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要打三次（三打白骨精由三打）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现在看来，是《西游记》衍生作品中改编最为成功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故事。

从《西游记》中的一个并不显山露水的相对而言有些简单的故事，发展到今天的带有深刻寓意、剧情逆转、首尾呼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经典作品，这其中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在这一过程的演变中，要寻找是谁定型了今天的完备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已经找不到具体的首创者了。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原型故事，在《西游记》里只有“三打”，孙悟空打死白骨精化身的一家三口，就基本上把白骨精给消灭了。

但现在通行的绍剧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与赵宏本、钱笑呆绘制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却在原著里“三打”之外，又增添了至关重要的“四打”，可以说将原著里的单一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具有逻辑内洽、前后咬尾、上下互动的内循环体系。

其中“四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还具有了自证“不清白”（白骨精）、释清前因、教育愚氓的统贯与反噬作用，它以复演前段故事的形式，交代了同样的表象，后面深藏着一个迥异于表象的骗局，阐述了“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一侦探小说里始终阐发的主题。

而这一段骗局的真相揭开，来自于孙悟空的另一个后续的骗局的带动与诱发，这就是孙悟空扮成了白骨精的母亲，骗取了白骨精的信赖，从而使白骨精现身说法，表演她的骗局真谛。孙悟空以骗制骗，揭开了白骨精的欺骗迷局。可以说，这一构想让《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无懈可击，比原著的纯粹“三打”要巧妙得许多。

这个结尾，是谁想出来的？目前来看，已经不能深究了。

围绕这个新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相继发生了两起版权争夺官司，而这两起官司，经过法律部门的审理，也没有厘清这个创意出自于谁之手。

我们现在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终定型本是一个“共工”合力的结果。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创作权的两起官司，都与著名编剧顾锡东有关。

顾锡东作为浙江戏剧界的一名富有影响力的编剧，曾经独立编剧过越剧《五女拜寿》，也是六十年代的电影《蚕花姑娘》的编剧。他是这些作品的无可争议的作者，因为这些作品，都是顾锡东独自创作的结果。

但在五十年代，顾锡东在浙江省文化局剧目组工作，分工绍剧剧目的整理改编，其中，他参与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整理工作。这一身份，使得他的编剧身份变得相当的含混不清。

而之前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尚未定型，它的编剧就是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扮演猪八戒的七龄童。

七龄童属于演艺世家，可以称之为章家班，过去一家子在上海演戏，解放后，戏班子迁回浙江。

当时，章家班在上海唱戏谋生时，曾将《西游记》改成36出连台本戏，初步奠定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基础。七龄童在编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张翼鹏的京剧连台本戏，但是，此时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没有“四打”，台词也很粗疏，这反映出民间艺术在初创时期的“下里巴人”特质，这时文人的介入，便成为民间艺术升华成高雅艺术的一个关键节点。

顾锡东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谙熟的知识分子身份，加入民间剧目的改编，必定会使原来的剧本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他在七龄童原先演出的台本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形成一个比较文雅典范、兼顾人物塑造的剧本，这个剧本参加了1957年浙江省举办的第二届戏曲会演，剧本获得了二等奖。

此时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仍是“三打”，白骨精在“三打”中被打死后，后面的剧情，是小说原著里紧连着的“黄袍怪”段落的故事，孙悟空被猪八戒请回来之后，是打死了黄袍怪，而为了使这个结尾与白骨精拉上关系，这个版本说白骨精与黄袍怪是义结金兰的兄妹关系，黄袍怪捉拿唐僧，是出于对白骨精的报仇动机。

这是这一个版本的致命的缺陷，就是戏剧的剧名是挂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剧情的高潮部分，却是终结于黄袍怪段落，前后段落里的两个妖怪完全不一样，导致整个戏剧的剧情链条没有上紧，矛盾扣合完全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1958年4月，浙江的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剧本，剧本上的作者署名是：顾锡东、七龄童整理。

正是这个剧本，埋伏下了日后七龄童的后人争夺当时还未出现的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版权的官司争执。

官司的动因是七龄童的后人，拿着这个剧本，作为唯一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父亲七龄童，拥有对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著作权利，要求赔偿85万元。

但事实上，这个剧本与后来拍成电影的定型剧本，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剧本是“三打”，而电影版的定型本是“四打”，直白地说，这场官司是“三打”剧本的创作权继承人，索要“四打”剧本的创作权。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本的故事梗概：

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上，遇见女妖白骨夫人。白骨三次化身前来，想哄骗、掳获唐僧，均被孙悟空识破。最后，悟空又将白骨打死。

唐僧不识女妖诡计，反怪悟空无故杀生，不顾悟空百般哀求，坚不愿留悟空为徒，不愿带悟空继续西行。悟空无奈，只得回至花果山，过他猴王旧生活。

黄袍怪趁此机会为师妹白骨报仇，捉去了唐僧、沙和尚。幸猪八戒单身脱险，赶至花果山，智激悟空出洞相救。悟空不念前嫌，杀死了黄袍怪，救出了师父师弟，四人往西方佛国进发。

那么，“四打”的创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上面提到的1958年整理的这个剧本，获得了浙江戏曲会演二等奖，应该说也达到了一定水准了，上海天马厂看中了这个剧本，准备把这个剧本搬上银幕。

如果到此为止，直接把这个剧本搬上银幕，那么，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四打”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了。

浙江文艺局听闻要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搬上电影，并没有沾沾自喜，满足于已有剧本的成功，反而兴师动众，组成人力，对这出戏，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编，力图使这出戏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次改编可以说是倾尽了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广博的资源，尤其在六十年代，发动群众、集中集体智慧是当时的一个共性选择。

1959年，浙江省文化局以副局长王顾明为首组成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修改小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剧本修改。杭州大学中文系的600余名师生，分成60多个小组，也受邀投入了剧本讨论修改工作。浙江绍剧团专门为他们专场演出，听取意见，集思广益。

也许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如此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原来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本被拆散了重新组装，揉碎了又粘贴在一起，虽然原有的故事被改动得面目全非，但在这一过程中，智慧的火花，激发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创意应运而生。

就在这次大幅修改的过程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1960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的一个崭新的剧本。

我们在电影开首的演职员表里，可以看到在编剧一栏里注明的是：浙江省文化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理小组。

而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12月出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剧本中，作者则注明为：浙江省文化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理小组改编，贝庚执笔。

贝庚何许人也？

我们在《浙江当代戏曲作家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介绍：

贝庚，原籍山东济南，1942-1949年，就读于济南师范学校及华东大学文学院，1949年南下浙江，先在杭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及杭州市文化局文化科工作，1954年调至浙江省文化局剧目组工作。他青少年时代就爱好文艺，创作过不少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他的知识渊博，尤在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从五十年代以来，贝庚一直从事戏剧创作及戏剧创作的组织辅导工作。在戏剧创作方面，他创作及整理改编的剧本，有昆剧、绍剧、越剧等剧种，共计有十多个，如越剧《打江彬》、《金钱记》、《仁义缘》、《焦帕记》（与洪毅合作）；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与顾锡东合作）、《火焰山》（与顾锡东等合作）；昆剧《风筝误》、《救风尘》、《三月江南》、《西园记》等，其中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昆剧《西园记》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绍剧、昆剧的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正是这本书，日后酿成了贝庚的后人，争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本的作者权的官司。

因为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明确宣示贝庚是剧本的整理者，而却没有顾锡东的什么事。

有意思的是，在七龄童的后人争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版权的时候，顾锡东的后人，却放弃了对版权争夺的参与。

而造成贝庚后人争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版权的原因，是2005年出版《顾锡东文集》的时候，收录了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剧本，给人的感觉，是顾锡东创作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贝庚后人为此不满，认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整理者中并有标明顾锡东，可见贝庚是唯一的作者，所以要诉诸法律来解决。

我们可以看出，1958年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作者署名顾锡东与七龄童整理，而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仅署名了贝庚整理，却没有顾锡东的名字。

而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情节上有了较大的跃迁，突出表现在将之前的“三打”变成了“四打”，顾锡东有没有参与这个版本的整理与改编？如果他参与了，为什么在出版的剧本上，仅署名贝庚的名字而却没有顾锡东的名字？

这场官司引起浙江省文化界的高度重视。为弄清真相，浙江省剧协于2007年2月15日邀请四位与顾锡东共事过的老同志召开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原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回顾说，1957年全省戏曲汇演，参加汇演的《三打》是顾锡东编剧的。1959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要拍猴戏，省里推荐拍《三打》，集中了一部分人抓《三打》的改编，以顾锡东为主搞《三打》的加工工作，并把优秀猴戏《平顶山》的内容加进去。顾锡东亲口告诉钱法成，共改了四稿，戏就基本完成了。 当时，顾锡东是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要回嘉兴去搞汇演工作。虽然省文化局领导不放，但他最终还是回到嘉兴。主持工作的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就叫贝庚接手整理剧本，主要是走创作的群众路线，发动杭大文科学生参与修改。此后贝庚收集整理各方面的修改意见，由领导组织专家讨论定稿，送上海拍摄电影。当时省文化局领导决定电影剧本署名为：集体改编，贝庚执笔。顾锡东的名字不提了。

由此可见，顾锡东也参与了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不过他因为有其它事情，离开了整理小组，后来剧本定型，他的名字也就不再署在剧本之上，由此引发了后来的争夺著作权纷争。

如此看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电影版的绍剧定型本里有着众多参与者的智慧结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由哪一位具体的创作者提出了“三打”变“四打”的构想，已经很难查证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部戏剧从剧本到最终的演出定型，经过了不断的磨合过程，综合了许多人的意见与构想，往往到成剧的时候，已经离最初的创作者的构想相距甚远了，而从中仔细辨析究竟是哪一位具体的创作者，完成了最关键的情节设置，更是无法复原真相了。

正是因为当初的参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创作者，在当时的特定的环境下，并没有想到自己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提供的脑力劳动具有自己的独占的权利，所以造成了日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著作权难以落实到具体个人的情况，从而为这个剧目的两个版本，都留下了争夺版权的后遗症。

在这个版权的争夺过程中，都牵连到浙江戏剧界的编剧老前辈顾锡东，而事实上，顾锡东为人很是大度，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一出著名的戏剧版权进行过所谓的维权，至少他在看到整理者的名字中只有贝庚而没有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澄清事实，找回自己的名分。

他去世的时候，出版的文集里收有电影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本，的确有考量上的粗疏处，但是顾锡东老先生的人品还是值得尊敬的。

他编剧的电影《蚕花姑娘》，其中有部分内容，参考了另一位同仁沈祖安的创意，后来稿费下来，他非要把稿费的一半八百多元分给沈祖安，沈祖安也很是大度，不肯接受。

这份一心扑在艺术上却不计较名利的艺坛佳话，发生在六十年代，而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围绕《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却发生了两起争夺著作权的官司，确实发人深思，值得深究这背后的耐人寻味的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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