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随园诗话第一篇（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

本文介绍了袁枚致山东著名诗人李宪乔的两通佚札（其中一通为亲笔手迹原件）和袁枚佚文《星湖诗集序》。两佚札和佚文对研究袁枚生平、著述、交友诸方面颇有价值。我们据此考证，确定了《随园诗话》的最早版本，弄清了《随园诗话》两个重要版本的刊刻时间，纠正了过去的模糊认识，解开了《随园诗话》版本问题的百年之谜。

一

袁枚最赏识，关系最密切的诗友中，有一位是李宪乔。李宪乔，字子乔，号少鹤，山东高密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四年(1799)。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生，四十一年(1776)召试举人，官至广西归顺府知州。李宪乔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善诗，并都有诗集传世，人称“三李”。关于李宪乔的著作，同乡单召在《李少鹤诗集序》（《少鹤诗钞》，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刊）中写道：“少鹤死，余为校其遗文。得诗如（若）干卷，赋颂杂文（若）干卷，《龙川杂记》一卷，《昙阿集》一卷，缮写成帙。又著《诗经直说》未就。”最近，有学者认为《韩诗臆说》也为李宪乔著作。（注：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3).）

在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前收了三个人的题辞：一个是蒋士铨，一个是赵翼，再一个就是李宪乔。另外，李宪乔还多了一个《随园诗赞》。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袁枚为首。袁枚将李宪乔与他们并列，可见李宪乔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和在当时的影响。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中，有一首致李宪乔的长诗《岑溪令李君子乔猥蒙佳赠舟中却寄》。诗云：“李侯示我诗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骇杜陵闯入座，旋惊退之笑窥牖……”据《高密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6月版）记载，李宪乔“宰岑溪时袁子才太史游粤西，见其诗文，叹曰：今之苏子瞻也。”袁枚在《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多次谈到李宪乔，在卷十（第69段）中还收录了李宪乔及其兄李宪噩的诗：“李怀民（李宪噩字怀民——笔者注）与弟宪桥（‘桥’为‘乔’之误，下同——笔者注）选唐人主客图，以张水部、贾长江两派为主，余人为客；遂号所咏为二客吟。怀民赠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门时，手为指朝露，心愁摇远枝。’送张明府云：‘在县常无事，还家只有身。随行一舟月，出送满城人。’宪桥咏鹤云：‘纵教就平立，总有欲高心，’‘不辞临水久，只觉近人难。’历下厅（‘厅’为‘亭’之误——笔者注）云：‘马餐侵皂雪，吏扫过阶风。’送流人云：‘再逢归梦是，数语此生分。’二人果有贾、张风味。”

虽然袁枚说“李侯示我诗百首”，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一首《咏随园病鹤》：“闲园留病鹤，偃蹇对斜曛。强起难成唳，平看尚绝群。经松愁堕雪，隔水羡归云。莫怪吟偏苦，吾怀只似君。”（见《少鹤诗钞》内集卷9，第6页）这也许是因为李宪乔客死他乡，诗稿多有散佚吧。

二

袁枚写的书信，既有文采又有思想，很有特色，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重的份量。在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袁枚尺牍”书中，致李宪乔的有两通：《答李少鹤书》、《再答李少鹤》。最近，我们从《高密县志》发现一通袁枚致李宪乔佚札，在馆藏清人书札中发现一通亲笔手牍原件。从信的内容看，确是袁枚研究的珍贵资料。信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第一通

袁枚拜复

少鹤先生阁下：

月之一日，接汤姓者寄来手书，如周亚夫之兵从天而下，喜极。闻太夫人又有去世之信，七十衰翁不能越疆而吊，此心缺然。仆近梓《随园诗话》，二十卷。已将贤昆季[1]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但闻阁下即日服阕入都，未知荣补何方，深为惓惓。望补江浙两省，则老人或有相见之期；否则将诵少陵别郑广文诗矣[2]。仆夏间受暑病痢，至今腹病不清，此衰年自然之理。逝者如斯，无一分顾藉心。孔子曰：“戒之在得。”所谓得者，非仅贪富贵之谓也，贪长生不死是亦得之致大而当戒者。况仆已加圣人一年[3]，长释迦三岁[4]，尚何不足。于心委怀，任运驻之而已。《名宦录》、《墓志铭》都已收。明高密门风，光远有耀，除拜读外，尚复何言。籍便函复，附候近安。

八月二日[5]（“袁子才”“文章如面”两印章）

圣泉先生[6]手迹尤为难得，谢谢。（在信纸边框外）

注释：

[1]贤季昆：指李宪乔和他的哥哥李宪噩、李宪皥。

[2]这是指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3]加圣人一年：杨鸿烈先生和方浚师先生编的袁枚年谱，生年虽有不同，但都谓“乾隆五十四年……先生七十四岁。”

[4]长释迦三岁：释迦牟尼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佛寿为79岁或80岁。袁枚记忆有误。袁枚在其著作中，时间搞错，不止一处。

[5]八月二日：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二日，即公历1789年9月29日。

[6]圣泉先生：即应象翁，元黄崖人，字景则，时称圣泉先生，著有《易学真旨本源》、《圣泉文体》等。

第二通

袁枚答李宪乔书

子乔执事：十月十九日[1]，桂林守寄到手书诗册一本。《焦氏易林》云：“心得所好，口常欲笑。”果然读之，古音琅琅然。如弹伏羲之琴，鼓素女之瑟，气盛而声之高下皆宜。此体始于古乐府，畅于韩昌黎。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堪赠。仆何人斯享此高调？感谢之忱，不觉首之至地也。伏念造化之于人才，若有意、若无意。友朋之于会合，若知、若不可知。以执事之才之高，不使登金门、践玉堂，而使屈于州郡，奇已然；亦不使终于岩壑中，则是天之无意中又有意也。仆在江之左，君官粤之西，路隔万里。年逾七十，断难修士相见礼明也。乃忽来桂林，握手欢甚，奇已然；亦不过三四见即别。别后蒙远送追舟[2]而竟不得再见，则是天之若可知、若不可知。嗟乎！贤者树立良朋风义，何以不能自主，而必听命于若有意、若无意；若可知、若不可知之天哉！静言思之，不无悒悒然。而龚黄惠民之政，元白唱和之篇，虽数遭阳九不能隘之，使无传也。君困风尘，仆伤迟暮，借此自解，其亦可全。然而一笑乎。心馀太史[3]后仆七科，小仆九岁。鄙意仆之墓志挽歌必渠所为。不料，竟反其道而行之。古人所谓荀君虽少后事当托，钟君其信然耶。见惠《莲塘》、《愚溪》两集，覃覃有味，当采入诗话，以广流传。索拙稿，因冻墨难刷，先呈上《四六》两本、《游山诗》两本，恭求训削。又钞呈《心馀诗序》一篇，系去年舟中所作，尚未得心馀死信也。执事当读而哀之。路远年衰，如有德音，尚频频寄我为望。

注释：

[1]十月十九日：杨鸿烈《袁枚评传》（台湾文海出版社）“第二章 年谱”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六十九岁。……九月，先生由广东赴桂林。”据此可知，此札写于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即公历1784年12月1日。

[2]袁枚诗《岑溪令李君子乔猥蒙佳赠舟中却寄》就是写此事。

[3]心馀太史：即蒋士铨，字心馀，一字苕年，号清容，又号芷园，江西铅山人，与袁枚、赵翼称袁、蒋、赵三家。关于其生卒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生于雍正三年，卒于乾隆五十年；一说生于雍正三年，卒于乾隆四十九年。从此信中有“又钞呈《心馀诗序》一篇，系去年舟中所作，尚未得心馀死信也”可知其卒于乾隆四十九年。

[4]《莲塘遗集》为李宪皥所作，有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刻本。《愚溪集》为单宗元所作，有乾隆四十三年李怀民古柏堂刻本。单宗元，字绍伯，李宪乔同乡。工诗，精于书法。“性尤孤僻，闭户绝交，饥煮庭中木叶食之。”（李宪皥《单绍伯先生传》，载《高密县志》第三册，第1233页）

两佚札都谈到了《随园诗话》。乾隆四十九年的信说“见惠《莲塘》、《愚溪》两集，覃覃有味，当采入诗话，以广流传”。乾隆五十四年的信告知“已将贤昆季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

三

吴艳红先生发现袁枚一篇佚文：《星湖诗集序》。袁枚在序中讲到：“曹星湖明府以江右孝廉出宰如皋，性眈吟咏。五年前，余已采其佳句刻入诗话矣。今以全稿寄示，余思雉皋最繁邑也，明府能游刃治之，琴歌酒赋不稍累，其神识异人哉！”序末署“嘉庆元年立春后十日，随园老人袁枚序，时年八十有一”。（注：袁枚.星湖诗集序.文献，1994(2).）

袁枚刻入诗话的曹星湖明府的佳句，我们在乾隆壬子年(54;1792)刻的《随园诗话补遗》卷二找到了。移录如下：

曹星湖明府诗，清新可喜，近蒙寄示。录其佳句云：“竹声随雨至，花影送晴来。”“霜浓皴地面，树秃减风声。”“花是当窗宜密种，草非碍道莫轻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车中最怕下廉。曹有句云：“平生眼界嫌遮蔽，风雪何妨一面当。”与鄙怀恰合。（注：《随园诗话补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卷二.）

四

《随园诗话》的最早版本，《贩书偶记》著录为：“《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钱塘袁枚撰，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清乾隆五十五、五十七年小仓山自刻本。”《袁枚全集》主编王英志教授也认为《随园诗话》“正编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诗话补遗》卷十记有丁巳即嘉庆二年(1797)严小秋事，故《随园诗话补遗》定稿成集不会早于嘉庆二年。”（《袁枚全集》前言）。在没有看到袁枚佚札以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现在，我们从袁枚致李宪乔的信中，清楚了《随园诗话》的第一次刊刻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以前；从《星湖诗集序》中，知道了《随园诗话》第二次刊刻的时间。有了这些线索，我们通过对馆藏《随园诗话》几个版本的比勘、考证，找到了明显早于所谓“乾隆五十五年刻本”的版本：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五十六年(1791)间断完成的，小仓山房刻巾箱本《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四卷。后来的《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十卷也不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刻本，它是乾隆五十七(1792)开雕的。而且正编和补遗并没有分两次刻，而是随定稿随刻，陆续于嘉庆二年(1797)以后完成的。它分“正编”和“补遗”的形式完全是仿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小仓山房刻巾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