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的最后一课（进入哈佛之后我陷入了抑郁）

文章来源于视角学社 ，作者成长视角

来源：视角学社（ID：my_perspective）

哈佛大学，图源：Facebook.com

故事要从2016年密歇根州的切尔西说起。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我所在的那个学生总数不到900人的高中，就有三个孩子饱受精神疾患之苦，其中还包括一名学生运动员。
当时，我无法理解这种痛苦。周围的同龄人都认为我生性积极、进取和快乐。我无法分辨压力和焦虑、悲伤和抑郁，或者“消沉”和病态之间的区别。我认为凭借不屈不挠的乐观和坚韧不拔的态度足以度过一切难关。我坚信自己对精神疾病免疫。

到了哈佛，即将开启首个冰球赛季之际，我得知顶级前锋佩尔顿-拜斯（Ty Pelton-Byce）无法在新赛季为球队效力。佩尔顿-拜斯由于罹患抑郁症而无法继续学业。精神疾病在我的生命中再次出现；我继续坚信自己百毒不侵。

2013年，全美高校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首席医疗官布莱恩·海因林（Brian Hainline）宣布，心理健康已经成为高校学生运动员头号安全健康问题。哈佛共有42支校队，其规模在全美NCAA第一级别（也是最高级别赛事）运动项目中名列榜首。去年，哈佛近17%本科生，共1075名运动员参加校际竞赛。尽管心理健康素质不断改善，但对哈佛运动员来说，阴影依旧挥之不去。

我叫德里克·辛迪格（Derek Schaedig），心理学专业大二学生，哈佛男子冰球队守门员；我还是校报（The Crimson）撰稿人；2019年4月，我经确诊患有严重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通常被称之为抑郁症。与很多运动员一样，我并无金刚不坏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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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球赛季包括每个学年九个月中约七个月。本赛季，我每天七点半起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都在课堂学习。然后，我在短短几分钟内解决午餐。下午一点，我到冰球场练习，结束后进行六十分钟的体能锻炼，接着洗澡并接受理疗，并在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走到食堂。晚餐后我通常回到宿舍，之后时间用于赶作业、与室友相处、或尽早休息保证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重复同样的过程。

虽然NACC第一级别赛事期间，每个项目、选手甚至每个阶段的训练节奏各不相同，多数学生运动员的日程安排都大同小异。

大一期间，我想方设法处理好这些日程安排，然而，如何兼顾学业使人深感雪上加霜。

入学伊始，我收到的很多小册子，其中一本如此提问：“你以前是否身处激烈竞争的环境？”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刚刚结束的两个间隔年间，我与最出色的同龄冰球选手同场进行极为激烈的竞技。我被不同球队交易，也被其他很多球队抛弃。我了解什么是竞争——或者自认为如此。

然而，我对哈佛所定义的 “竞争环境”可谓毫无准备。我在第一次期中考试前努力学习，但是一周后出来的分数只有56。接下来的考试，我决定洗心革面，悬梁刺股刻苦复习，这一次我拿到78分。在此之前我的成绩从未低于B ，这令我瞠目结舌。

我很快认识到，哈佛校园出没的每一位学生都在某个方面极富才华，这意味那些同学在各种不同方面比自己出色。虽然我将大部分青春时光奉献给自己热爱的运动，然而在其他领域哈佛小伙伴们同样出类拔萃。这种文化，再加上紧张的训练日程，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屡战屡败。

课堂之外，我正在争取担任球队首发门将；然而，队里两名高年级守门员的表现都比我出色。我目前只是三号门将——另外一个未曾经历过的角色。尽管每天12小时专心致志地投入巨大精力，但在课堂内外我都一败涂地。

时至今天，这一段经历都难以启齿。而在当时，由于对自己的症状懵懂无知，我感到惊恐万状。

这种感觉犹如一种活生生、触手可及的梦魇，将其他情感排除在外，使我消耗殆尽。与其不断缠斗之间，压抑了我对朋友、家人、学校和冰球的热爱。

我开始疏远队友和同学。我希望结交新朋友、尽可能多地体验学校生活，但心中总会产生某种想法无情地阻止我这样做。在我脑海中，外向、快乐和主动的自我与抑郁之间展开一场场鏖战，而失败的总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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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本学年结束还有几个月，我的状态达到临界点。我无法下床，连续三天缺课，与一种自己无法意识到的疾病抗争。我陷入恐惧之中，再也无法忍受，深感绝望。在我脑海里，似乎盘踞着一个令人无法克制的怪物。

几个月以来，当感觉抑郁时，我调动所有的积极情绪与之抗争。我有时得以逃离其控制，但挥之不去的疾病总是伸出魔爪将我拉回。只有自我隔绝之时才能将其抵挡在外，我在别处弹奏吉他、以及借酒消愁。

在那些学校爬梯和舞会中，我和朋友们觥帱交错。但是，当所有的欢笑、灯光、兴奋以及人群逐一散去，当孤身一人时，我还在那里痛饮。随着持续地醉生梦死，我开始厌食，甚至完全不吃东西。每到夜晚，我都无法入眠，有时候，当太阳升起后，我也毫无起床的意愿。

在触及临界点的那个夜晚，我在十一点左右离开宿舍，沿着查尔斯河漫无目的奔跑，一心只想远离。凌晨一时许，我发现自己瘫坐在一张长凳上，泪流满目，脑海里充斥着自杀的念头。

当我的父母多次劝说我外出求助后，我致电急救中心，开始寻找自己亟需支持的过程。

但是一个电话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康复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尽管开始逐渐痊愈，我依然陷入挣扎之中。

本赛季即将进入尾声的一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联系急救中心约一个月后，冰球主教练特德·多纳托（Ted Donato，哈佛91届校友）的一番话很可能把我从死亡边缘拉回。一场比赛后，他提醒我们由于精神疾病而失去佩尔顿-拜斯这样一名伟大的球员和队友。主教练敦促大家如有需要应立即求助，并将自己心理健康置于首位。

在此之前，心理健康根本不在球队讨论话题之列。主教练的提醒给我带来安慰，使我有勇气让他得知我的个人经历。他的回应所给予的支持加速了我的康复进程，我终于承认自己也是抑郁症的受害者。

德里克·辛迪格（身披30号球衣），图源：哈佛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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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赛季期间，七名一年级冰球校队成员试图让我重新振作。他们可以看出我的情绪低落；但不清楚具体原因。在球队年终晚宴上，伴随着侍者高声喊叫和主菜嗞嗞作响，我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们诊断结果。他们向我表达了爱和支持，我对此感激不尽，并坚信这足以展现队友们的优秀品格。

那以后，球队中其他人也有类似经历。一名队友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隐形疾病”，而一般人“除非亲身体验才能意识到这种疾病究竟如何真实和可怕。”

没有得到治疗的心理疾病并非冰球队独有现象。我采访过来自不同哈佛校队与我有过类似经历的八名运动员。

“很难承认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名男足运动员说。“看上去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不可能是你。”其他人也提到与之类似，与抑郁、焦虑、躯体变形障碍症以及其他精神疾患抗争的经历。

由于哈佛运动界存在偏见，认为那些坦承自己罹患精神疾病者生性软弱，这些运动员仅同意在不披露姓名的前提下接受访谈。一位女子冰球选手告诉我，她“感觉自己不应产生这种感觉，因为在纸面上，我的生活应该完美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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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心理健康资源普及、驱除与精神疾病相关阴影、并提升对这一问题的整体认知，还需要完成很多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过NCAA和哈佛大学在支持学生运动员心理健康需求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一些全新项目功不可没，例如NCAA的心理健康工作计划和哈佛大学的身心合一项目。

任何人都无法确保自己幸免于抑郁症、焦虑症、各种饮食失调和其他精神疾患的影响。它们无视人们的社会地位、身高，体重，性别，年龄，种族，运动能力和学术成就。它们往往在公共场合消声觅迹，但在私下里发出致命一击。它们可谓是终极审判者。

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而且也在和精神疾病抗争，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可以获取帮助，但首先你得与他人讨论自己的疾病。

目前，我请假离开学校和冰球一段时间，继续专注改善心理健康。不过，通过努力工作，坚持不懈，以及哈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奥克劳恩医院、麦克莱恩医院和密歇根大学的帮助，我将继续与隐性疾病抗争，当回归之时，我将比以前更为强壮和健康。

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但与精神疾病的斗争依然持续。这个故事中的其他学生运动员，以及全美成千上万与精神疾病抗争的学生（无论是否运动员）也同样如此。我们要考很多试、进很多球、赢很多冠军、还有漫长、充实和快乐的一生需要度过。每天，我们继续与心理健康疾病斗争，但我们是战士，疾病无法阻止我们追逐梦想。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19/10/31/student-athletes-mental-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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