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话是正统中原官话吗（中原官话及其河南方言系列谈）

华夏历史上的语言主调：“洛阳读书音”，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河南话是正统中原官话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河南话是正统中原官话吗

华夏历史上的语言主调：“洛阳读书音”

（一）“中原官话”及其“洛阳读书音”

古代的唯一标准语音，并非古代的洛阳口语，更不是今天的洛阳方言，而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读书音。洛阳方言在语音研究上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由于‘洛阳读书音’作为古代“普通话”的标准音，流行了4000多年。

夏、商时期叫“夏言”；西周、东周、秦、汉时期叫“雅言”（“雅”通“夏”）；南北朝以后叫“正音”；明清才叫“官话”。

无论都城在哪，均以洛阳读书音为唯一标准。从学术上讲，这4种古代“普通话”虽然叫法不同、相互并不完全一致，但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即“雅言”来源于“夏言”，“正音”脱胎于“雅言”，“官话”则是“正音”的延续。在中国古代，我们的语言系统有两套：一套是官方的，古代的皇帝、大臣及上层知识分子，在办公、外交、教书和交流时都使用古代“普通话”；在民间，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平民百姓则使用各地的方言、土话进行交流。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门下有弟子三千。《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在唐宋及其以后，许多语言学家及文学家，对“中原音韵”及其汴音、洛音在各个朝代的地位，有过具体的论述。其中有关“中原音韵”或“中州音韵”的最多。如：【宋】路德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元】范德机《木天禁语》：“惟中原汉语，四方可以通行。【元】孔齐《至正直记》：“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南方……声音亦异……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明】吕坤《交泰韵》：“中原当南北之间，际清浊之会，故宋制中原雅音。”【明】杨文骢《同文铎》：“得中原之正音,去五方之啁杂。”【清】王德晖《顾误录》：“愚窃谓中原实五方之所宗，使之悉归中原音韵。”

有关“中州音韵”的还有：【明】王伯良《方诸馆曲律·论须识字》：“盖四方土音不同，故须本之中州。”【明】沈宠绥《弦索辩讹》：“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韵，字理乘张，音义径庭……（应）以中原韵为楷!”【清】张燮承《翻切简可篇·读横直图口诀》：“填图字样皆系按中州韵填入，学者不可因今古音讹、南北音异妄自更改。”【清】罗愚《切字图诀》：“摄以开合口呼，正以中州音。”【清】周赟《山门新语》：“夫中国车书一统，而音韵必叶中州。”

在对“中原音韵”的论说中，有的还有具体所指。明确提及“汴音”的如：【唐】李涪《刊误》：“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明】陈全之《蓬窗目录》：“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明】郎锳《七修类稿》：“城中（杭州城内）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清】毛先舒《与婿徐华征书》：“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

具体所指“河洛正音”的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清】朴隐子《诗词通韵·序》：“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清】潘耒《类音•南北音论》：“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清】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说：“洛下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

（二）“洛阳读书音”成为唯一标准的原因。

1、汉语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洛阳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司马迁在《史记》上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其首都和主要活动区域都在洛阳或在洛阳周边地区。

从民族起源上看，汉族的先民最初就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代的华夏族，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洛阳一带。汉语最初就诞生在中原地区，当然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创造了汉字。由于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是夏、商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和成熟的，所以其读音就反映了中原音。要学汉字就得学其读音，于是形成了“读书音”传统。周代把殷商贵族集中于成周，向他们学雅言，因此就传承了这个中原音传统。人们常说“洛阳居天下之中”，其实，古人眼中的洛阳绝不仅仅是指地理位置居中。中国是个尊崇祖先的民族，洛阳作为整个“汉语文化圈”发源地的核心区域，自然“居天地之正”，“洛阳音”当然为天下正统，各个朝代、各个地域的汉语语音，都要向“洛阳话”靠拢、看齐。

2、历朝历代（清代后期除外）的皇帝、大臣、文人和整个上层社会都推崇“洛阳话”。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异常显赫。从汉朝起，凡洛阳作为首都或陪都的朝代，洛阳城内太学的“读书音”，自然而然地成为士族阶层的标准音。

南北朝时期，尽管洛阳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北魏孝文帝成为保护、推广洛阳读书音的功臣，他毅然迁都洛阳，要求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汉语、穿汉服，不但进一步确认了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而且直接影响了隋、唐的正音。

唐宋时期，为何洛阳音仍是标准音 武则天时期，依靠告密在朝廷当官的侯思止读书很少。一次，他在朝堂上跟其他大臣讲话，说到“猪”字时，没有按当时标准音即“洛阳读书音”读成“dyo（雕）”，却按首都长安的音读成“jyu（诛）”,闹了笑话，被大臣当场耻笑了一番，武则天听说这个故事后忍俊不禁，笑个不停。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两点：其一，在中国古代的上层社会，在正规交际场合，如果你不说“洛阳音”或说“洛阳音”不标准，即使你用首都长安的“读书音”说话，上层社会人士也会耻笑你，这在特别讲究身份、门第的古代，影响绝对不可忽视；其二，在中国古代（清朝后期除外），不管首都在不在洛阳，皇帝为了办公、交流的需要，也必须学习并熟悉洛阳读书音，否则很难和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文官队伍进行有效的沟通。

【明】陶宗仪《说郛》（卷五）引《谈选》（【明】吳氏丛书堂抄本）载，宋代名相、陕西渭南人的寇准和大臣（后为宰相）丁谓（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在“政事堂”讨论“正音”问题，寇准说“西洛”为“天下之中”，“洛阳话”应为标准音。丁说“不然，唯读书人然后为正”。二人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洛阳方言不是标准音，只有“洛阳读书音”才是“唯一标准”。

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官方一直认为洛阳当地的语言是最”正“，不管当地的人说洛阳话是不是学不会，但态度上都认为洛阳话最正。这里纠正几点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谬论。说“洛阳读书音”不是洛阳当地的话，不是洛阳的老百姓说的话，而是什么金陵学说的洛阳学院派音。甚至连”洛阳音是金陵人的话，是长安人的话，就不是洛阳人说的话“，这种搞笑的民科谬论都横行网络。反驳一句还说别人地域情结太严重。

（1）古人记载的清清楚楚，洛阳音，就是北方中原朝野的通语，而不是只活在太学里面的学院派语言。中原朝野是有通语的，而南方朝野是没有通语的。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颜氏家训》南北朝。

（2）洛下音是洛下音，金陵音是金陵音，两者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北方通语，一个是南方士族语。是俗称洛阳为洛下。洛阳为魏、晋、后魏之都城。盖韵书之作 ,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 ,南人则以建康音为 主 , 故曰“榷而量之 , 独金陵与洛 下耳 ”。——南朝宋明帝《文章志》这说的清清楚楚，洛阳音是洛阳音，建康音是建康音，何来洛阳音不是洛阳人说的话 却是金陵人说的话？搞笑？

（3）洛阳太学里的那个，是”洛生咏“，指的是洛阳太学里咏读诗文的方式，咏，本意指的是唱。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大多可以歌唱或者有抑扬顿挫有节拍的吟咏出来。这种习惯在80年代以前北方譬如河南依然存在，诗词歌赋课文，都可以”唱读“出来（听说福建也有这种旧俗）。詠，歌也。或从口。——《说文》歌以咏志。——《乐府诗集·曹操·步出夏门行》”洛生咏“更可能指读书的时候用学院里的”唱读“。提到“洛生咏”则必有用来咏诗，所以并不能曲解出洛阳太学人语音不是洛阳人说话语音。

（4）“洛下音” 和 “洛生咏”，是两个东西。前者指的是用中原洛阳语音说话的方式，后者指的是洛阳太学里咏读诗文的方式。而北方通语指的是“洛下音”。引世说此条及张融事论之曰：「据此则江东士族不独操中原之音，亦且学洛下之咏。张融本吴人，而临危难仍能作洛生咏，虽由其心神镇定，异乎常人，要必平日北音习俗，否则决难致此无疑也。」看清楚了吗？“江东士族不独操中原之音，亦且学洛下之咏”。中原通语是标准音，学院里唱读诗文的方式也要学。两者两码事！把“洛下咏”当成是标准音，进而脑补洛阳太学音是标准音，进而再脑补洛阳人不说标准音，进而再脑补金陵人才说标准音，实属暗度陈仓夹带私货。亦或者学艺不精。

（5）南北朝隋朝，直接记录，正音，就是洛阳这个都邑的语音。器案：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有河洛语音一卷，王长孙撰。盖即以帝王都邑之音为正音。

（6）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学说洛阳话的确存在困难，所以洛阳话并没有在南方普及。安以有鼻疾，自然逼真；而时人以吴音读之，故非掩鼻不能近似也

（三）“洛阳读书音”被北京话取代。

北京话共有3个来源，分别是东北旗人话、北京土话、二者在在中原和河北地区流行的、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的“官话”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带有浓厚的东北味儿，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北京话”。最初，“北京话”的流行范围仅限于北京旗人和京城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使用，皇帝、八旗贵族长期耳濡目染，也逐渐习惯了说这种话。真正改变洛阳话读书音正统地位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清官方的意志。清代皇帝毕竟是满洲人，和历代汉人皇帝截然不同，满清皇帝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尊崇的洛阳话读书音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更习惯于说“北京话”。时间一长，沟通难题就出现了：汉族知识分子说“洛阳话”，皇帝和满洲贵族却说“北京话”，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由于皇帝和八旗贵族都说“北京话”，再加上道光和以后历任皇帝的大力提倡，让过去说洛阳话读书音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北京话”慢慢取代了“洛阳话”在办公、外交、社交等场合的主流地位，成为上层社会和整个社会交流的“官话”。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就把推广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列入重要的工作日程：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就这样，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古代“普通话”，逐渐退出主流历史舞台，完全让位于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其实，我们仔细考究今天的北京方言，仍能窥见“洛阳话”和“北京话”激烈交锋的影子。北京方言中，很多字都分“文读”、“白读”两种，如“伯”“柏”，就有 “bo”“bai”两种读音，其中“bai”这个发音，和洛阳方言完全一致。

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中原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开封话、西安话、绵阳话、扬州话为代表。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可知，南京话曾经是以河洛官话为母语的。

尽管清代后期官方语言已经由“洛阳话”转变为“北京话”，但在京剧中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洛阳读书音”，读书人和上层人士说“韵白”、丫鬟等下层群众说“京白”的“行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洛阳读书音”作为古代“普通话”标准音的真实历史风貌。

（四）“洛阳读书音”对邻国影响。

古代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政治方面，都是赫赫有名的“超级大国”，这使得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的汉语，依靠国家的强势力量，影响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语言。现在的日本汉字音，最通行的有“吴音”“汉音”等5种。“吴音”是三国时期传到日本的，指的是“金陵音”，来源于“洛阳读书音”；“汉音”是唐代传去的，来源于“长安音”，仍是“洛阳读书音”的支流。从秦汉起，越南就长期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直至唐末，当地一直实行汉语教育，孩子学“洛阳读书音”，也影响了今天的越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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