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学者徐勃（徐贲知识分子的）

前几年，面对北京的重度雾霾，学者于丹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来逃避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问题不在于于丹有常人的心理缺陷或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

人在不断遇到坏事或遭受不幸时，认为事情“还不算太坏”、“坏事可以变好事”，或者甚至坚持“这本来就是好事”，如此逃避现实和保持过度的乐观，在社会心理学里叫“波利亚娜症”或“波利亚娜人格”（类似伏尔泰小说《老实人》里那位永远盲目乐观的哲学教师和鲁迅笔下的阿Q）。波利亚娜（Poll yanna）是美国作家波特（Eleanor H.Porter）1913年同名小说的主角，她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满怀希望，好好生活，并教给她一个“快乐游戏”。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父亲一死，波利亚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

波利亚娜现象还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上更为美好，这叫作记忆的“波利亚娜原则”。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头脑在处理愉快的信息时比不愉快的信息更为积极，因此，对过去的回忆选择好的一面往往超过不好的一面。离过去的事件越久远，这种偏见就越明显。坏事发生时越能“往好处着想”的人，在事情过后也就越会对过去有正面的回忆。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对“文革”的美好回忆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像波利亚娜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坏事是一种乐观主义，与之相反的不只有“悲观主义”，还有“犬儒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乐观主义也会转变为犬儒主义，乐观的犬儒主义或犬儒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最诡异、最病态的心理现象，不幸的是，这种心理疾病正发生在远不止于丹一个的知识分子身上。

悲观主义认为，坏事发生了还会有更坏的事情要发生。犬儒主义则是根本不相信会有好事会发生。犬儒主义是从不信任人会有好的动机开始的，无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犬儒主义都能找出好行为后面的坏动机。

犬儒主义特别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能从任何良好的行为后面“洞察”不良的动机。谁要是对现实的坏事提批评意见，那就一定是在唱衰、抹黑、造谣、污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谁要是同意批评的意见，也同样会被看成是心术不正、心理阴暗，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样，犬儒主义就会自动转而维护一些被批评的坏事，并对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反常识的过度乐观。

医学博士杰瑞米·提摩西（Jeremy Timothy）在《乐观主义与犬儒主义：哪个更不真实》一文中指出，“波利亚娜现象和犬儒主义的动机猜疑都会引向偏执……，有些人既是波利亚娜又是犬儒主义者。白日梦的乐观主义最后一定会走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坏事变好事”是一种精致的理论游戏，只有具备“思想能力”的精英人士才玩得起来（如雾霾的五大意外收获和防激光武器功能）。然而，正如学者迪克·凯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所说，犬儒主义玩的是一种“道德冷漠”的游戏，“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义和虚假装聋作哑，如果要为此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那么犬儒主义是最理想的了”。犬儒主义能让一个人自以为见识超凡，与众不同，因此对众人改变生活世界的要求和努力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庸人自扰。这样的人“自己什么事都不做，却还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世人厌弃和嘲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