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汉人的管理制度（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跟随着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开，涉及了许多问题，现在还是要回到该书本身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转到海外，叶德辉观古堂又据其抄本刊刻问世，渐受重视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观古堂本收了张穆和钱大昕的跋，虽也收录了顾千里的跋，却将其作为“无名氏”其实，叶德辉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过顾千里（叶德辉题跋，见《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中华书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却作为“无名氏”，如此处置，不知何故？而叶德辉之所以会1907年刊刻此书，恐怕和他从日本学者那里听到的有关此书的消息有关（关于叶德辉和日本学者的联系，见他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东瀛遗墨》）叶德辉的抄本，据观古堂本《序》，乃得自马进远（其人具体情况待考），而马氏乃“百金得自书肆”叶德辉后得金蓉镜资助，方得刊行金蓉镜（1855—1929），初名鼎元，字养寿，又字学范，号子篯，后更名蓉镜，字香严，号甸丞，又号闇伯、潜庵，晚号香严居士、香严庵主、香严头陀、就李乡民，秀水（今嘉兴）人 可见，此书流传中，顾千里之名，其实被隐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被文献学者关注（见拙著《顾千里研究》252—290页，不赘）这种情况和鲍廷博相似，鲍廷博抄补的《元朝秘史》文本虽然流布很多，但多赖陈垣先生提出，才渐渐被关注 历史文献流传中，许多做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关于顾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据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1912），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 可知盛昱身后，藏书四散，此本被书商正文斋谭笃生从盛昱处购得考谭笃生，名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页） 伦明云：“清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页）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发现为顾千里的校本，向张元济先生推荐所以，张元济先生将其购入上海涵芬楼正因为是傅增湘推荐，所以到1931年，陈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请傅增湘从涵芬楼借出，此书才得以免受战火之灾 此后，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举，而当时赵万里发现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用以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该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见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953年11月纪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此事由当时作为“公方”即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郑振铎先生经手在此期间，顾千里校跋的此书入北京图书馆据笔者请教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当时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他自己的藏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处置：其一是完全捐赠给国家，如《永乐大典》残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卖给国家，譬如当时藏在金城银行内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营而归于公的（以上，是笔者对人凤先生原话的理解，如有误讹，责任在笔者）《元朝秘史》究竟属于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容再考 总之，《元朝秘史》，从14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元朝和明朝的鼎革变故，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动乱，躲过了日军侵华炮火，波折跌荡此后化身万千，显于世间如今，顾千里校本本身，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这在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史上，颇为罕见 这部著作，成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资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经历说明，当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斗争和交融中形成发展的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汉文古籍作为记载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资料，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无数的学者发生了联系离开了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联系，也就谈不上生动的学术发展史，文献就成为僵死的纸片，没有生命力探究其流变过程中的细节，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上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贤的贡献，更是为了强调，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才能前进此乃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则不足言也，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元朝对汉人的管理制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元朝对汉人的管理制度

跟随着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开，涉及了许多问题，现在还是要回到该书本身。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转到海外，叶德辉观古堂又据其抄本刊刻问世，渐受重视。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观古堂本收了张穆和钱大昕的跋，虽也收录了顾千里的跋，却将其作为“无名氏”。其实，叶德辉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过顾千里（叶德辉题跋，见《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中华书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却作为“无名氏”，如此处置，不知何故？而叶德辉之所以会1907年刊刻此书，恐怕和他从日本学者那里听到的有关此书的消息有关（关于叶德辉和日本学者的联系，见他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东瀛遗墨》）。叶德辉的抄本，据观古堂本《序》，乃得自马进远（其人具体情况待考），而马氏乃“百金得自书肆”。叶德辉后得金蓉镜资助，方得刊行。金蓉镜（1855—1929），初名鼎元，字养寿，又字学范，号子篯，后更名蓉镜，字香严，号甸丞，又号闇伯、潜庵，晚号香严居士、香严庵主、香严头陀、就李乡民，秀水（今嘉兴）人。 可见，此书流传中，顾千里之名，其实被隐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被文献学者关注（见拙著《顾千里研究》252—290页，不赘）。这种情况和鲍廷博相似，鲍廷博抄补的《元朝秘史》文本虽然流布很多，但多赖陈垣先生提出，才渐渐被关注。 历史文献流传中，许多做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关于顾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据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1912），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 可知盛昱身后，藏书四散，此本被书商正文斋谭笃生从盛昱处购得。考谭笃生，名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页） 伦明云：“清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页）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发现为顾千里的校本，向张元济先生推荐。所以，张元济先生将其购入上海涵芬楼。正因为是傅增湘推荐，所以到1931年，陈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请傅增湘从涵芬楼借出，此书才得以免受战火之灾。 此后，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举，而当时赵万里发现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用以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该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见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953年11月纪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此事由当时作为“公方”即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郑振铎先生经手。在此期间，顾千里校跋的此书入北京图书馆。据笔者请教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当时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他自己的藏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处置：其一是完全捐赠给国家，如《永乐大典》残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卖给国家，譬如当时藏在金城银行内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营而归于公的（以上，是笔者对人凤先生原话的理解，如有误讹，责任在笔者）。《元朝秘史》究竟属于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容再考。 总之，《元朝秘史》，从14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元朝和明朝的鼎革变故，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动乱，躲过了日军侵华炮火，波折跌荡。此后化身万千，显于世间。如今，顾千里校本本身，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这在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史上，颇为罕见。 这部著作，成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资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经历说明，当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斗争和交融中形成发展的。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汉文古籍作为记载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资料，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无数的学者发生了联系。离开了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联系，也就谈不上生动的学术发展史，文献就成为僵死的纸片，没有生命力。探究其流变过程中的细节，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上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贤的贡献，更是为了强调，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才能前进。此乃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则不足言也。

作者：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