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人骄子的事迹（陇上才女邓春兰的）

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他的演讲和论文中诗意地描绘了这种现象：“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的翅膀能够扇起龙卷风吗？显然不能。但如果气压、气流、气旋、温差、雷暴等诸多因素都具备了，那么小小蝴蝶的翅膀再扇动几下，助上一点力，就不定就真可能形成翻江倒海的龙卷风。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的触发也会引起质变。

邓春兰

在这里，蝴蝶的翅膀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某种意义上说，蝴蝶的成功是借助了客观气象条件的“势”。1919年5月15日，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叫做邓春兰的小女子正是借助了这个“势”，掀起了近代教育史上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这位甘肃兰州的小学教员斗胆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冲破数千年来之陋习，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给自己争取上大学的权利。简单说，就是呼吁蔡先生能够在大学里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班，教育平等。

这位小学教员在这封信中，大声疾呼：“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惜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根本不算个事，男女同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在民国初年，这封信却不啻平地惊雷。几千年来封建道学家们给世人灌输的都是“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不就是这一思想主宰下的活生生的牺牲品吗！

尽管当时的欧美诸国已实现“男女并收”，中国的一些大都市也纷纷开办了“女校”，但在很多偏僻的农村，富家千金还是“养在深闺”、“蜗居绣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卫道士们看来，情窦未开的垂髫小儿男女混编尚且不能容忍，而在生儿育女年龄段的大学生“男女同校”，岂不是干柴遇上烈火，一定要出大乱子的？而公然提出“男女同校”的女人，不是“荡妇淫娃”，也是伤风败俗之辈，辱没先人哪！按照宗族法规，那是要“浸猪笼”沉塘的。

而邓春兰终于没有被“沉塘”，就是因为她掐准了这个“势”。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妇女解放成了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大力提倡妇女解放。《新青年》专门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作为反封建主义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先后翻译了《妇人现》、《欧洲七女杰》等文章，介绍世界各地开展女权运动情况。

邓春兰油画

1918年8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节烈观》一文，对道德家的“节烈救世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什么是“节烈救世说”，不过是主张：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在强烈谴责封建道德的虚伪和荒谬后，鲁迅指出，刀兵盗贼、水旱饥荒、丧尽天良的种种黑暗，并不是不节烈的女子所引起。他主张要“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制造玩赏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一针见血地指出“守寡”和“殉夫”是摧残女性的“吃人”的道德。

正是有了时代大潮的推波助澜，邓春兰的举动才有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多家报纸先后发表了邓春兰的书信，许多人纷纷撰文表示支持。

蔡元培先生此时虽因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辞职离京，但仍然在1920年春的上海《中华新报》上发表讲话表示对邓春兰的支持。他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余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故余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蔡先生的意思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因为大学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女子当然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大学。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付军阀政府教育部横加干涉的最好办法。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广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20年2月，教育部不得不勉强表示：“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须格外慎重……”开始正式允许妇女到北京大学旁听。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兰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女大学生。接着，除邓春兰之外，还有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查晓园等八名女生相继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禁制一开，势不可挡。

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大学生王兰

古人说，时势造英雄。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情境之下，一个小人物也能改写历史。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之下，邓春兰这只“小蝴蝶”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翅膀轻轻一搧”，就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新纪元。正是“大鹏一日因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在这里，关键是“借势”要拿捏准确，适逢其时。过早则因特立独行，而显得不合时宜；过迟则因已约定俗成，而“泯然众人”。只有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恰到火候，恰如其分，方能立于时代潮头，成为时代高标。

邓春兰的成功，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作为个体，她出身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她的父亲是甘肃著名的教育家邓宗，曾筹措经费，成立了“淑慎女校”。她自幼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有“陇上才女”之称，且能够接触到滚滚而来的社会新思潮，再加上有过人的胆识，无畏的勇气，所以她才能冲破思想的樊篱，敢于给蔡元培写信。作为社会局势，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正在竭力鼓吹民主与科学。宣传民主，势必就要反封建，而反封建就要争取妇女解放。因此，个体和群体相互激荡，就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思想解放的洪流。

恩格斯说，“必然的东西，往往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邓春兰的事件，不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