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藩和长州藩是什么（以倒幕为目标的萨摩藩）

在黑船事件之后，日本就被西方国家敲开了国门。相比于幕府的软弱无能，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和打开港口，各地方藩国则出现了攘夷的呼声，进而这种攘夷的呼声变成了要推翻德川幕府的呼声。其中长州藩和萨摩藩无疑是最为热衷于推翻幕府的藩国，长州藩展开了许多针对幕府的刺杀活动，而萨摩藩则暗中积蓄力量，意图武装推翻幕府。但是虽然说这两个藩国在后来确实缔结了同盟，可是在这之前萨摩藩却联合会津藩屡屡打击长州藩，直接破坏了长州藩的攘夷大计，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萨摩藩和长州藩在本质上的区别。长州藩的第一目标是攘夷，第二目标就是推翻幕府。推翻幕府的原因则在于长州藩的第一代藩主毛利辉元在关原之战里是西军总大将，帮助石田三成对抗德川家康的东军。

当然了，关原之战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西军被东军给打败了。德川家康也不是什么善茬，所以说在这之后德川家康就对长州藩做了处罚，改易后石高大减封为37万石。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报复行为，长州藩和幕府是一直关系不好，历史上长期有摩擦。

而这次幕府被西方国家敲开国门，长州藩也是各种不满，遂自行起兵抗击西方国家，决定开始进行攘夷运动。其主要措施就是在1863年5月封锁马关海峡（现在的关门海峡），并且对航行中的美国和法国商船进行炮击。英国和法国吃了亏之后，自然不会不展开报复，于是美国和法国的军舰遂在6月份展开报复还击。这一次长州藩彻底撑不住了，被打的大败而归。此后长州藩虽然说是积极学习西方列强，可是攘夷举动却没有停止，相反更加激进了，不仅要攘夷，还要刺杀幕府高层。

而比较之下呢，萨摩藩就不同于“勇武”的长州藩，他们更明白审时度势这一点。在萨摩藩和美法两国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萨摩藩也遭到了英军的进攻。这件事因为岛津久光的随从砍死了英国人查理斯和他的店员克拉克，以及他的朋友马歇尔，英国政府和幕府就此事进行了商讨，幕府决定让萨摩藩对死难者做出赔偿，但是萨摩藩不肯交付赔款。

于是英军遂调遣七艘军舰炮击了萨摩藩，这也就是历史上爆发在1863年8月的萨英战争。萨摩藩在此次交战里未能取胜不说，反而是让自身损失惨重，于是赶紧和英国进行议和，以同意赔款为结果息事宁人，并且也开始积极的学习西方技术以壮大自身。

不过与“武勇”过人，脑子转不过来的长州藩不同。萨摩藩并没有采取过分的攘夷措施，而是积极的效仿西方国家，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这是因为萨摩藩自古就是以海运贸易为主，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所以他们心里也就很明白，如果自身实力不够，这夷你是攘不走的。既然攘不走这个夷，那萨摩藩就开始学习他们了。可这么一来的话，萨摩藩就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而不是天天面对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所以说萨摩藩自然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发了疯一样的长州藩。

而长州藩的举动，对于萨摩藩而言也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可取的。当年被黑船事件打开国门的时候，攘夷派就因为采取过激措施，所以导致了攘夷派在井伊直弼于1858掀起的“安政大狱”中损失惨重。于是当时的攘夷派志士就在1860年3月24日策划了樱田门之变刺杀了井伊直弼，18名攘夷派志士埋伏在井伊直弼的樱田门一举袭杀了井伊直弼。这一举动固然是让幕府势力受到巨大打击，可是攘夷派的举动也更加激进，一时间幕府高层纷纷遭到刺杀，以至于幕府势力过分衰弱，整个日本的局势都变得动荡了起来。

受到鼓舞的攘夷派此时又开始变本加厉，针对西方国家的在日人员进行更为大胆的刺杀，或者说已经发展到白日行凶的地步了。这样的话就不免引起西方列强的直接干涉，其中长州藩挑起的下关战争就是个直接的例子。换句话说，攘夷派的过激举动，已经导致了西方国家有可能直接介入日本内部政局，从而导致攘夷派和倒幕派的势力都大受打击。

如此一来的话，幕府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这一结果自然是萨摩藩为首的攘夷派非常不希望看到的，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将倍受打击。

而此时萨摩藩已经在京都得以布置军力，并且在京都的朝廷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势力，正参与到“公武合体”的政治活动中。如果继续维持这个局面，萨摩藩必然能够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优势。可问题在于同样在京都握有兵力的还有长州藩，而长州藩的行动则是出了名的过激。

而这一次长州藩的计划就有点过于激进了——在京都的长州藩将领计划趁着孝明天皇出巡的时候，突然出兵挟持孝明天皇，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迫使孝明天皇下令攘夷，完成他们的攘夷大计。

获悉了这个计划的萨摩藩可以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长州藩的这个策略几乎就是一记毒药。虽然说在日本要做一件事你得先掌握大义，得到天皇的认可自然是大义中的大义。可一旦此事失败，不仅长州藩可能会成为“朝敌”，就连整个攘夷派，甚至是倒幕派都可能会被打成“国贼”。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其结果很可能是对倒幕派造成巨大的打击，所以萨摩藩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件事，于是萨摩藩就联合了会津藩和天皇，在1863年9月30日将京都里的长州藩将领的兵权解除，并且将攘夷派官员赶出了京都。因为按照日本旧历法这一天是文久三年8月18日，所以此事也被称为“八月十八日政变”。

如果说从表面上看，萨摩藩挑起的“八月十八日政变”造成了攘夷派在京都里的势力大幅度削弱，并且让幕府势力变得更加稳固。可是从长远来看，尽管长州藩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攘夷派的元气得以保存，攘夷派的官员也大多没有损失。

不难看出，萨摩藩的目的不在于消灭长州藩，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打击，能够让长州藩冷静下来，不再进行这种有弊无利的行动。可是出乎萨摩藩意料之外的是，长州藩并没有冷静下来，反而还将萨摩藩和会津藩称之为“萨奸会贼”，同时还策划着下一个行动。不过这一次长州藩还是因为保密工作太差而失败，并且引发了著名的“池田屋事件”。

在1864年7月，负责京都治安工作的新选组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在京都经营炭柴生意的商古高俊太郎十分可疑，在将其抓捕后还发现了其藏有大量的武器和与长州藩的书信。新选组副会长土方岁三严刑拷打了古高俊太郎，获悉了长州藩打算趁祇园祭前的强风及烈日在皇宫放火，制造混乱，乘机囚禁中川宫朝彦亲王，暗杀一桥庆喜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孝明天皇带到长州。

新选组遂在1864年7月8日对京都进行搜查，最终新选组会长近藤勇等十人在池田屋旅馆发现了来自长州藩和肥后、熊本藩的倒幕派人士二十余人。一场混战下来，倒幕派全面败北，计划也彻底暴露。

此事一出，萨摩藩和会津藩又是被吓了一跳，他们意识到长州藩还有更大的动作，事情不会就这么告一段落。得到了预警的萨摩藩和会津藩立刻联合了桑名藩展开了布防工作，以防止长州藩突袭京都。与此同时长州藩也借着“藩主蒙受冤屈，欲向天皇申诉”的名义出兵京都。

在1864年8月20日，京都守军和长州军在在京都御所西侧蛤御门附近发生战斗。三千余人的长州藩军队完全不是占据兵力优势的京都守军的对手，遂全面被击溃。此战造成了京都发生大火，整个京都都变得一片狼藉。

这一事件被日本史学家称之为“禁门之变”，而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被激怒的孝明天皇下令以萨摩藩对京都展开攻击为由，将长州藩定为了“朝敌”，并且向幕府下令对长州藩展开征讨。得到了命令的幕府不敢怠慢，立刻以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藩主松平茂昭为副总督，萨摩藩士西乡隆盛为参谋，聚集了36个藩的15万大军向长州杀去。

此时长州藩也刚刚遭到了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联合打击，下关战争彻底失败。内忧外患之下，长州藩根本无力与讨伐军对抗，只能强行冷静下来与西乡隆盛进行谈判了。

最终长州藩接受了西乡隆盛的提议，接受了幕府军的要求：在“禁门之变”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司信浓、益田右卫门介、福原越后切腹谢罪、三条实美等人则被移转至其它藩国囚禁，同时拆毁了山口城。但是长州藩的整体实力却没有因此受损，反而在议和后被萨摩藩保住，并且获得了喘息之机。尽管长州藩的武士们还是在鞋底写上“萨摩奸贼”出气，可是冷静下来的长州藩还是和萨摩藩缔结了“萨长盟约”，这就为后来的武装倒幕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戊辰战争全史》

《日本近代史》

《日本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