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的六大谜团(还原真实的李白)

李白的《静夜思》历来备受诗论家的推崇在“看月光”“望山月”的版本之异上有所讨论,对“床”字的旨义也有一些歧见有人认为“床”字指卧具,也有人认为指“胡床”“井栏”等,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关于李白的六大谜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关于李白的六大谜团(还原真实的李白)

关于李白的六大谜团

李白的《静夜思》历来备受诗论家的推崇。在“看月光”“望山月”的版本之异上有所讨论,对“床”字的旨义也有一些歧见。有人认为“床”字指卧具,也有人认为指“胡床”“井栏”等。

《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诗·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在西周时,不仅贵族,农夫也寝于床上。这说明床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说文》:“床,安身之坐者。”床被定义为人所坐卧的用具,表明床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清楚的,词语的表述也是清楚的。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床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对稳定,其外延在不断扩大,如笔床、琴床、茶床等等。作为具有“井栏”之义“银床”概念的出现,无论诗文注释还是各类辞书,均引自乐府歌辞《淮南王篇》。此篇歌辞集中各类美好字眼夸赞淮南王:“淮南王,自言尊。百尺楼高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淮南王篇》在床字前加个银字,属修饰性的借喻。其后的文学创作中竞相效仿,使“银床”成为流行概念,意指“井栏”,而且在语言环境上都与水井相关联。

“胡床”概念的来历较为简单。历史上西北少数民族用的坐具,传到中原后被汉民族所接纳,在汉语中称作“胡床”,最早见之于《后汉书》:“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到了隋朝因忌用胡字,把胡床改名为交床,因折叠有绳相连,又称为绳床。但胡床作为专有概念,其内涵比床本义窄,专指坐具,类似于今天的马扎。自唐代以后家具的功能发生了分化,读书、写字、饮食都是坐椅据案,不在床上活动了。这时床的坐具功能不断弱化,卧具功能不断强化,逐渐突显专伺卧具的功能。因而在绝大多数场合,单用一个床字,则表示卧具。

审视李白整个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对“床”“胡床”“银床”三个概念的使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用具的表述上都很准确,没有混淆。

细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带“床”字的诗句23处。李白诗中指“井栏”而言有4处,且均与井字相联系。如《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很明显,说及“井栏”之床,都加以文学夸饰,以示与床的本义相区别,而在语言环境中又与井字同时出现。诗句中用“胡床”(绳床)这个专用概念一共5处,如《寄上吴王三首》其二:“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显然,“胡床”这个专用概念入诗,恰合其实,恰当其所。

李白在诗歌中直接采用床字本义的一共13处,其中4处加上了文学修饰语,多用金银玉等字眼。如《秦女卷衣》:“顾无紫宫宠,敢拂黄金床”;《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鲁东门观刈蒲》:“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

李白取用床的本义,又单用一个床字入诗共有10处,主要表现自身生活及朋辈和平民生活。如《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坦腹东床下,由来志气疏”;《寄远十二首》其十一:“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春怨》:“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空床”……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单个床字入诗而争议较大的两处。其中一处是我们重点讨论的《静夜思》中的“床”字。现在我们熟知的诗句以明版为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于公元726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旧历九月十五日左右在扬州旅舍作《静夜思》。其《秋夕旅怀》一诗当为《静夜思》的同时同地之作。此诗实写羁旅愁思,单用一个床字,无疑是取其本义,既非胡床,更非银床。在续篇《秋夕旅怀》中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这又可印证,《静夜思》中的床字恰指睡卧之床,而非其他。

否定《静夜思》中的“床”字是指卧床的文章,其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其一,诗人躺在床上没办法举头和低头的,顶多探个头看看床下;其二,此诗写在深秋,诗人不可能开窗睡觉,而唐代窗户很小,月光不可能照进室内;其三,诗人背井离乡,一个人站在井台上望着天上的明月,才可能勾起思乡之情。

首先说,李白怎样睡觉才能看到月亮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实诗人羁旅思乡,不一定仰卧在床上,也许侧卧,也许辗转反侧,也许披衣而坐,也许踱步到窗前,这都是可能的。须知这是写诗,不是公安破案,一举一动必落到实处。如果把诗解到李白必须怎样睡觉才能看到月亮,实在太过牵强了。这只能说明,不写诗的人无法理解诗人的创作心理。

至于说在屋子里看不到月光,更是缺乏依据。就李白诗作而言,多处写到月照室内的情景。《独不见》:“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望月有怀》:“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描写此类情景的诗很多,此不一一俱引。那种唐代窗户小,月光不能照进屋内的猜测,既不符合唐代生活实际,也不符合诗人的创作实际。

另外,有论者把诗人发思乡之情的地点放在井栏前,以为这样才契合背井离乡之愁,这实在是妄断古人。实际上,“背井离乡”一词的井不是水井,而是指井田制的井。井田制规定八家为一井,中间八十亩是公田,八家各一百亩私田,余下二十亩用来盖房子居住。“背井离乡”作为成语出现其实是在唐代以后,始见于元曲。如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早是俺两口儿背井离乡,则怏他一路上荡风打浪。”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差你个梅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生活经验和非创作心理去猜度唐朝诗人的创作,而应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和文学风尚习惯来分析诗人的创作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至于误读古人。

综上所述,《静夜思》中的“床”字还是应该解释为卧具之“床”。

李白,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时人谓之李、杜”句。可见,李白杜甫去世一个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说了。

李白与高适、孟浩然、贺知章等诗人的关系都不错。李白曾写“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说明他与孟浩然的深沉友谊。李白与诗人高适(他是唐朝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关系也不错,只是两个人没有走在一条“道”上,后来关系疏远了。李白与贺知章更是好朋友。李白第一次进长安街,遇见贺知章。这时,贺的诗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无论哪个方面都算是顶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难》使贺知章惊叹:“你真是个被下贬的太白金星啊!”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雅号。李白第二次进长安,也有贺的功劳。但这一干人的诗歌光彩、家国情怀及个人魅力,显然和李白与杜甫不在一个级别,后人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那是反复掂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闻一多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

李白与杜甫,无疑是两座耸立的高山,是两个艺术生命的标本,是支撑起中国文学、东方文明的其中的两根支柱。自唐以来,人们说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般地说都会联系到另一个人。其实,两人见面有据可查的纪录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有人把他两人诗歌中的涉及对方的诗歌统计了一下,李说杜,三四首:杜说李,近二十来首,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杜甫更怀念和牵挂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国,逐渐形成“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

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本属于个人偏好,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中国一些人好分胜负,好排座位,喜欢戏剧效果,于是,将两人拉在一起,互相对比,寻找差异,比较着比较着,就将两人简单地对立起来了,褒一个贬一个,一个打倒另一个,非此拼出个高下不可。

喜欢他,则宽容他、包庇他;不喜欢他,则损他、骂他。或者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来扭曲他。这是我们的毛病,要改呢。

(本文摘自《书屋》2015年7期,作者:胡松涛,原题为:《阅读李白,并说李白与王维》,本文系节选)

“很重视的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网友:大概就是杜甫对李白的感觉吧……”近来,李白和杜甫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起来。

有网友指,杜甫有多首赠李白的诗,但李白却只有一首《赠汪伦》。李白成了“网红负心汉”,事实真是这样吗?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在接受中新网(cns2012)记者采访时指出,其实李白与杜甫是有相互赠诗的。就流传到今天的资料来看,杜甫赠李白的诗有十几首,李白赠杜甫的诗“起码明确的有三首,疑似的有一首”。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至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间,李白与杜甫相遇并同游。记者梳理李杜间赠诗发现,现存的李白赠杜甫之诗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同时杜甫在这时期也有诗作赠与李白。

这期间,李杜两人互有赠诗往来,传世至今的、这两年间的二人互赠诗作数量也大体相当。这以后,杜甫仍有赠李白诗作,却并无李白回赠的诗作传世。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告诉中新网记者,诗人之间互相赠诗、写诗其实是“一个大的传统”。“文人之间,大家很渴望表达一下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包括对某个人的见解。但回复不回复又是另外一回事。”

她举例称,如果后辈给前辈写诗,“就不完全是你写一首我就要回一首”。“唐代这样的情况不少,像李白和孟浩然就是这样的关系。”

“李白对孟浩然非常崇拜。孟浩然比他大十几岁。李白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赠孟浩然。”但就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孟浩然鲜有对李白的回赠。

“而孟浩然对张九龄又类似李白对孟浩然的感情,因为张九龄又比孟浩然大上十几岁。孟浩然写‘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送给张丞相,希望张丞相对我如何如何。”蒙曼说。

因此,杜甫和李白间的诗文往来也“属于这种情况”。“李白明显比杜甫大,李白成名明显比杜甫早。杜甫当年是非常崇拜李白的后辈,所以他当然给李白写的多,李白回他的少。”

但同时,蒙曼也强调,并不能据此就说杜甫是李白的“粉丝”。“我认为他们俩是真诚地讨论。杜甫在精神上从来没有矮化过自己。他在给李白的诗中写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是要讨论文章。而且他跟李白的文艺见解并不一样。李白自喻为谢脁,杜甫却认为他更像庾信和鲍照。杜甫远比一般的粉丝要深刻。”

此外,蒙曼还指出,性格上的差异也在诗人交往中有所影响。

“李白是一个飘飘欲仙的人。他看到自己的多,看到人间的少,当然看到朋友也会少一点。他一直在自我表达,像‘我是多么伟大’、‘别人应该怎么重视我’、‘他不重视我他怎么不对’,另外就看神仙过什么日子,要跟神仙一起遨游世界。而杜甫更关注人间现实,两人有某种精神上的鸿沟在。”她说。

和李杜的状况不同,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种年龄相仿、性格相近诗人的典范。“元稹和白居易两人唱和不断。元稹有诗就写‘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如何。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意思是信一来,元稹还没看信眼泪就先下来了,把家人吓坏了;后来觉得不会是什么大事,一定是得到白居易的信了,只有他的信才能引起元稹如此激动。”

当然,影响诗人之间友情的不会只受年龄、性格这两个因素影响。蒙曼说:“像王维和孟浩然,虽然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彼此间没有那么大的身份差异,甚至王维年龄更小一点。但是因为王维的官更高,所以孟浩然对他是有所倚仗的。”

而王维却有大量赠与裴迪的诗作。王维为什么会给裴迪写诗?蒙曼认为,就是“因为他们俩住得近”。“他们俩一块隐居。每天就是一块喝酒聊天,当然诗人喝酒聊天,说的都是诗,你给我写一首,我也给你写一首。孟浩然离得远,就不一定要特意回复了。”

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导致今天我们认为李白未给杜甫回诗。于赓哲告诉记者,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杜甫所有的诗都已经寄到了李白那里。

“古代平民之间互相通信是很困难的,这除非有大家共同认识的人来捎信,或者有商人愿意帮你带信。唐代并没有完善的民间邮寄系统,所以写的诗往往可能是自己欣赏,或者可能给旁边人看一看,不见得真正能到达对方的手中。”他说。

于赓哲还指出,今天大家看到的也只是流传至今的诗作。“李白与杜甫的诗作都有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在没有流传下来的这些诗当中是否有两人的往来诗作还不知道。”(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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