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历史简介（看图说话民国绍兴）

细看民国《绍兴七邑》图，当时绍兴下辖萧山县、绍兴县、上虞县、余姚县（今余姚市之大部分、慈溪市之一部分）、嵊县、新昌县、诸暨县……可以想象：民国绍兴当是“天下巨镇”，比肩首都南京。

民国《绍兴七邑》图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无论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总体而言政治上黑暗，腐败不堪。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蒋经国（1910—1988）曾临危领命，前往上海“打老虎”。当时雄心壮志、一腔热血的蒋经国，组织起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上海的投机奸商。但是孰料官商勾结，案情盘根错节，异常复杂……官场黑暗已经积重难返。蒋经国“打老虎”最终宣布草草收场，传蒋介石（1887—1975）连声哀叹：反腐败，反吧，要亡党；不反吧，要亡国……

经济上无能，民生维艰。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等主张，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1940年代后期飞速上涨的物价，简直是对文明社会和现代政府的讽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笑话——资料表明，八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日战争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则较抗日战争前夕上涨了3492万倍。无怪乎浙江籍著名作家茅盾（1896—1981）经讽刺国民党当局说：“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史籍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11日，10万元面额的大钞发行——3月9日一张大饼售价1000元，3月11日卖到5000元；这一天，有乞丐拒收面额1000元的钞票；4月5日是清明节，上坟的人多烧面额1000元的真钞，因为1万元只能买到三四张冥币了；有报料说，4月中旬某人下饭馆吃饭，被告知米饭2万元一碗，待要第二碗米饭时，店主对他说：米饭现在涨价到二万五千元一碗了。

此外，军事上无力，屡战屡败。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当局、蒋介石集团，不管对谁作战、尤其是对外保卫国家主权的军事行动，都败多胜少，国力、军力损耗非常惨重……

1940年代绍兴五云汽车站

但是民国时期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共和政治”最终被牢牢确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深入人心，近现代民族工业在顽强地发展并逐渐地壮大，教育的发展也使得广大民众开始觉醒（尤其是青年人的素质得以较大地提升），中国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所以说民国时期也是古老中国“吐故纳新”“走向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史籍记载，民国时期，绍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虞绍平原、新嵊盆地、三界章镇盆地和诸暨盆地，被称为绍兴的“四大粮仓”。粮食以水稻为主，双季稻开始被推广。20世纪30年代，绍兴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约491.19万亩，常年粮食总产量约1178.64万担，平均亩产约240斤。但是，绍兴人多地少，粮食供应形势严峻。据《中国实业志》（1933）记载，“绍兴人口众多，五谷出产虽丰，尚不能自给，丰年仅及全年需要额之半，若遇荒年则二三折不等”。20世纪40年代初，日寇侵占绍兴，农业生产遭受较大破坏。抗战胜利后，粮食生产才得以缓慢恢复。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所辖五县，共有耕地约276.58万亩，其中水田约229.84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约425.18万亩，总产量约48.54万吨。

虞绍平原为“鱼米之乡”，民国时期，绍兴的渔业发展不是很景气。据《中国实业志》（1933）记载，绍兴“采捕既无限制，增殖又无方法，致使出产渐少。池塘养殖，大半付之天然，甚至一鱼患病，全池遭殃”。民国二十三年（1934），绍兴县“鱼年产二百八十余万斤”，“鳙鲢鱼荡养，余皆天然产”。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所辖五县产鱼约3859吨，其中淡水鱼约2607吨。

纺纱线

民国时，绍兴农户家家养猪、养鸡、养羊、养牛；养鸭则多为专业养殖。据《绍兴市志》记载，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地区畜牧业产值约236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民国时期，酱缸、酒缸、染缸（俗称“三缸”）依旧是绍兴工业的主体。民国初年，绍兴酱园业界人士，足迹已遍及全国21个省的大中城市，开设酱园作坊达四五百家之多，并在当地调味品行业中成为独特的风味帮派。绍兴本地生产的腐乳、母子酱油、乳黄瓜、酱菜，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太平洋万国赛会、西湖博览会上参赛获奖。

绍兴酒更是享誉海内外。民国四年（1915），在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绍兴东浦周云集信记酒坊和方柏鹿酒坊送展加饭酒，获得金奖一枚、银奖两枚；沈永和墨记酒坊善酿酒，获得一等奖章。至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绍兴城乡酿酒作坊多达1500多家，年产商品酒4万多吨。但是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绍兴的“三缸”工业等发展处境艰难，打击很大。

民国时期，绍兴传统锡箔（祭祀用）业畸型发展。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传统锡箔业发展全盛时，绍兴地区赖此营生者，居然高达10万余人之众（绍兴城区逾4万人），锡箔年产量多达400万块（每块3000张）。箔业税居然占财政收入的70%，绍兴因有“锡半城”之称。

艰辛劳作的榨酒工人

除古老、传统的“三缸”工业与锡箔业外，绍兴的近现代新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所发展——这是绍兴经济史上的一抹新风，虽然微弱，但令人鼓舞——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古老的绍兴也终将随潮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史籍记载，民国时期，绍兴城区金恒丰铁工厂、建新修理机器铁工厂、绍兴电话公司、大明电灯公司、华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以及诸暨、嵊县的一批小型火力发电厂相继建成。此外，机器碾米、机器印刷、化工等，也都有所发展。

为绍兴传统产业的印染业，也逐步实现了向“机器印染“的升级。民国十五年（1926），张茂德染厂在绍兴城区西郭门外创立。民国二十一年（1932），震旦恒记染炼布厂在昌安门外开业。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县下方桥一带有染坊14家，染缸120余只。绍兴东浦、华舍、齐贤等地的纺织业主，还纷纷到杭州、上海等地办厂，之后不少工厂的生产规模都有所扩大。民国十六年（1927），绍兴县染司工会成立，时有会员90名。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漂染业同业公会成立，时有会员单位26家。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相继沦陷，一部分在外经商的绍兴籍人士回乡避难，带回资金、技术——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间，嵊县、诸暨、新昌先后开办起10余家机器缫丝厂，绍兴遂一度成为全省蚕丝主要产地。

绍兴沦陷之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艰难生存的近现代新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多数因战火波及、交通受阻等原因，被迫停业。

民国十二年（1921年）十月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留念

史籍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绍兴黄酒、调味品，以及印染、丝绸、棉织、缝纫、纸扇、电力、茶叶、锡箔等行业，生产均有所恢复，但产量却多数未及战前水平。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地区工业总产值仅约802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民国前期，绍兴商业有所发展。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城区商业有103个行业，计4887家，资本总额约940.1万元，年营业额4828.8约万元。民国三十年（1941）4月绍兴沦陷后，市场萧条，商业凋敝。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业稍有恢复，但元气已伤，加之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商税繁多，商家无法经营，濒临绝境。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21日《绍兴工商报》记载，绍兴商会调查统计，绍兴城区时有商店2471家，从业4518人。

绍兴文化界，亦有新风徐来。民国元年（1912）1月30日，由鲁迅、宋紫佩、王铎中等人创办（鲁迅任名誉编辑）的《越铎日报》成功出刊。在创刊号上，鲁迅以“黄棘”为笔名发表了《〈越铎〉出世辞》，阐明了报纸的宗旨：“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越铎日报》社址设在绍兴大善寺内，后迁往上大路日晖弄口。6月4日，《越铎日报》加入中国报界俱乐部，成为我国最早的全国性新闻职业团体会员。民国十六年（1927）3月24日北伐军抵达绍兴后，《越铎日报》更名为《绍兴民国日报》。

此外，如果我们放眼全国，鲁迅、蔡元培、何燮侯（1878—1961）、蒋梦麟（1886—1964）、马寅初（1882—1982）等文化巨擘，以及著名数学家陈建功（1893—1971）、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4）和钱三强（1913—1992）、哲学家金岳霖（1896—1984）、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教育家马叙伦（1885—1970）、作家朱自清（1898—1948）、画家陈半丁（1876—1970）和董希文（1914—1973），代表作油画《开国大典》）等，群星荟萃、星光璀璨，照亮了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整个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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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绍兴一带发生过一件挺有趣的事儿：自明代初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的500多年时间里，新昌县在今台州市宁海县境内一直保留有一块“飞地”——新昌飞地（旧称大辽乡），方圆30余里，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新昌飞地归沃洲区管辖。新昌飞地的“奇迹”，是由新昌县一个丁氏家族创造的。明代初年，新昌人丁广学、丁永澄父子，举家迁居到宁海县龙坑山杨厂（当地方言音rǎn）村，其后裔遂散布于杨厂村及其附近的30多个自然村里。这些自然村，与新昌县境并不相连。但是数百年来，丁氏族人却始终拥有着十分强烈的“家乡观念”，他们一直坚持说新昌方言，一直拒绝入宁海县籍，且一直接受新昌县的管辖并向其纳税、服役等。（民国时期，新昌、宁海、天台各县对新昌飞地的管辖均鞭长莫及，这里遂成为中共宁天新县工作委员会活动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是活跃的游击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丁氏族人才因为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现实原因，同意将新昌飞地划归宁海县管辖；是年8月，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周品山在从大陆逃往舟山时匆匆发布政令，正式将新昌飞地划给宁海县管辖。新昌飞地山川秀丽，风景绝美，是浙东大峡谷的主要景区，中有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284—364）炼丹处，道教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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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后期，绍兴的城市地位，在浙江乃至在全国，仍然显赫一时。史籍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置绍兴行政督察区（次年更名为浙江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绍兴县，下辖绍兴县、上虞县、余姚县（今余姚市之大部分、慈溪市之一部分）、嵊县、新昌县、诸暨县、萧山县。当时，绍兴行政督察区的综合实力（包括面积、资源、人口、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各领域的软硬实力）应该是不逊杭州、宁波等诸城的。绍兴城市地位的退落，是在1950年代初。当时，国家为了巩固海防，从宁波专区析定海县（划分为定海县、普陀县、岱山县）归入嵊泗县，并设立舟山专区。作为“补偿”，将原绍兴专区所辖余姚县、台州专区所辖宁海县划归宁波专区；为了做大省会杭州市（杭州市原辖海宁县被划归嘉兴专区），将原绍兴专区原辖萧山县划归杭州市，同时废严州，将严州所辖淳安县、建德县、桐庐县、分水县、寿昌县、遂安县（面积近8600平方千米）被归入杭州市。至此，杭州、宁波的城市综合实力，才大大超过了绍兴。

最后笔者还想说一说民国时期的地主。一说起民国时期的地主，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笔者在民间访史时，耆老多称：恶霸地主遇到过，但毕竟是少数。比如笔者老家越城区东湖街道则水牌村，恶霸地主（渔霸）高某元，耆老提及至今不齿——高某元结交土匪，一贯横行乡里，甚至不准村民以正眼直视；其家买下的鱼塘，村民下河摸螺蛳尚且不许，遑论捕鱼了；高某元有一妻六妾，个个刁蛮无理；路过他们家门口，村民还得分外小心，一群看家的日本狼狗，只管咬人不管赔……解放前夕，高某元化装逃亡，传说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后被枪决。

但有的地主，或是为开明乡绅，他们对待长工、佃户等亦算得上“宽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批判地主云：“地主坏蛋，三碗下饭”——菜肴并不算多、生活并不算奢靡啊，可见有的地主平时生活也并不铺张。笔者曾听得有耆老回忆说：有的地主诗书传家，彬彬有礼，关爱乡亲，热心公益；有的地主也痛恨日寇或国民党当局，同情甚至暗中支持革命；有的地主平时家里烧菜时，只准用筷子沾点香油用来调味，但是农忙时节雇佣农民劳动，却总是油水丰足、菜饭管饱——对农民来说，吃的至少要比自己家里的好。开明乡绅曾经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消失，一度成为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道路上的阵痛。好在时至2020年前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和支持下，“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已勃然兴起，一大批具有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资源优势，怀揣着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的“乡贤”，正在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共富的强劲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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