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前孙文怎么在日本（历史事件改编孙文赴港遇刺）
《十月围城》在2009年12月18日上映后，一举获得了3亿票房和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个奖项的优异成绩。
该片是2009年香港导演陈可辛北上试水，与黄建新、于冬合组人人电影公司后出品的首部作品，导演是曾执导过《特务迷城》的陈德森。
《十月围城》是一部群星云集的华语大片，融合了古装、武打、悬念、历史、传奇等诸多商业电影的典型要素。
在2009年贺岁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十月围城》充分发挥了明星效应、首映活动和媒体互动等多方资源的最大优势。
所以，不论是在对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表达，还是在对港产类型片的创新方面，甚至是扩大到对整个华语电影产业的影响上，《十月围城》都是一部值得分析欣赏的重要作品。
历史与传奇的交织《十月围城》是一部改编自历史事件的古装电影，但它并不是严格的历史片，因为真实的历史事件仅仅为电影提供了叙事背景，即1906年10月15日孙中山先生曾到港一天。
但孙中山在香港的这一天究竟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确切记载的。正是这种“历史的空白”为《十月围城》的编导们提供了创作的可能。
于是，《十月围城》就将故事时间设定为孙中山到港前的第四天、第三天、第二天·····用这样一种倒退式的“倒计时”法来制造悬念。
故事内容则聚焦在孙中山到港的任务名义上是探望母亲，实际上是与十三省革命代表见面会谈。
而阻挠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对手就是由清廷“爱国”将领阎孝国率领的军队，他们负责在香港“刺杀孙贼”。
在孙中山与清廷鹰犬剑拔弩张的对抗中，《十月围城》塑造了保护孙中山的“八大义士”，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心理动机，在商人李玉堂的组织号召下，担负起抵抗清廷军队，誓死护送孙中山离港的任务。
上述的三条人物线索是《十月围城》的整体框架，我们在观影时可以很清晰地发现，相对于有历史原型的孙中山和清军来说，完全虚构出来的“八大义士”才是《十月围城》的主角，影片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描写这八位民间英雄的前世今生，层层铺垫他们加入“保孙”队伍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动机。
“虚实结合”的人物线索决定了《十月围城》在故事上采取的策略就是将历史事实与虚构传奇交织融合，这样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强化了影片与真实历史的联系，与以往纯粹“奇观式”得大片风格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通过传奇式的故事讲述丰富了影片的观赏性和视觉冲击。
当然，除了整体的故事框架采取了这种叙事策略外，影片在很多细节处也不断深化这种历史与传奇相交融的效果。
比如一开场的杨衢云教授被袭案，就来自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耗资4500万重建1:1的1906年香港“中环城”是带领观众“回到过去”的重要道具；以及在每一位无名义士去世的时候都会打上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和籍贯信息，这些处理都是为了加强观众对这个传奇故事和剧中虚拟人物的认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结束后和片尾字幕出现前，《十月围城》为观众呈现了1906年之后革命党发动的历次起义，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这种把虚构的英雄传奇和真实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叙事方法，使得观众可以将影片中牺牲的那些平民义士和历史教科书上记载宣扬的革命英雄相比对，从而产生了对影片的心理认同和强烈共鸣。
草根角色的“英雄化”虽然众义士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很容易在观众的期待中被解读为主旋律影片，但是和同年10月上映的《建国大业》相比，《十月围城》更倾向于是一部“民营主旋律”。
之所以被称为“民营”，就是和《建国大业》中的历史人物和直接描写的国共关系相比，《十月围城》的主角都是无名的草根义士，比如沦为赌徒的警察、家道没落的乞丐、戏班班主的女儿、摆小摊的和尚、富商家的三轮车夫等，他们的出身背景与常规意义上“英雄”的定义不符，但正是这种错位的差异性，凸显了《十月围城》作为历史影片的传奇性所在。
比如，片中李宇春扮演的方红，她参与保护孙中山这项任务的原因是为了替被清廷杀害的父亲方天报仇。
所以，一旦观众认同了影片中父女情作为方红投身革命的动机的合理性，那这样一位平凡女义士的横空出世就在观众的期待中。
正因为对于方红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她参与“保孙”的行动有着坚固的情感基础，所以观众会为她在“黑屋爆破战”临死前的那一句“爹，女儿不孝”而深深感动。
至于她为何能在清廷血洗戏院后找到商人李玉堂的家、为何在孙中山到港当天和大队伍走散等细节，观众则一律不再质疑。
在所有的草根义士中，《十月围城》着重表现的两个是黎明饰演的乞丐刘郁白和甄子丹饰演的赌徒沈重阳。
这两个人物共同的特点是在铺垫他们加入“保孙”队伍的心路历程中，编导都选择了利用“女人”来捋顺逻辑，并且他们都是在一场与清廷刺客精彩绝伦的对杀打斗后惨烈牺牲。
影响了刘郁白的女人是他父亲的情人，他因为大逆不道地爱上了这个女人而导致家破人亡。
富商李玉堂在刘郁白沦为乞丐后在金钱上接济他，并且在刘郁白最痛不欲生的时候给了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保护孙中山。
对于刘郁白这个角色而言，求得一死是他参与更名的动机。正如前面所说，如果观众认同了刘郁白的身世和情感，就会为他“天梯之战”的惨烈牺牲而动容。
而劝说赌徒沈重阳加入义士队伍的女人是他的前妻月茹。月茹因为无法忍受沈重阳整日赌博的堕落生活，在身怀六甲之时改嫁了富商李玉堂。
所以，为了妻子和女儿下半生的幸福，沈重阳必须参加革命，竭力保护李玉堂的安全。
夫妻情和父女情的交织是沈重阳复杂的心理动机，他泪流满面在深夜街头追赶妻女时的忏悔与刺客在回廊那一断“跑酷式”得决斗是导演有心通过“文武”两个方面展现出沈重阳这个角色的丰富，更衬托出他临死捡起女儿的布娃娃后“以身撞马”的笃定与悲壮。
和赌徒沈重阳、乞丐刘郁白相比，卖臭豆腐的小贩王复明和李玉堂家的车夫阿四更能代表在那段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的普通人。
他们原本都是革命的局外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也不懂什么是自由，他们甚至不知道第二天要保护的是谁。
但只要惩恶扬善、只要老爷和少爷发话，他们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十月围城》中有一场戏是在孙中山到港前一天，李玉堂亲自下厨，在家为阿四、方红、王复明等做了一桌“壮士送行宴”。而这些不知明日即将牺牲的草根义士们谈笑风生的依然是“回家”、“娶妻”的话题。
这种悲壮前的轻松只能让观众为他们的命运更添一份担忧，只能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拦阎孝国脚步的做法更加一份感动。
到了影片快结束的时候，阿四、王复明、方红、刘郁白、沈重阳和少爷李重光等牺牲的画面闪回，张涵予饰演的孙中山画外音同时响起：
“十年前，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革命！”
八大义士的“痛苦”是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幸福”，从这个意义层面来说，《十月围城》无疑是告慰了以八大义士为代表的所有为革命牺牲的普通人，即便他们身后无名，但同样是应当被缅怀和崇仰的。
爱国、革命与人性、情感的缝合《十月围城》虽然是一部香港导演拍摄的商业片，但全片毫不掩饰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影片中，王柏杰饰演的少爷李重光被选为做孙中山的替身，吸引刺客注意。在整装出发的黄包车上，他对阿四说：“你闭上眼，梦到的全是阿纯；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
这句台词是监制陈可辛亲自加上的，他不认为这种“赤裸裸”的爱国情怀会被批成虚伪和肉麻，他认为情感到了，这种爱国情绪的流露是会很自然、天真和直接的。
《十月围城》的爱国主义表达和对政治革命主题的诉求之所以没有令人感到突兀矫情，就在于它没有将爱国、革命与人性和情感对立，它很好的缝合了人性主题与革命主题。
《十月围城》的革命主题体现在1906年孙中山到港的大历史背景中，而人性的主旨则通过了八大义士来体现，他们参与革命的初衷并不是革命本身，他们的动机是父女情、兄弟情、主仆情等。
换句话说，《十月围城》将香港和所有华人对于国家民族的想象与归属寄托在了车夫、小贩等普通人身上，这份感同身受的亲近感让观众很容易认可它对于国家情感的真实性。
所以，《十月围城》的义士们没有背负拯救受难百姓和推翻腐朽王朝的重大责任，他们只为自己、为朋友、为亲人而战。
这种塑造革命英雄的方式和以往直接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电影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将国家意识形态融入商业类型片的做法，将对革命主题、爱国精神的宣扬嵌入以人文精神和亲情伦理为核心的故事中，可谓是《十月围城》对华语大片类型开拓和主旋律影片创作方法提供的最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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