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牵手岁月（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牵手岁月）

宋庆龄，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女性，她因与孙中山的婚姻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国母”。他们的结合，无论对孙中山或是对宋庆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孙中山来讲，宋庆龄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的忠实战友、助手、继承者。而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既是自己的丈夫，又是自己的革命导师，还是拯救中国的英雄。在她的意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

宋庆龄伴在孙中山左右，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同志和助手

作为“宋氏王朝”及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作为一名一生都秉持正义、追求真理的革命战士，宋庆龄绝不是仅仅因为孙中山而永远为人们所怀念，她的传奇人生自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复制的。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是在她幼年时期。孙中山早年去上海时经常住到宋家，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是宋家的家庭密友。在宋家孩子眼中——留着小胡子的“孙叔叔”和父亲宋耀如有很多相似之处：年纪相仿，内心一样充满激情，同样爱孩子。孙中山抱过年幼时的宋庆龄，并曾亲吻她的小脸颊。宋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孙中山也是宋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饶有风趣而富有寓意的故事。

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革命志向，有时难免向家人透露有关孙中山的点滴信息。从父亲谈及孙中山的三言两语中，宋庆龄逐渐了解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事业正是为了推翻专制腐朽的清王朝。因此，小时候的宋庆龄就对孙中山非常仰慕，把他看作救国民于水火的英雄。

1908年9月5日，留学美国的宋庆龄考入美国乔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期间，宋庆龄每每接到父亲的家信，也总会从信中读到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语句。青年时期的宋庆龄已经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热诚支持者。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大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宣誓就任，宋耀如夫妇携长女宋霭龄、次子宋子良一同前往。在隆重的宣誓仪式上，宋耀如一家人坐在前排座位上，展示了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

1912年初，宋庆龄接到父亲寄来的信和邮包，邮包里是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的热情被点燃，她激动地站到椅子上，一把扯下象征清王朝的黄龙旗扔在地上，在原来挂旗的地方端端正正地挂上五色旗。

1913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的宋庆龄放弃继续深造的打算，立即动身回国。其时，国内已是风云剧变。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面对帝国主义和革命党人中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孙中山被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担任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但是，民主革命派对袁世凯的退让，换来的却是灾难性的接连打击。袁世凯先是撕毁《临时约法》，还派出杀手暗杀革命党重要人物，镇压了孙中山举兵讨袁的“二次革命”，并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悲愤不已的孙中山身陷绝境，却不言放弃，他率领残存的部分革命力量逃亡海外，于8月初来到日本。

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的亲密伙伴，宋耀如受到牵连，只好率全家也逃到日本。在日本流亡期间，宋耀如主要是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是宋家长女宋霭龄。

离开美国的宋庆龄不得不去日本与家人会合。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见到分别多年的家人，宋庆龄非常高兴，父亲的详细讲述使她对中国当前形势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9月16日，宋庆龄跟随父亲和姐姐到东京去见孙中山。那时，孙中山住在东京赤坂灵南坂町27号海妻猪勇彦宅第。日本外务省的密探暗中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流亡的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选择了离开；留在国内的部分革命党人甚至投靠袁世凯卖身求荣，成为镇压昔日革命同志的帮凶。尽管困难重重，孙中山仍积极工作，筹划以反袁为目标的“三次革命”，开展讨袁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这种情势之下，宋庆龄向孙中山表达了献身革命、帮助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

1914 年8 月25 日，宋家在日本横滨山手町59 号。宋霭龄（前排右一）、宋庆龄（前排右三）

1914年9月开始，因为宋霭龄要同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十分能干，她承担了孙中山的日常事务——帮助他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还有他的秘密通信。宋庆龄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外文功底深厚，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大大减轻了孙中山的日常工作量。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宋庆龄还学会了进行秘密政治活动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在保持自己开朗、坦率的本性的同时，机警、严谨成为宋庆龄性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在宋庆龄看来，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也象征着她所希望的中国之未来。1914年11月，宋庆龄在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写道：“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志同道合、互相倾慕，感情逐渐成熟起来。

孙宋的爱情刚刚浮出水面便遭遇重重阻挠。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决定与宋庆龄缔结婚姻表示反对。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孙中山已有原配夫人卢慕贞，不能再娶。但是，由于孙中山与卢慕贞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旧式婚姻，再加上长年聚少离多，又兼理想、知识、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夫妻二人渐行渐远。善良的卢慕贞于1915年6月亲自来到日本，与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

更大的阻力来自宋庆龄的家庭，她和孙中山的恋爱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1915年夏，宋庆龄从日本回到上海，告知父母自己与孙中山相爱的事。得知自己多年的好朋友要与心爱的女儿恋爱、谈婚论嫁，宋耀如与妻子无比震怒。为了让宋庆龄对孙中山死心，他们把女儿关在房里，不许外出。母亲倪桂珍还和宋霭龄谋划着将宋庆龄许配给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并决定尽快宣布宋庆龄已在上海订婚的消息。

可是，宋庆龄此时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爱情火焰，它不会那么轻易熄灭。1915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宋庆龄在一个一向关爱她的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跳出，连夜乘船前往日本神户。10月24日中午，孙中山在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次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庆龄时年2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令人不解的是，结婚誓约书签订的日期为1915年10月25日，可是书写的日期却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且，宋庆龄的签名为“宋庆琳”。对此，宋庆龄晚年曾解释说，当时为讲求双日吉利，便将“25日”写成“26日”，而“龄”写成“琳”则是为了书写方便。

尽管女儿如此决绝，宋耀如和倪桂珍仍然不肯放弃努力，他们发现宋庆龄离家之后马上赶到日本，力劝女儿跟他们回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晚年的宋庆龄对她信任的好友艾培（即爱泼斯坦）写信提起过此事，她说：“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啊，艾培，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件事在宋庆龄心里造成的伤痕有多深。

宋庆龄决然地抛弃上海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以风华正茂的如花妙龄嫁给年纪比自己大过两倍、结过婚，并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她对孙中山的深爱，基于对共同革命信念的坚定，基于对国家的关切和忧虑。但是，对于父母，她也有同样的深爱，内疚和不安在她的心里也烙下了永远的伤痕。

虽然对女儿的婚事极为不满，但没过多久，宋耀如夫妻俩还是接受了女儿的这桩婚姻，并且也从未背叛过孙中山。当时，宋庆龄“私奔”东京与孙中山结合，在社会上引起各种猜疑。为了回应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宋耀如与倪桂珍为女儿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风风光光地送到日本。父母送的一套结婚家具，一直被宋庆龄精心保存。如今，那套古式家具陈放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卧室里，供游人参观。另一些嫁妆，如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及一套宋老夫人出嫁时穿的锦缎衣裙，则保存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母亲那套华美的刺绣嫁服，宋庆龄生前视若珍宝，她把对母亲的深深爱意与深深愧疚收藏在心底，一生都不能释怀。

“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

尽管婚前承受了许多压力，婚后也充斥着流言蜚语，而且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之下生活也动荡不定，但宋庆龄与孙中山认为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同学安德逊的一封信中说：“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照

而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他的英国老师詹姆斯·康德黎函中则说：“从你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还没有获悉3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为了主持讨袁事宜，孙中山与宋庆龄于1916年4月27日离开日本，于5月1日秘密回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一座深灰色的两层小洋房。如今这里是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这处房产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唯一一座属于自己所有的住宅，是由几位加拿大爱国华侨联合赠予的。

在宋庆龄的大力协助下，孙中山静心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完成了《建国方略》这一部巨著。《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3部分，是孙中山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也包含着宋庆龄的智慧和心血。

那时，他们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白天，孙中山会偶尔忙中抽闲和宋庆龄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草地上打门球，他们边打球边说着玩笑话。有时，孙中山随意挥槌将球打到草地边上，宋庆龄便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有时，她就对旁边看球的人大声喊：“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每天晚上，在孙中山紧张写作之闲隙，他们一起读书、看报和聊天。偶尔，宋庆龄在家里放一部电影，调剂生活。

1920年11月，粤军将领许崇智邀请孙中山到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广州举行了隆重的非常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新的革命政府组成之后，孙中山整天出席各种会议，不得空闲。他在宋庆龄等人的协助下，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和措施。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一向倚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并突然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住所粤秀楼。在此之前，孙中山接到电话得到了消息，他马上叫醒尚在睡梦之中的宋庆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催促孙中山和宋庆龄赶快逃出总统府。宋庆龄考虑如果跟随同行会引人注意，会加大孙中山逃脱的难度。于是，她恳求丈夫快点离开，并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一句令后世广为流传的话：“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答应先行撤离。

宋庆龄后来在卫兵掩护下终于脱险，在“永丰舰”上和孙中山相聚。宋庆龄没有详细叙述自己的脱险经历，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关心的是平叛的形势。

在这次广州事变中，宋庆龄为保卫孙中山、挽救革命而不顾个人性命安危，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以前，一些国民党中的保守派一直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故意称宋庆龄为“宋小姐”。现在，他们纷纷改口，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孙中山与宋庆龄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再度离沪赴穗，在广州组成了自1917年以来在穗的第三个政府，他被推举为陆海空大元帅。1924年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

这段时间以来，在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宋庆龄的鼓励与帮助下，更兼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顺利进行。

在历次斗争中，孙中山曾无数次向西方国家呼吁援助，然而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承认革命的南方政府，反而支持反革命的北方政府。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让孙中山逐渐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他意识到，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对孙中山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与流亡日本的沙皇反对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发章，高度评价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说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伟大人民的伟大思想”，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说明“4亿落后的亚洲人民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1918年夏，正当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妄图把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俄国掐死在襁褓之中时，宋庆龄帮助孙中山起草了给列宁的电报，其中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宣言迟至1920年3月才传到孙中山手里，他激动得掉下热泪，回头对身后的宋庆龄说：“我们不再把希望寄托给西方列强了，我们应当面向俄国。”

1921年12月23日至12月27日，孙中山同列宁委派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本姓斯尼夫利艾特，荷兰共产党员）举行了为期5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马林提出的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从而使中国革命出现了历史性的局面。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于是，孙中山果断制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作为孙中山的外文机要秘书，宋庆龄积极参与各项工作，帮助处理孙中山与外国的函电来往。特别是苏俄的函电和文件，她更加细致以对。她参加了孙中山与马林、李大钊、越飞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谈，参与谋议。她还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英文著作，并把其中许多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供孙中山决策时参考。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宋庆龄始终追随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鼓励、推动、慰藉更起到了别人所难以起到的作用。虽然当时宋庆龄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从她后来坚定明确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看来，她一开始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

多年以后，宋庆龄曾回忆说：“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

1924 年6 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当天清晨6时，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江固”号炮舰从大本营出发，前往黄埔参加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记载了这次活动。照片上，身着素花中式大襟女衫和黑长裙的宋庆龄亭亭玉立，一身浅色衣裤的孙中山神色凝重，他们并立于主席台上，旁边是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出席军校阅兵式。烈日下，军容齐整的军校学员迈着正步走过主席台，个个精神抖擞，军姿威武。

从一位富家千金的身份转换为一位政治领袖夫人，宋庆龄面临的挑战很多，其中之一是必须学会过公众生活。生性腼腆羞涩的宋庆龄从不喜欢抛头露面，但成为“孙夫人”后的她每天要陪着丈夫会见不少人，学着和各种人打交道。在与孙中山的10年婚姻中，宋庆龄常伴在孙中山左右，并肩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同志和助手。

事实上，作为一位履行政治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宋庆龄不仅早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她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在曾出席过的那些重要集会和会议中，宋庆龄几乎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女性还受着封建礼教的多重束缚，鲜有女子能迈出家门在公众场合露面，更遑论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宋庆龄的那些活动在当时的社会里显得非常前卫。作为一个文弱女子，担着“第一夫人”的重任，宋庆龄的行动对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起了很大作用，她也得到人们普遍的敬重。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故宫，同时组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

为谋求祖国统一，冯玉祥等几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也先后假意表示欢迎孙中山来北京，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缓和正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同时也想软化和收买孙中山，瓦解革命阵营。

孙中山决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犯难北上。宋庆龄对于孙中山北上一事却有她自己的担忧——北方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加上孙中山体力日衰，近来身体欠佳，肝部常痛，北上路途遥远，恐怕加重病情。

11月13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天津工商学及市民等百余团体2万人的热烈欢迎。那天特别冷，寒风刺骨，孙中山穿厚呢大衣，宋庆龄身着翻毛皮大衣。在当时所摄的照片上不难看出，孙中山清癯的脸上难掩病容——北上路中，已年近六旬的孙中山受尽颠簸之苦，再加上途中受到风寒，肝病又严重发作；而宋庆龄也不禁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尽管行前已预料任务艰险，但局势的发展还是比孙中山、宋庆龄预料的严重和复杂得多。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冯玉祥自己也被排挤而失去了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集团为讨外国主子的欢心而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宣称“外崇国信”，即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历年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段祺瑞还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目的在于抵制国民会议，巩固和强化封建军阀们的反动统治。

12月31日下午4时，病中的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聚集了北京各界200余团体共3万余人的欢迎队伍，病体不支的孙中山已不能对欢迎群众发表讲话。为节省体力，他下车后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便直奔下榻饭店。当晚，时任北京协和医院代院长的刘瑞恒前来为孙中山诊病。次日，又经美、德、俄及协和医院医生7人会诊，断定其患慢性肝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后经德国医生克礼反复用药，毫无起色。孙中山出现体温升降失常的现象，有时高到41℃，有时低至27℃。

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眼球出现黄晕，克礼医生诊断为肝脏之脓渐侵入他部，便与中、美、德诸位医生共议手术方案。孙中山对手术迟疑不决，后经宋庆龄反复请求，他才答应入协和医院动手术。下午6时半，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施行手术割治。当时，刘瑞恒、王逸慧及一位顾大夫等辅助手术，德、俄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在看台上守候。宋庆龄则在手术室相邻的房间等候。

手术中，医生将孙中山腹腔打开后，发现他的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色发硬的结节，将腹脏之器官联在一起，无法割治。邰大夫见状即向看台上示意无治。接着在肝上取出小块组织作标本后，便洗净缝合伤口。27日，刘瑞恒、邰乐尔联名宣布手术结果：肝癌。

面对狰狞的病魔，宋庆龄心急如焚，孙中山安慰妻子：“过去我不完全依靠医生，所靠的是我自身之勇气。我今相信自己的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在接受镭锭放射治疗仍无实效后，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搬进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维钧是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留下这所空房。

在这里，孙中山开始服中药辅助治疗。宋庆龄应允了中药治疗，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办法了。沪上名中医陆仲安赴京为孙中山看病，诊断病例为郁伤肝经，血沸气滞，致使肝变硬，硬生痈脓，便开“参蓍方”，以消痈化肿，使肝软化。陆大夫声明此方并无把握，只是尽力罢了。孙中山服用一段时间后，病情似乎有些起色，睡眠安好，脚肿消退，气色转佳。有时，他能在宋庆龄和侍卫副官的细心照护下，到花园里走一走。甚至有时，孙中山感觉自己身体可以支撑，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但是，在服用第三剂中药后，孙中山出现腹泻，陆大夫即停用该方。2月21日，克礼医生为孙中山检查病体后报告说：“肝癌之扩散，并未因服中药而停止。中药只可有益睡眠，减轻痛苦。肝肿日大，家属等勿存奢望。”到了3月初，孙中山虽然已不能起床，但仍可以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笑。他还“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孙中山病危，宋庆龄既要在病床前精心侍候，又要接待各方重要来客，处理必要的公务，没有一丝空闲。尽管如此，她仍挤出时间亲自函复各界群众的慰问函电。如此日夜煎熬，宋庆龄明显地消瘦下来。

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进入危险阶段，医生提示可能已到最后时间。众人请孙中山立下遗嘱。为避免刺激宋庆龄，请她暂离病房。当时，孙中山处于似睡非睡状态中，大家一时不敢直说，汪精卫委婉地说出请先生留下教诲之语。孙中山自知去日不久，而革命尚未成功，他心中有多少遗憾啊……

孙中山临终遗嘱（美术作品）

在病床上，孙中山口授，汪精卫记录，并综合孙中山以前曾口授的内容及其著作，拟就政治遗嘱一稿，这就是日后被人们长久传诵的《总理遗嘱》。接着汪精卫又草拟了一张家事遗嘱，由宋子文请示，孙中山也表示赞成。大家本想请孙中山立即在遗嘱上签字，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外面哭声哀绝，便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好活的。”汪精卫遂将遗嘱稿收进衣袋从房中退出。同一日，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了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致苏联遗书》。

3月11日，孙中山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宋庆龄守在病床边，细心地观察丈夫的状况。也许是孙中山意识到诀别时候马上要到，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病床前，作最后告别，并特别嘱咐要“善待孙夫人”。在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进入病房时，孙中山表示将宋庆龄托付给她，希望在自己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便舌头变硬，半天说不出来话。何香凝含泪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此时，旁边的宋庆龄已是痛哭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久久才把手放下。

何香凝察觉孙中山此时情形凶险，出来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但顶困难的是，有什么方法使孙夫人能忍耐些时呢？先生若听见夫人在旁边哭声，他一定不肯签字的。”她又对宋子文说：“今日不签，迟恐不及。”宋子文与何香凝一起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忍痛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但不愿阻止，还要帮助你们了。”于是，汪精卫召集大家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边，呈上遗嘱，孙科递上钢笔，泪流满面的宋庆龄用手托着孙中山的手腕，让其在两份遗嘱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字。

《总理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享年59岁。在弥留之际，孙中山最后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直到最后一息。

1925年宋庆龄在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

3月15日，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施行防腐手术完毕入殓时，宋庆龄在遗体边号啕大哭，悲痛无以复加。在近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唱妇随从事革命工作，牵手走过政治风浪，也拥有温馨的共同记忆。以前，孙中山曾特意赠与宋庆龄一副对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现在，斯人永去，音容笑貌已留在往昔永不复见，宋庆龄失去了至爱的丈夫、导师。但是，她从他那里继承的是无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和未竟的革命事业。与孙中山执手走过的人生，定下了宋庆龄人生的方向。无论前路多么坎坷危险，她都会坚定不移地秉承丈夫的遗志前行，把自己奉为丈夫形象的化身。

孙中山逝世，是中国及世界革命事业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及世界革命人民的深切哀悼。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告中国民众》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斯大林以俄共中央书记的名义发来唁电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存，孙中山的事业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的心里，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苏联大使馆还为孙中山逝世下半旗志哀，其他外国使团过一天后也下了半旗表示哀悼。

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奉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宋庆龄身穿丧服，乘黑色马车随柩后行。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李大钊、陈树人等，分组轮流抬运灵柩而行。沿途有10余万人为孙中山灵柩送行。灵柩所行之处，群众不时高呼口号：“孙中山永垂不朽！”“打倒帝国主义！”……

从3月24日到月底，前往社稷坛灵堂致祭的中外人士和各界群众达74.6万多人，所送花圈7千余只、挽联5.9万余副。不光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就是在乡村，也有群众举行追悼大会。

4月2日是出殡的日子。出殡队伍由保安队警察队开道，接着是陆海军乐队，大专院校师生、外宾和使团的送殡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组成的护灵队护送下，用汽车改装的灵车在前面缓缓而行，车身四边与车顶都系着用青布扎成的丧球。宋庆龄身穿黑色丧服，乘坐一辆车顶也扎有丧球的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哀容满面，憔悴不已，却仍打起精神，强自坚持，令人睹之不免心酸也更加尊重。其他家属则随后分乘10辆车顶扎有白色丧球的马车。灵车一行从中山公园、西长安街、西单，直到西直门，数十万群众肃立道路两旁，为孙中山路祭。有30多万群众护送灵车到西直门，2万多人甚至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至香山碧云寺。下午4时半，孙中山的灵柩在哀乐声中移置于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塔的石龛中。4月5日，孙中山遗体入殓新棺。

孙中山出殡之后，极度劳累，精神上又极度悲伤的宋庆龄也病倒了。4月10日，宋庆龄抱病到南京，亲自到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次日，她又出席了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此后一段时间，宋庆龄曾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这期间，同住在上海的母亲给了宋庆龄最好的安慰。但是，国内政坛风云变幻，宋庆龄不能置身事外，纪念孙中山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她勇敢地踏上了没有孙中山指引的革命征程……

（选自《党史纵览》2016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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