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和山西临汾吉县有不解之缘）

清朝顺治年间，曹振彦曾在吉州为官之事，查光绪五年(1879)吉州知州吴葵之所撰《吉县全志》及县史志办翻印本八十一页记载:“曹振彦，奉天辽阳人，七年任，升阳和知府。”嘉庆《山西通志》卷八十二《官职》五十六页:“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顺治七年是一六五零年，曹振彦只干了二年就由“纪振边，海州人，进士，九年任”接递。

曹振彦在历史上虽没有多大名气，也没有多少显赫事迹可以传承，若不是他的后世子孙曹雪芹声名大噪、以及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影响深远，曹振彦很有可能从此就湮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但是，对于曹氏家族而言，祖先曹振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人物。正是他使得曹家摆脱了寻常包衣家奴的身份，开启了曹氏家族荣华富贵的大门。出于兴趣，笔者闲暇之余查史料、访老者，将曹振彦家世和在吉州为官之事编撰成文，供史料专家和众读者参考。

一、曹振彦家世

据史料介绍，曹家的先祖原本居住在北直隶，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北部一带，后来不知何故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奉天(现在的沈阳)。奉天地理位置偏远，经常受到异族的侵略和骚扰。一六二一年，一支后金部队攻克了奉天，许多汉人被杀，也有一些被俘虏投降后成为奴仆。在这些俘虏当中，有一个叫曹锡远的人，他是曹振彦的父亲，曹雪芹的始祖。随着奉天的陷落，不久明王朝也灭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满清王朝。曹锡远投降后成为一名包衣(满语为家奴)。后随着前清和后明两朝连年的战争以及兵员的缺乏，投降的汉人也全部从军，曹锡远也被编入汉军八旗中的正白旗，先前归努尔哈赤领导、后归皇太极直接管辖的家奴军队。连同曹锡远一同投降的儿子曹振彦，当时已四十多岁。父子俩一起跟随清军四处征战，入关前就有战功，打下的江山，自然也有他们的血汗。为奖励汉人中的有功之臣，曹锡远被任命为沈阳中卫指挥使之职，曹振彦也从一名“家奴”上升为一名“教官”。随后，曹振彦又因在大同战役中战功显著，在允许汉人参加的考试中考中贡士，完成了从教官到贡士、从包衣到仕官、从军界到政界的转变。这一年曹振彦48岁，次年被委任为吉州知州，顺治九年晋升为阳和知府府官，顺治十二年升两淮都转运盐司运使。此时的曹振彦已是三品的高级官员了。

曹振彦生有二子，长子曹玺，取妻孙氏。次子曹尔正。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如果说曹锡远、曹振彦是曹氏家族的兴起点，那么曹玺及其妻孙氏则把曹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史书记述曹玺“小好学，深沉有大志，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礼”。可见曹玺在政治、军事、文史、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才能。因文武双全，被选入内廷作二等侍卫，管理銮仪事，后升入内工部。康熙二年，特派监理江宁织造，死后追封工部尚书衔，诰授光禄大夫。曹玺妻孙氏，曾是三皇子玄烨的奶母，玄烨后来荣登皇位(康熙帝)，每次南巡都曾接见孙氏，生前诰封一品夫人。曹家三代历任江宁织造，得到康熙帝信任，都与孙氏曾是康熙帝之奶母有一定关系。

曹寅是曹玺的儿子，曹雪芹的祖父。曹玺死后，康熙力保他的儿子曹寅世袭了其父的职位。曹寅除了是曹玺的长子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康熙小时的陪读，关系十分密切。康熙在位期间，曹寅的官职也是青云直上。史料记述:曹寅自幼聪慧，四岁能辩声律，十几岁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被称为神童。康熙十二年(1684)曹寅二十七岁由銮仪卫治正兼第三旗鼓左领，协理江宁织造，次年即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任江宁织造，五十一岁卒于任所。曹寅干了四年苏州织造、二十一年江宁织造，同时监理四次康熙南巡大典，并多次被康熙钦点为巡盐御史，管理两淮、两浙盐务。他的政绩非常突出，不仅皇帝赏识，同僚、百姓都给予好评。

从以上可以看出，曹氏家族之所以沿续五代荣华富贵，除去其先祖曹锡远和曹振彦奠基外，更得益于康熙帝的极力维护和百般照顾。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曹寅受康熙之命担任江宁织造后，在康熙的六次南巡中有四次由曹家负责接驾，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财力，再加上修造大观园、元妃省亲等等，真不知耗费了多少银两。曹家无奈，只得大量挪用公款解决，以弥补接驾等留下的亏空。雍正继位后，曹家的靠山荡然无存。雍正帝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惩治腐败，而曹頫却不懂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才干了四年左右就被雍正革职、抄家。至此，曹氏家族自曹锡远、曹振彦于天命六年(1621)归附后金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前后一百零八年的荣耀灰飞烟灭、付之东流。而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曹雪芹还未成年，便经历了本家族的惨烈巨变，体悟到了人生荣辱、世态炎凉和家族兴衰的得失事实，才创作出《红楼梦》此不朽之作。

山西临汾市吉县县城

二、曹振彦在吉州

吉州商祖乙时属耿地，后又称北屈，明昌元年(1190)改耿州为吉州。清朝建立仍沿袭旧制，隶属平阳府，辖乡宁一县。朝代更迭，连年征战，局势动荡，百废待兴，曹振彦赴吉州任职正好遇上这个茬口。据康熙十二年(1673)《吉州志》记述:明祟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高杰部东渡黄河占领吉州。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改克州城，高杰部败退。顺治六年(1649)明朝把总卫敏又起兵攻占吉州城，清知州龙启运抱印逃回平阳府。顺治七年(1650)二月清军又击败明军占领州城。在这六年的拉锯战间，清朝先后派去四任知州:分别是直隶人李兰芳，奉天人崔起鹏，山东兖州人龙启运和奉天辽东人马得路。多者干二年，最少的马得路“抵任二月缘事去”，只干了两个月。曹振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曹振彦作为清朝建立以来吉州第五任知州，到任后立即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赈济灾黎，恢复生产，应该说还是干了一些好事、实事。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和当地群众传言，有以下两方面: 1、重修锦屏山城隍庙。 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祟祀的重要神祗之一，既是守护城池之神，也是冥界的地方官。我国各朝各代城隍信仰均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祟。清朝规定:“凡有司莅任者，必先谒庙，与神誓，希神默相，使政兴务举，以安黎庶，倘怠政奷贪，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即便现在全国仍有多地保留城隍庙，甚至将城隍庙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吉县的城隍庙，据《吉县全志》“坛遗祠祀”三十六页记载:在“锦屏山之麓，明洪武年间知州许志升建，弘治间知州王彝扩建，并增宿斋三楹。”“国朝顺治间，知州曹振彦重修”。曹振彦一六五一年到任，隔年已擢升，重修城隍庙应在任期所为。又据《吉县全志》卷八“艺文志” 记载，吉州城隍庙在明朝后期还曾整修扩建过一次，形成一定规模。史料记述有主庙三间，两厢各五间，前门有三间。除此以外还扩建了三间“公廨”(应该是办公室之类的房子)和厕所、庖房(应该是灶房)等，以便新上任官员和家眷临时居住。庙后还有栖神宫、张乐赛神楼等，规模相当可观。明朝鄞县人杨守正刻有碑记。曹振彦此次重修，应该是明末清初战乱损毁后的又一次重修。重修后将原来的建筑恢复到什么程度无据可查。但是此举足以说明曹振彦百忙中仍十分关心地方建设，在位总想为当地办一些好事和实事。顺治八年(1652)朝廷颁发诰命，说他“慎以持躬，敏以莅事”，“官常彰廉谨之声，吏治著循良之誉”，将其大大表扬了一番，并很快晋升为阳和知府府官。

2 、张家庄祈雨

吉县城西有一个村庄，距原老城二华里，沿清水河而建，早年张姓人居住该村，故取名张家庄。庄内百姓以农为业，兼种红枣、蔬菜等。顺治七年曹振彦到任后不仅连年战乱，百废待兴，又遇天年大旱。《吉县全志》“祥异”二百三十九页记载:“七年，自春徂夏，旱，赈济有差”。开春没下雨一直到夏暑，致地皮干裂，田禾枯萎；树木不开花结果，蔬菜下种不出苗，州城百姓叫苦不迭。在那靠天吃饭的封建社会，往往是种于地而收于天。出于对旱魃为虐的恐惧，面对旱灾降临，人们只有寄希望于神灵，祈天降雨，以求天降甘霖，泽润苍生，禳除灾害。当时吉州有四个龙王庙:一个在东门扶风桥上，一个在北门外，一个在西门外，一个在南门外。据老一辈讲，只有西门外龙王庙规模最大，庙宇崇高，辉煌雄伟。因庙旁河边有个天井，古称天井龙王庙。此天井平时砂石掩埋，不见踪迹。相传下有龙潭，周围四五丈，深丈许。如果开挖疏通，便有泉水汹涌而出。尤其是旱年需水时更为灵验。不旱之年不敢乱挖，乱挖必遭庙神惩罚。于是曹振彦便率衙内大小州官以及庄内百姓抬猪羊、提果蔬赴天井龙王庙上贡，焚香叩拜，连续多日在此祈雨。另外又组织乡民“持锄蹶，汰砂石，寻其迹而疏濬之”，将溢出的泉水挖渠引进干裂的土地灌溉，从而缓解了旱情，未造成庄稼绝收。庄内百姓感激不尽，遂改村名为“霖雨”，一直沿用至今。

曹振彦在吉州干了二年，便升为阳和知府。当时山西有九个府，并无“阳和”这个名称。后查相关资料发现“阳和”其实是一个过度:这是指顺治五年末(1649)，大同总兵姜壤叛乱占领大同，攝政王多尔衮统兵征剿，大同府临时迁移阳高卫(山西阳高县)，更名为阳和府，领大同、怀仁、浑源州、应州、广灵、灵邱，平叛后又在顺治九年(1653)搬回，恢复原大同府。曹振彦在阳和任职二年后又升两淮都转运盐司运使，顺治十四年(1658)去世，活了五十六岁。

（本文作者 葛培校 吉县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