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历代君主列表（帝国史罗马西方帝国之母）

在公元前447或446年，雅典人开始强迫其他城邦的公民对雅典宣誓效忠，于是，在这一年，希腊人终于建成了一个“帝国”。图为公元前 447至438年修建的雅典卫城遗址。图片来源：www.worldfortravel.com

一、什么是帝国

一个好朋友曾说：“人人都有一个帝国梦”。普通人会为了帝国的荣耀、伟大而倾倒，学者则会惊异于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的持久性，以及它在统合万方异域、消弭冲突方面的有效性。

帝国，虽然听起来很有中文范，但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词汇与概念。在《世界帝国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历史学者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对帝国给出的定义是：“帝国是一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在历史上扩张至广大领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时仍维系区隔/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换言之，帝国的特点是内部有多元领土、多种人群，实行多种形式的政治管制。

在欧洲语境中，帝国（empire）一词源出于古罗马词汇（imperium），原来是“命令”之意，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人主要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一是“绝对权威”或“主权”，二是“对多个不同民族/地方进行统治”。到了中世纪，帝国被看作是王国的上级单位，指的是疆域内有多个相对分立而自治的政体这么一个国家形态（也带一点普世国家的味道）。

随着欧洲人开始殖民海外，其海外疆域开始包含各种各样附属或具有半独立性的政治实体，人们也开始用帝国一词来指代这种延伸政体（extended polity）。即使到了现在，尽管学者们在帝国的定义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一般都还坚持帝国具有超地区、超民族统治/管制的性质。

这种概念，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是比较陌生的。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在《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一文中指出，“帝国”概念在十九世纪前的中文文献中基本是找不到的。他指出，中国史籍中虽然有零散的“帝国”字眼，但此处的“帝国”跟“霸国”对比而言的，指的是上古时期以道德仁义立国的理想国家，没有国体含义，与西文“empire”所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的）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中国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从西方典籍中，经由日人的翻译接触到了这个词汇（而日本人只取了empire的“威严/庄严”的浅层意义），才加以自称。这种概念上的缺失，同传统中国强调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大概是分不开的。

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只是盯着概念做细微探究，那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帝国”，最好的方式之一恐怕暂时舍名而求实，回溯西方历史，观察它所指代的那些实体在历史上的出现，看它们所面临的条件、所要解决的困难。

二、雅典：失败的帝国前辈

首先我们就要望向罗马——“帝国”概念的诞生地。

但是在讲述罗马帝国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讲述它之前那些失败的前辈，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罗马帝国的成就与实质。

这个前辈是谁？雅典帝国。这里需要先做个提醒，我们现在虽然把雅典霸权称为帝国，但这其实是近代人的称呼。雅典人自己是没有“帝国”这个说法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400）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用的是ἀρχή这个词，是“主权”或“统治”的意思。

公元前六七百年前，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的野蛮地带的一些边陲小城中，出现了一股新奇的力量。那里的人们，在心智和政治、社会生活中萌生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结构，这就是希腊城邦。

城邦出现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一个稳定的多国体系。城邦因其公共性质，享有其公民的忠诚，因此很难被征服；由于城邦本身的治理形式是公民（尤其是农业居民）的直接统治，也很难形成一个专职进行对外征服和管理的官僚体系。公民通常也很不愿意向外人开放自身的城邦，这样就不存在吸纳外部资源、消弭被征服地方反抗的可能性。城邦与城邦之间开始发展出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人被逐出希腊本土，雅典崛起，为了防范波斯卷土重来，将爱琴海上的诸爱奥尼亚城邦统合起来，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雅典人规定各盟国在准备对波斯的战争中所应缴纳的各种捐助，……其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以保护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他们的决议。”这是一个类似于现代北约的组织，是为了对付波斯威胁而保持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军事联盟。

但是随着波斯威胁的不断减退，雅典和它的盟友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威胁既去，盟国开始寻求自己独立的生活，不愿负担军费开支和军役，雅典人则开始利用在提洛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来谋求一己私利和霸权。

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如此说：“联军继续交付征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额提供兵员和船只，因为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服役，不再需要战争，极盼回家耕田，安享清闲。蛮族人已去，不再骚扰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必再为船只配备船员，也不必再派出士卒。……与此相反，客蒙（雅典当时的领导人——作者注）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他们就利用盟邦所给他们的工资反而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主人了。因为那些不服军役的人对于那些继续远航、经常携带武器进行训练的人抱有畏惧之感，转而奉承他们，结果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从属的臣民而不再是联合的军队了。”

很快，雅典的霸权就跟希腊的传统霸权斯巴达发生了冲突。在公元前461年至446年，发生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此战争期间，提洛同盟中的雅典盟邦趁着雅典与斯巴达争斗的时机纷纷起而叛乱，雅典人费了好大一番手脚才镇压了它们。为了惩前毖后，雅典人开始走出自己的城邦，建立了一个新的地区统治/治理结构，雅典帝国就得以诞生了。

具体而言，在公元前454年，雅典人以保障安全的名义将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库提取到雅典，将同盟资金转变为盟国向雅典提交的贡金/税金。公元前452年，雅典在镇压了小亚细亚城邦厄里特赖（Erythrae）之后，派出监察官组织了一个立法班子，强制其接受了一部民主宪法，并建立军事要塞加以监守。

在公元前450年后，雅典开始向其盟邦派遣公民团，将盟邦的一部分公共土地分配给这些雅典移民。这些移民仍然保留着雅典的公民权，在当地军事屯垦。在这种情形下，移民不再是分裂自主的孢子，而是母国进行远程控制的手臂。这是一种崭新的制度，直接违背了古典城邦精神。雅典的统治结构中开始发生了国家和公民的分离，不复往日的公民共同体局面。

在公元前449年之后，雅典人开始利用同盟资金来兴建雅典的宏大建筑，他们为收取贡金制定严格的纪律、规定和程序，并命令各邦官员合作。同年，雅典发布法令，命令其他盟邦关闭自己的造币厂，将雅典银币的样式和度量衡标准强加给各个属邦。最后，在公元前447或446年，雅典人开始强迫其他城邦的公民对雅典宣誓效忠。于是，在这一年，希腊人终于建成了一个“帝国”。

三、雅典人的帝国实践

雅典人的统治首先是得益于他们在希腊首屈一指的海军。爱奥尼亚地区的任何一个城邦都距离海岸线不远，大多数雅典的属邦都依靠海外贸易，尤其是来自黑海的谷物，来平衡进出口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其城市安全和贸易线路都掌控在雅典舰队监视之下。它们实际上处于无法组织反抗的地位。

雅典城内有一位对雅典政治不满的不知名人士，日后人称老寡头，对此评论说：“陆上强国的属国小邦可以合兵一处，共同作战，（进行反抗）；但是那些隶属于海上强国的城邦是没办法联合起来的，因为大海横隔在它们中间，而统治者控制着大海。”当然咯，它们也没有反抗的实力。为什么有着如此切身相关海外贸易需求的地区拥有的海上武力却如此之少？

答案之一在于，维持一支海军舰队无论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维持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费用，每年平均至少需要160公斤白银以上。另一个理由是，海上通行安全和自由在雅典人的舰队保障下得以出现，各个城邦发展自己的海军的动力与意愿大大下降。

总的来说，同建造和维持一支海军要支付的可观费用相比，有许多城邦出于财政理由选择放弃海军，而向雅典支付贡金以购买海上通行安全和自由这种公共产品和服务。除了不停在海上游弋的舰队之外，雅典人还在其许多属邦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前面提到过的军事要塞和殖民地，都是雅典人在当地的军事威慑力量。

除了军事上的威慑之外，雅典在整个帝国境内还有一套说得过去的行政体系。虽然各个属邦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是雅典人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剥夺的），但雅典人还是派出了一批官员（常任的或非常任的）来监视属邦的政治行动和人民的动向，监督贡金的收取。

在司法层面，雅典人建立了某种超城邦的司法体系。这大概体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雅典人和其属国公民之间存在的契约纠纷是在雅典的法庭上进行评判的，一切手续和审判都依据法律程序行事（当然也不是说对雅典人没有利）。第二个方面可能是雅典属国之间的某些纠纷可以拿到雅典法庭上进行裁判。第三个方面是指雅典人规定属邦某些特定的案子必须转到雅典进行审理，属邦司法机构进行处罚超出一定限度也可以到雅典进行重审。

在经济层面，由于它的海军实力、在爱琴海地区的领导中心地位、为数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工商业、从同盟那里收取的大量现金和它使得全提洛同盟都接受它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作为标准（犹如今日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犹如美国对国际交往规则的制定），雅典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和进出口商号的集聚地。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429）曾说：“我们的城市是这样的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对那些依赖进出口贸易的盟邦来说，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市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会节省大量要依靠自己开辟多条商路与市场的成本。雅典这种贸易中心地位和对整个希腊地区的政治领导也使得它掌握了一种有力的商业武器——商业封锁，当雅典人对麦加拉城邦（Megara）封闭了雅典和其盟国的市场的时候，麦加拉就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灾难和可怕的饥荒。

另外，雅典人对海上通行自由的保障和对新的市场的开辟（例如公元前449年同波斯的和约开辟了埃及市场和商路，使得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整个希腊地区的商业贸易都大幅度增长）都是其盟邦进出口贸易所必需的。雅典的财富、巨大的军事和消费需求还吸引着大批的盟国公民直接为雅典提供这种服务，许多人来到雅典，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准。有超过一万名外国移民居住在雅典进行商业或贸易活动，有更多的人直接为雅典的军事力量提供服务，充当水手和雇佣军。

最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对各个属邦的下层阶级来说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时许多属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一派主张安稳和健全的贵族政治，前一派是由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构成的，后一派则是人数较少的贵族。雅典的软实力在各城邦就发挥了作用。举一个例子，当实行贵族制度的雅典属邦密提林（Mytilene）发动叛乱的时候，下层阶级要求和议，雅典的一个演讲者对此事评论道，“各城邦的人民对你们（雅典人）是友好的，他们拒绝和贵族一起来叛变，或者，如果被迫而参加了叛变了的话，他们还是时常会仇视叛变者，因此，当你们和叛变者交战的时候，人民是帮助你们的。密提林的人民没有参加叛变，当他们得到武器的时候，他们马上自愿把城市交给你们。”

雅典帝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你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个希腊人，你就会注意到在整个希腊世界范围内，人口和财富都在迅速增加，原先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个人出门见世面的机会要多得多了。这是一个动荡而矛盾的世界，从一方面看，一些大的城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繁荣兴旺，在另一方面，许多小的城邦发现自己再也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随着城邦之间交往和冲突的频率日益增多，城邦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能力起伏不定。

首先，对任何城邦来说，战争费用都在迅速上涨。战争再也不只是公民军在农闲时节的临时冲突，而是需要大量金钱的奢侈品。这种费用不是所有城邦国家都能支付的起的。另一方面，日益发达的城邦际贸易也带来了城邦际管理的需求，减少贸易成本，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持贸易和通行安全，开辟和管理新的贸易线路，这都在城邦自治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另外一个缺口在于人员的交往和忠诚的转移，有许许多多外邦人在其他城邦寻求工作机会或讲求学。雅典城邦中存在大量的外邦人，他们来到雅典经商，开设手工作坊，当水手、医生、建筑家、雕刻家和教师。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就是一个外邦人。

当然还有政治意识的发展。雅典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对各个城邦的下层阶级都是有吸引力的。而正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割裂了希腊世界和城邦的统一性。尽管城邦作为优良社会生活的一种组织还被人所依恋，但组成城邦本身的社会共同体却不再是团结一致的了。

雅典人将它的霸权伸展到半个古典希腊世界，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四、雅典帝国为什么失败

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对付它的老对头斯巴达），雅典帝国被击败、摧毁了。其失败虽然有很多偶然的成分（如果伯里克利不突然染病身亡，如果雅典没有贸贸然发动西西里远征），但大概也反应了雅典霸权这个帝国原型（prototype）的某些内在弱点。

最明显的一个弱点在于雅典的规模。我们通常认为雅典的本部过小，不足以支撑它对整个霸权的管制。这个不能从人口对比上来理解。最新考古研究认为，公元前五世纪整个古典希腊的人口大概在三百万到四百万左右。提洛同盟有150到330个盟邦，人口应在百万左右。雅典的人口有多少呢？古典希腊各城邦的人口都比较少（通常都只有几千人），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实是其中的超级怪物，在其高峰时期，总人口大约是三十五万，其中公民——有资格充当战士之人——达到了六万。

从道理上来说，雅典在整个帝国中的比例并不过分悬殊。相对于每一个盟邦来说，更是有绝对的优势。而且，许多帝国都是从弱变强，从小变大，由一个核心出发逐次吞并周边地区而发展壮大的，因此最初的规模悬殊其实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雅典没有能够成功扩张城邦的边界，吸纳外部资源，把自己变为一个多族群的爱奥尼亚国家的首都。相反，它始终是“小邦临大邑”，而没有把自己化成“大邑”。近代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在《论李维》一书中就指出，古代希腊城邦的定居政策有问题。这指的是雅典坚持以血缘作为雅典公民权的唯一依据，而且在一开始还只要求父亲一方必须是雅典公民，但是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则改为必须父母双方均须为出生于雅典，才能取得雅典公民的资格。这使得雅典城邦的公民规模无法扩大，也使为雅典帝国服务的外邦人无法成为归化公民，从而使得雅典帝国的统治结构缺乏应有的社会流动性和弹性。在雅典和其盟邦人士之间有道永恒的铁幕存在，油是油，水是水。这其实同各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经验是相违背的。

为什么如此？英国历史社会学家沃尔特•盖瑞森•郎奇曼（Walter Garrison Runciman）认为，雅典的权力结构过于分散和民主，没有一个主导阶层能够有效垄断军事与经济权力，从而推行一个帝国政策，其意识形态也无法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他由此得出结论，雅典城邦是一个政治进化的死胡同。

这么说当然不免于偏颇，但我们确实也可以谨慎得说，一个古典民主制的城邦国家实际上是不太适于建立一个帝国的。这表现在，雅典人民对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政治结构并不感兴趣。这可能是由于雅典帝国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用来给人民发放各种津贴，使得公民权不只是一种政治身份，也成为一种经济特权。雅典人民可能担心公民权的扩大将会降低个人的收入。换句话说，雅典的古典民主制使得雅典政治更内敛，目光是不够长远的。

当然，如果雅典人没有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日后雅典帝国说不定能够进行政治改革，进而化各邦为地方。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雅典帝国化为乌有，而它的弊病，从此在历史学家的笔下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