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问题学生的学校（反思豪华中学事件）

近日，陕西镇安县建豪华中学一事被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作为回应，当地政府迅速拆除了已经建好的“鲤鱼跃门”等景观，当地群众直呼浪费、可惜。

事实上，镇安县的这一做法，是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基层犯了错，被媒体曝光，或被上级发现，要求限期整改。基层为了迅速消除影响，往往会采取决绝的措施。这种不折不扣整改的做法，当然是向上级显示壮士断腕的“有错就改”的态度。然而，整改的结果，往往和常识相违背，反而造成了“错上加错”的后果。为什么会出这样的结果？

基层政府犯错在先，在上级和公众面前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唯有认错而已。但是，基层犯错如何定性，却和基层的认错态度有很大关系。

在当前的监督环境下，基层政府明目张胆不顾有关政策规定、知法犯法的行为，已经比较少见。但是，通过政策变通，打着公益的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却不少见。甚至于，一些打擦边球的做法，已经成了各地的通行做法。

镇安县建豪华校园的做法，当然有错。地方领导也应该心知肚明，如此不顾实际，哪怕是没有违法违规，也有故意制造资金“流量”、搞政绩工程的嫌疑。面对舆论的质疑和上级的介入调查，基层的认错态度很可能影响事件的定性。

概言之，只要没有违法违规，对政绩工程的处理是有弹性空间的。这个空间，既是上级赋予的，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一些地方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法敷衍过去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改正错误，且改正的效果还广受好评，说不定会把坏事变好事。在各类舆情事件上，这种案例数不胜数。一些地方领导因为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整改，接受舆论监督，反而被认为是有担当。

退而求其次，哪怕是无法挽回错误，但认错态度诚恳，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改正，甚至于，借这个错误发动政府内部的自我批评、自我审查，人们一般也会原谅。

镇安县豪华校园事件，首先是一个舆情，其次才是可能的问责事件。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舆情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上级问责来产生的。镇安县显然是希望以拆除豪华建筑的断然措施来减轻可能的问责，这些举措其实是对上不对下、对内不对外的。这也就注定了，其整改是做给上面看的，而不是做给公众看的。

长期以来，基层整改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逻辑。这个逻辑，本质上是政府间上下级关系塑造的，而不是在回应群众需求和舆论质疑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基层整改逻辑具有鲜明的封闭特征。

绝大多数整改源于上级的督查检查考核问责。近些年来，地方治理体系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上级职能部门几乎演变成了专业督查部门，而基层则成了部门职责的真正落实者。这造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基层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同时，上级控制权在不断加强。

客观上，一级党委政府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有比较大的制度空间的。这也是这些年来，各地普遍存在“流量”的政治经济学现象的原因。无论条件是否具备，规划是否科学，一些地方官员总是要想方设法搞项目、做工程，制造资金“流量”。只要有“流量”，地方上的各类利益群体总会获益，比如，老板有了生意可做，老百姓有了就业，官员也有了政绩。

过去，政府楼堂馆所建设是“流量”的主要来源。现在，一些民生领域则成了制造“流量”的绝佳领域。比如，贫困地区修公园、修学校、修公路，既符合大的政策方向，又可以获取民心，还可以标榜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是，只要做事，哪怕是做好事，都有极大的可能被各部门的督查检查考核发现问题，如果问题严重，就要启动问责程序。因此，绝大多数一级党委政府，在面对上级党委政府和强势部门的监督的时候，都会认真对待。久而久之，整改也有了一套成熟的业务流程。

第一步是：态度端正。无论上级提出的整改意见是否合理，最好不要辩解，首先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多基层干部在总结这一经验时，其实是颇为无奈的。毕竟，几乎所有规则都是上级制定的，且上级还有更上级——如果基层“问题”不解决，直接上级也可能受牵连。与其使劲去和上级辩解，还不如坦然接受。反正，辩解了，大概率也会自讨没趣。

第二步，制定整改清单。上级也许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对于基层而言，则可能意味着一揽子的整改意见。比如，镇安县的豪华校园问题，如果要认真整改起来，可能要从项目的论证、立项、实施、验收等每一个环节查起，教育、建设、国土、规划、招投标中心等每一个部门都要自查。并且，查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实施，还可能查各项纪律执行情况。整改清单里列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也有明确的整改期限。

第三步，销号。对照整改清单，每个问题都要落实到位。如果没办法按期完成，得有充分理由。

第四步，写整改报告。典型如镇安县豪华校园这样的事件，一级党委政府肯定是要出具整改报告的。报告既要呈现整改的过程，主要是要突出主要领导的重视，也要客观呈现整改的成效，当然也还要表决心，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处理一些责任人，以儆效尤。

实际上，如果仅仅为了给上级有个交代，这个流程是非常有效的。甚至于，一些整改措施，明显有走过场的意思，只要上下级之间沟通到位，上级也会理解基层的复杂性，作出合理的判断。

只不过，类似镇安县这种事件，整改其实源于舆情事件。这就意味着，封闭式、对上级交代的整改逻辑，还不够。简单说来，这些事件的整改措施，不能马虎，因为舆论监督的声音更加多元。一些简单粗暴的整改，或许是给上级交代了，也达到了整改目的，甚至还可能被认为是措施积极。但是，在群众看来，这类措施很可能在制造次生灾害，错上加错。

吊诡的是，只要是舆情事件，上级的容忍度其实也比较低。这种感觉传递到基层，基层的压力就会陡然增加。在重压之下，如果基层党委政府缺乏应变能力，也会自乱阵脚，导致错上加错。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犯错了，上级不能简单地要求整改、问责了之，而是要积极帮助基层，让其有更大的纠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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