涉，予以拒绝了。其第6点,关于恢复市内交通的事，我是于当晚找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获得解决的，因而26日晨，各交通车辆就基本上恢复了运行。当然,主要还是靠有关公司与车场地下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努力。

商妥了以上8项后，我又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和被捕学生的事，李公然同意我的建议,但说必须先与军事当局商洽后再办。茅以升在这天晚上也来看我，要求释放所谓政治犯4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我就根据李的指示，于5月26日同解放军联系，获得批准，就交陆大公照办,把他们释放了。

最后,李公然同志建议我发表一个《告市民书》。我回到市府后，与我的秘书商量。由于当时外面用各种机关、团体名义发表公告的很多，市民对此真伪莫辨，而且我也不大愿意用“代理市长”的名义发表公告，所以决定不发公告；有需要下达的，仍用开会或电话通知的方式下达，或发布命令。当时就决定，把8项原则中若干有关要点，先分别通知市府直属各处按照执行；另外通知各局负责人于翌日举行会议，传达这8项决定，并具体讨论移交准备事宜。当晚，曹石俊和“钱先生”先后来看过，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5月26日上午，在淮海中路社会局会议室开会时出席的人，有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财政局局长汪维恒、社会局代理局长张振远、地政局代理局长沈振家、教育局代理局长郑瑜以及民政局、警察局、卫生局的代表等。会议根据8项原则作出了5点决议。其中关于移交问题的决议是：在军管会接收人员来接洽时，应对他们说明关于旧市府和所属各局的情况；办理移交时，必须由各局、处从上而下，整个移交。

26日下午1时许，为了想同党和解放军取得进一步直接联系，我又去看李思浩。在李处，认识了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当天下午3时，军管会派晨钟到市府大厦，负责市府警卫工作。我陪他巡视了档案室。从这天起，他就驻在市府大厦办公。

1949年5月26日，在代市长赵祖康主持下，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商讨移交问题。图为当日会议记录

这时，苏州河以南地区已全部解放，但苏州河北岸部分地区还盘踞着国民党残余部队。早在汤恩伯逃跑以前，即5月23日，他就派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负责指挥留在上海的国民党部队。刘昌义见到苏州河南岸已完全解放，就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刘是在上海解放后，我才认识的。但当时苏州河北沿岸的邮政大楼、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中，仍分别驻有青年军二〇四师残部，在负隅顽抗。25日深夜，颜惠庆叫人从河滨大厦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速设法与解放军联系，及早解决河北战事。我便设法同解放军师部一位姓何的负责同志通电话,他复告：“明晨9时起，苏州河畔可以没有战事。”我听了，非常兴奋，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解放军从该时开始，将暂停用武力进攻，可以用人民的力量，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苏州河北岸的解放问题。

5月26日，刘光辉同志到市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指点并协助我打电话给留守在邮政大楼里的原邮政总局上海分局局长王裕光，叫他就近对驻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做工作，劝他们停战缴械。其时，邮政大楼约有驻军200人。他们通过王，在电话中要我转向解放军提出：要求尊重他们的所谓“军人人格”，不要把这次缴械称为投降。电话从下午2时起，一直打到4点半，反复商谈了2个多小时，最后决定了5点：（一）停战；（二）国民党驻军立即缴械；（三）凡国民党官兵愿意留下的，应进行整编；（四）不愿留下的，予以资遣；（五）尊重他们的“军人人格”。于是邮政大楼上竖起了白旗。接着,对河滨大厦和百老汇大厦的驻军，我们也从旁协助，用同样方式先后和平解决。就这样，5月27日早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苏州河北岸，上海市全部解放，整个上海成为兴奋欢乐的海洋。

5月27日，陈毅司令员派熊中节到市府大厦，带来了军管会陈司令员的条谕，说是准备明天来接管，要我做好准备。这时，《解放日报》开始发刊。发刊辞《庆祝大上海的解放》提出了当前的三大任务,其第三个任务是“顺利完成接管，迅速恢复生产”。文章说：“对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党政军机关，必须立即接管。我们号召各机关旧员工们不要惊扰，各在原职位上服从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迅速完成清点移交等工作。一切听命处理，不准许有任何破坏。”我反复阅读了这一节，随即通知各局准备移交，并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这个任务,不得违抗。

28日下午2时，司令员兼市长陈毅同志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刘晓、周林等同志来到市府大厦。我怀着喜悦而又紧张的心情欢迎他们，陈毅微笑着同我握手。接着，大家在市长办公室里坐了下来。陈毅同志招呼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问我关于24日晚间陈大庆、陈良是怎样逃跑的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同时，周林同志叫我的秘书通知市府旧职工，齐集二楼小礼堂，参加我们准备的欢迎会。陈毅同志丝毫没有我见惯了的国民党官僚作风，特别关照让所有勤、杂、工、警人员全部参加。到会的共约二、三百人,把小礼堂挤满了。大会由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主持，介绍陈毅司令员兼市长给大家讲话。陈毅同志一开始就说：“你们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他说：“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23年，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墙上挂的孙中山先生像，说：“怎么对得起他！”接着说：“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末了，他说：“上海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现在已成为人民的城市。请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多作些贡献。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他勉励大家服从命令，办好移交，协助接管，听候人民政府量材录用。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副市长曾山、韦悫以及潘汉年分别接见旧市府各局、处长，征询意见。同时，陈毅同志又找我谈话。我表示今后想去教书。他微笑着摇摇头。那时，我虽然站到了人民一边，但对在人民政府内工作，能不能同共产党相处共事，把工作做好，有所疑虑。陈毅同志看出我踌躇不决的态度，掬诚相见地对我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真使我永生不忘，激动难已！

到了5月30日，我把旧市府大印交给了周林同志。于是再向陈毅同志谈心，提出自己思想认识差，怕担任工务局长做不好工作，愿意先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个月后再看能不能就职。我还提出了对上海城市规划的设想。前后谈了有20多分钟。他还是劝导我就任工务局长的工作，勉励我边工作，边学习。我深为感激，才最终接受了。当时，我的家属还在福州，而福州尚未解放，所以，我又要求先让我把工作做起来，但正式命令则请俟福州解放再予发表。陈毅同意了。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关于我的任命，就于8月19日正式公开发表。

从此，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赵祖康）

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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