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八方是哪四面八方（四面八方背后的故事）

在香山，中共中央为新中国奠基

开国在即，毛泽东穿补丁衣服见贤达，谈的却是千秋大计

香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出发，于25日入驻香山。他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为统一中国，指挥大军南下、西进，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军事篇章；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各界协商立法建制，写下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篇章；为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确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写下了从“四面八方”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经济篇章。经济是基础，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后要站立起来，首先是经济上要立得住。经济上立不住，其他一切也都立不住。毛泽东在香山写下的三大篇章，其中经济篇章具有基础意义，影响十分深远。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重点研究了当时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图为1949年3月12日毛泽东修改的二中全会决议（节录）。

入驻香山后，毛泽东日理万机，要思考和处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生产建设这个接管城市后的中心工作，这个关系到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得住脚的工作，自然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第一等大事。于是，4月上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提出来了。

“四面八方”的方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提出来的？《毛泽东年谱》介绍说：“四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据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陶鲁笳、冷楚、周壁，谈话时讲了“四面八方”的方针政策。5月3日，陶鲁笳在太行区党委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会议记录的第一段话如下：“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那么，是不是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是4月15日第一次提出“四面八方”方针的呢？若这样断定就遇到一个疑问，刘少奇4月10日去天津一直到5月10日才回来，没有文献证明薄一波、陶鲁笳或中共中央将毛泽东4月15日谈话内容电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应在4月10日去天津之前就听到了毛泽东所谈的“四面八方”方针。

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活动。刘少奇阐释了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政策。图为1949年5月7日刘少奇视察天津永利碱厂。

刘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转述毛泽东“四面八方”的方针之后，提到“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上海商人曾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还问“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刘少奇说：“上海商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注意。”

根据这些内容，似可断定“四面八方”方针是毛泽东4月10日之前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提出来的。刘少奇应该是参加了这次谈话，并对这次谈话内容印象深刻。

尽管“四面八方”方针提出的确切时间，难以断定是4月的哪一天，但这个方针与毛泽东的经历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没有根据地经历、不知晓生产和经济工作极端重要性的人，是提不出这个方针的。一个没有极强的概括能力、过硬的诗词功夫、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人，也是概括不出这个方针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之一。赣南闽西时期，他指出：“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所以能抗击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所以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根据地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是大生产运动的发起人和思想指导者。他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军民的物质生存条件，为夺取敌后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预见到了游击队要向正规军转变、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并多次称赞陈云提出的“进城后要保护机器发展生产”的意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以后，他不断思考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进城后怎样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问题摆在了各级党组织的面前。毛泽东由重视解决劳资关系到重视解决公私关系，至1948年2月在《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可以说，“四面八方”的方针中，毛泽东最先提出和关注的是进城后要处理公私、劳资两面四方的问题。随着洛阳、济南、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的接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怎样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48年5月至11月，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思想。“生产长一寸”，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工商业不停顿。这里的“生产长一寸”是城乡兼顾的。

1948年10月，华北财经委员会成立。11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该银行新币成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图为1948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本位货币。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市军管会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挂牌中国人民银行。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虽未概括出“四面八方”的方针，但这个方针所包含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关于城乡关系，他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公私关系，他认为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关于劳资关系，既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也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不能占领城市后出现“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关于内外关系，为维护新国家的独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这些思想观点的形成，为一个月后毛泽东在香山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针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前夕，安置失业人员。

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是从井冈山根据地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开始，一路发展来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富有诗意的生动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概括，很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所不同的，一个是解决战争问题的方针，一个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针。

“四面八方”方针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调动民族资本家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当时党内存在着重公轻私、重劳轻资，急着搞社会主义的“左”的倾向。天津解放后，有二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资本家，资本家更是担心害怕。毛泽东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上海商人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针既防右倾，更防“左”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民族资本家吃“定心丸”，在城市生产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自毛泽东在香山提出来，立即不胫而走，产生了春雷响遍大地般的轰动效应。

首先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产生了轰动效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几乎都成了“四面八方”方针的宣讲员。

刘少奇天津之行，可以说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宣讲“四面八方”方针之行。4月18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宣讲道：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如何发展生产时宣讲道：“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阐释了“四面八方”中的“限制”的含意。独立自主是对外贸易的限制。“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在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5月5日，刘少奇在天津召开的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又阐释了“四面八方”中的“统一”的含意。“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说要搞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统一观点，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如果把资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资提得过高，资方恐慌，不纠正就要发生错误。只照顾资本家，不照顾工人和公家，也是错误。”

刘少奇天津之行宣讲“四面八方”的方针，不是一般地传达，而是针对市委领导、一般干部、工人和民族资本家分别地做讲解工作。而且有些地方还有重要的拓展和发挥。比如，怎样从四面八方努力呢？刘少奇具体论述了四个必须：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两利的方法；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对劳资双方都不利。再比如，刘少奇论析了一面两方与“四面八方”之间的关系。如劳资关系处理不好会影响到城乡关系，“工人待遇过高，使工业品价格提高，农民吃亏。”如公私关系与内外关系、城乡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外贸易应公私兼顾，如进口的原料，公私双方都买一点。”公私兼顾要“贯彻到买棉花中去，贯彻到买花生中去”。

1949年4月1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和朱德的讲话，也是宣讲“四面八方”方针的报告和讲话。周恩来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偏于一方，事情就做不好。他说：“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他还说：“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政策”。朱德在讲话中介绍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政策、内外政策。

5月17日，朱德与毛泽东一起在香山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必须很好地掌握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并很好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配合。5月20日，朱德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恢复与发展生产。”

5月中旬，由朱德、刘少奇、陈云召开香山财政经济会议；6月上旬至7月中旬筹建中央财经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7月下旬至8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夜在“四面八方”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研究解决生产和经济问题的重大举措。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方针载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政府提出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城市建设方针，市民正在踊跃清理北海淤泥。

“四面八方”方针的贯彻实施，打消了民族资本家的顾虑，调动了四面八方的积极性，使各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西柏坡到香山，毛泽东还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与三大外交方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立场。“内外交流”是独立自主立场上的内外交流，“一边倒”也是独立自主立场上的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面八方”方针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周恩来阐述的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是对“四面八方”方针的运用和拓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更是在新形势下对“四面八方”方针的丰富和发展。“四面八方”方针所体现的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思想方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基因之一。重温“四面八方”方针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对加深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着重要意义。

提示：本文为系列报道第三篇，随后将继续推出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曹应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供图：季礼

监制：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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