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汉代古玉（金沙古玉文明的辉煌）

金沙遗址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一处青铜器时代遗址，位于摸底河沿岸，是继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之后，中国近20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它是中国21世纪初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其遗址面积超过５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前1250至前650，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

金沙遗址距离有2310年历史的成都老城只有５公里，这里已出土的文物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更丰富、做工更精细。但与三星堆遗址一样，金沙遗址也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古蜀自始神奇多，三星金沙与诸葛； 苍天一偶多玉女，岁月无情叹蹉跎。

在2001年2月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8世纪后期—公元前12世纪末期）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大量的象牙

正是因为金沙时期的古蜀人在今天我们发掘的祭祀区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祭祀活动，古蜀先民们把大量珍贵的金器、玉器、象牙等作为祭品虔诚地奉献给祖先和神灵，才使得我们在3000多年后有这些收获。

石磬

玉剑

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经专家鉴定，其历史比金沙遗址的历史还要长1000余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金沙遗址虽然出土了数千件珍贵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器等，但也留下了许多谜团。为什么这种文明会突然神秘消失？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关系？金沙出土的玉器为什么和良渚文化惊人地相似？为什么有如此精湛手艺的古人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此件玉琮重达3981克，系由一块质地细密的上佳整玉琢磨完成，器表色彩缤纷，气势不凡。其形制与以往所出的商周时期的玉琮不同，它保留了较多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形高大，分节分槽的风格，制作上又带有明显的商式玉琮简朴平实的作风。此件无论从体形大小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上看，都是目前所见商周玉琮的精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中自有玉琮的代表和典范。

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联系。整个挖掘过程会持续几十年，望能够找到撩开多年前这一辉煌文明神秘面纱的线索。

《周礼》中曾载璋为六瑞之一，是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同时也是社会等级与权力的代表。但什么样的器物是璋，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都存在很大分歧，称呼也很混乱。有牙璋、刀形端刃器、耜形端刃器、骨铲形玉器等多种说法，目前，学者们多称这类器物为璋。关于璋的用途，也有祭天、拜日、祈年、兵符等多种观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划一个图案，是在两个山峰的外侧各插有一件璋，璋的刃口向上，柄部向下，说明玉璋在当时祭祀活动中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二号坑还出土了一件双手执握玉璋作祭拜状的小铜人像，则为我们生动地显示出了古蜀祭祀活动中玉璋的使用方法。

玉圭是上古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它既是天地神灵、四方八面的代表，又是一种信物，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周礼》中曾规定不同等级人物在不同的场合，按用途的不同，使用不同质地和不同尺寸的圭，朝觐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同尺寸的圭名称也不同，有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表明了从上到下的不同等级，是被天子赋予不同权力的依据。

玉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石铲和石斧，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商代的玉圭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常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周代的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主，圭身素面。战国的圭数量较多，但其中已有不少石制品。汉代时玉圭已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雕造了少量的玉圭。

形态相近的小型石凿最早发现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后来在三星堆一号坑内出土有3件玉凹刃凿形器。金沙遗址中现已出土70余件，玉器表面多数色泽丰富，大多选料讲究，制作精美，没有使用痕迹，不具有实用性，可能这类器物在金沙时期已成为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除此之外，此类玉石器目前还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等地的青铜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发现，这是古蜀王国与东南亚地区存在文化交流与联系的最好物证。

其实古籍中对成都平原在汉以前与东南亚一带的交往已有记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当时巴蜀的商品已远销到孟加拉地区。又《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记载了公元三世纪中期蜀王子征服交趾，称安阳王。虽然这二则文献记载的时间较晚，但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实物来分析，商周时期古蜀国和现东南亚地区可能已有较为密切的往来。

目前金沙遗址中已出土了两件此类形制的器物，仅刻槽形态不同，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经测试这一器物每一刻槽的宽度和形态正好与一件玉剑的宽度与形态相吻合，初步推测可能是在器外封上皮囊一类的物质，作为剑鞘使用。玉质剑鞘应是高等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特殊祭祀仪式上的特殊礼器。

牙璧是古代玉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外缘一般都有三节或四节的牙状突起，或附有多少不等的齿状装饰。清代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曾误将这种器物与《尚书•舜典》中记载的“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相联系，认为是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构件，将它称为“璇玑”，现在这种说法已基本不用。

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牙璧这种器物从未在四川地区出现过。从以往的考古资料看，它的主要分布地域是在华北地区，兼及辽东和陕北一带。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牙璧，其形制明显区别于以往各地所出，像这种形制的有领玉牙璧还是首次发现，这不仅填补了四川地区过去不出牙璧的空白，而且还反映出了中原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有领璧形器在玉材上充分体现了金沙玉器的鲜明特色：玉器内部的结构较为疏松，多孔隙，极易风化，材料内部多为白色、灰色、浅黄褐等基本无色系列，但是器物的表面则大多呈现出红、紫、褐、黑等丰富而又缤纷的色泽。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受到外来金属离子及有机物的吸附影响而产生，因此在玉器表面才会形成这种交替变化、韵味十足、极其动人的天然图案。

玉有领璧形器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河南就已出现，后来在殷墟、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衡阳市杏花村的商墓及三星堆器物坑中都有发现。此类器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出土，多制作精美，可能是商周时蜀地较为流行的一种玉器种类。

玉海贝形佩饰

肩扛象牙纹玉璋 长18.3厘米、宽6.1厘米、厚1.1厘米。灰白玉质，器表粘附大量黑色物质，并已沁入器内。器呈平行四边形，两端斜直。器身两面分别刻有两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向右侧跪坐的人像、两道折曲纹、三道直线纹组成。折曲纹分布于直线纹上下。人像高冠高鼻，方耳方颐，椭圆形眼，身著长袍，双膝着地，左手持握，肩上扛有一物，此物前尖后宽，呈柱状形，极似一根完整的象牙。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这类人像12件，形制基本相同，人像发式怪异，双手均反缚于身后，其身份、性质较为特殊。这类形象在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都曾有过发现。金沙石跪坐人像均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区内，有的与石蛇摆放在一起，有的置于玉璋之上，有的跪于石虎之前，有的旁边还伴存着石璧、铜器、陶器等，这一切迹象说明它们是应是祭祀活动时的特殊用品。

从2001年金沙遗址被发现至今，金沙遗址已经发掘出各类珍贵文物数千件，其中出土了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四鸟绕日金饰”，即“太阳神鸟”。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已经被国家文物局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并被“神舟六号”载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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