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专利法历史（从专利起源史看）

知识产权就是中世纪后期，为反对行会特权而在威尼斯出现的一种新的特权形态。有案可查的第一份专利权出现在1469年，授于一个在威尼斯刚刚定居的德国人，而专利的内容则是印刷术。没错，是源自中国的印刷术。

西欧的第一项专利权源自中国，不了真正了解西欧中世纪史的人会感到吃惊，实际上是很自然必然的事。早期西欧的专利权应该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出生于1452年的达芬奇，一度被称为伟大的发明家，并且他将自己的“新发明”都画了出来。然而，现代已经有人指出，达芬奇的这些图稿，与一些在当时流传入西欧的来自中国的农书高度雷同，目前大英图书馆内还保存着一本那样的农书。

前面已经指出，西欧的中世纪史从内部看是一部拥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商人与特权贵族的斗争史。而那时的商人主要是搬运和贩卖来自亚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在搬运中国商品的同时，也搬运来了中国文化。最初商人的单个规模普遍不大，主要是以行会的形式来获取和维持特权。但是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行会逐渐沦为一种阻碍新产品新技术应用的桎梏。新的商人要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必须获得不受行会特权制约的新“特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权。

但是，在专利权的早期，大多数专利更多是来自对中国的抄袭。也正是西欧人的专利思维，导致中世纪中国文化流入和影响西欧的事实一直被掩盖。想想看，那位将来自中国的印刷术作为自己专利的德国人，会告诉大家这玩意其实来自中国吗？不但不会，而且会消除一切资料，说这是自己发明的。达芬奇同样如此。

明白这个背景，就能明白后来德国的莱布尼茨，为什么谎称自己“发明”二进制是在看到邵雍的八卦图之前。邵雍对易经64卦的排序正是按二进制大小来排的，莱布尼茨的发明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卦象中阴阳符号改成0和1。而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资料证明，莱布尼茨看到邵雍的卦图的确在其发表二进制之前。

此时正值中国的明朝初期。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了一波中西文明交流加速的潮流。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大背景。或许，这波潮流正是被郑和下西洋所推动。已经有人推测，郑和下西洋与意大利所谓的文艺复兴有关联。

因此，从专利权的起源来看，西欧的知识产权并非在鼓励创新，而是在鼓励山寨和抄袭，对中国的山寨和抄袭。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并不知情，即便有人将此事禀告给了大明皇帝，我想他绝非不会发怒，应该首先会觉得专利这事很奇特，搞笑，然后会感到高兴，为蛮夷接受大明的教化而高兴。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大明的教化，主动把中国的好东西好技术奉送给蛮夷。

中国传统上对知识的态度与西欧绝然不同，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道德化的，是道德知识观，而西欧人对知识的看法则是权力化的，“POWER”化的，特权化的，是特权知识观。

所谓的知识道德化，并非是去教人如何做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有道德的人，而是，修炼、修养自己的身心，让自己学会认清和顺应自己的本心本性，学会去“率性”而为，学会去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除此之外，不是知识。

在中国传统中，书是特指的，并非所有装订起来的印上字的纸都叫书，唯有五经四书才叫书，读书人，就是指读五经四书的人。其他的任何的技术的书，是称其不上书的，这些技术也不是知识。

传统的中国，不仅不认为技术是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反知识”，即对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会构成干扰和危害，因此将技术称之为“奇技淫巧”，将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称之为“匠人”。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曾拿着自己的新发明拜见乾隆皇帝，但乾隆非常地不屑，习惯性斥责其为“奇技淫巧”。现代中国人将此事看成清廷封闭锁国的标志。事实上，这不是封闭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对知识、技术的根本理解。

现代人想到人地把技术创新视作绝对的好，认为是绝对地提高了人福利，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中国传统经典认为，人的真正的心安，并非取决于外在条件，而是来自顺应内在本心本性。事实上，不断变化的外境的变化更多地是干扰人的心安，人生的目的就是去努力在不断变化的外境中去坚守自己的内心，获得最大程度的心安和满足。

同时，人又是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又都希望公平。当别人有自己没有时，自己就会觉得短缺，不公平。当别人有，自己最终也有了，的确会有一种“获得感”，“满足感”。但是，这种满足感，并非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即相互攀比上。

只有在人们已经知道汽车的存在，有人在开汽车了，他才会觉得没有汽车是一种短缺，如果买了汽车就会增加满足感。如果，他压根就不知道汽车的存在，他丝毫不会觉得没有汽车就是短缺。如果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开汽车，而且一开别人就嘲笑他，即便拥有了汽车他也不会觉得满足感增加了，反而会觉得是个负担，而会弃之不用。

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并不能绝对增加人类的满足感，而只会制造不公平的状态，制造攀比心理，在既定的不公平状态下，让人产生在攀比上的满足。

更恶劣的是，技术创新是基于特权思维的，也是特权的产物。要维护特权和专制，就需要工具，需要武器，因此，技术创新和武器的创新必然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是为造福人民，而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武器创新只是一个小小副产品。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技术本身在实质上就是武器，在本源上就不是为服务人民的。即便有了售卖给人民的事实，但是，其目的并非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人民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获取特权。

现代流行的另一种谬论是，好的目的不一定办好事，恶的目的也可以办好事。这也是起源于西欧，认为经济、技术无关道德。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科技创新提高了个人生活便利程度的时候，也制造出了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武器。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在提高现代人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大大提升了潜在风险和专制程度。美国可以凭借一个借口去消灭伊拉克这个国家，杀死萨达姆，凭借的就是先进的武器。最近几年，中国人应该明显感觉到美国的武器给自己所带来的专制和压迫。

第二个问题是，在夜深人静时，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得到车子房子以及消费其他产品时，自己真的很满足，心安吗，自己是以什么为代价，凭借什么手段得到这些的？中国古人早已指出，人性本静，人自身的绝对物质需求是很少的，很容易满足的。

人性贪婪，欲望无限，是现代人对人性的莫大误读。人的贪婪并非出自本性，而是来自诱惑，和因诱惑而产生的攀比。贪婪不会让人真的心安，而只会让人心累。

第三个问题，在当今世界，最珍贵最稀缺不是新技术，而是一块没有被新技术影响的净土。现代中国人最大的奢侈品不是什么豪房豪车，而是一片古人可以随意躲避世人的山林世界。请问现在还有清净的地方吗，还有山林吗？请问对那些真的想去山林的人，或者当你真的想去山林躲几天时，这些需求怎么满足。

乾隆皇帝从根本上并没有错，中国人不会从内心深处对奇技淫巧感兴趣，对所谓的新技术感兴趣。中国人接受新技术是被逼的，是为了救图存亡的目的才接受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对新技术的引入，中国对于欧美新技术的引入事实上只是胡服骑射的翻版。

当美国有了核武器时，中国必须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傻到说核武器就是绝对的好。美国人搞新技术，中国必须搞，必须去加入和适应这个知识产权体系，但是，这并非绝对的好。事实上，凭借拥有核武器去制衡美国是只是权宜之计，是下策。根本之道，是影响美国人，乃至全球人，放弃心悦诚服地放弃武器，而放弃武器，则需要放弃武器的思维，放肆特权的思维，放弃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产权的思维。这一切都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胜任。

当每个人都去学会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时，都学会修心养性时，自然就会放弃特权思维，放弃知识就是力量的思维。那将是一个真正世界大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