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为什么要追封诸葛亮 司马绍英年早逝

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91篇

内有王导平衡南北，外有陶侃镇抚荆州，司马绍本人也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眼看着东晋即将走上正轨迎来中兴。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年仅二十五岁的司马绍忽然一病不起，时值太宁三年（公元325年）秋，离平定王敦之乱才一年。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一句既愚昧又迷信的话，司马氏作恶太多，连老天都不肯让他兴旺，有点苗头就给你掐了。

不仅要掐了这点苗头，老天还刮了一股妖风，让东晋陷入和西晋一模一样的魔咒，那就是外戚争权。

司马绍稳定朝局中，朝中有两股势力，一是以右卫将军虞胤和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为首的禁军，二是以王导和庾亮为首的外臣。

其中，虞胤是司马睿的小舅子，庾亮是司马绍的大舅哥，两代外戚。

这一天，庾亮想要夜晚入宫奏事，向司马宗求取宫门钥匙，司马宗不仅不给，还斥责庾亮道：“宫里难道是你家吗？”平日里早就看司马宗不顺眼的庾亮，对他更加不满。

司马绍病重后，不想见人，群臣无得进者。庾亮疑心司马宗、虞胤以及西阳王司马羕等人有异谋，强行闯宫跑到司马绍病榻前痛哭流涕，痛斥司马羕和司马宗等人谋议废黜大臣，自请辅佐朝廷，废黜司马羕和司马宗等人，司马绍没有同意。

司马绍当然不会同意，你口口声声说要避免八王之乱，但谁知道你不是另一个杨骏呢？既要防着宗族，又要防着外戚，司马绍真的太难了。

闰八月十九，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司马绍将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等召至宫中，让他们接受遗诏辅佐太子，轮番入殿领兵当值宿卫。

接着，又授予卞壶为右将军、庾亮为中书令，和陆晔一起领尚书事。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司马绍还是颇有大局观的，没有让虞胤和司马宗参与辅政，却也没有让庾亮一家独大，互相牵制。

闰八月二十五，司马绍驾崩。第二天，年仅四岁的皇太子司马衍继承帝位，是为晋成帝。

登基那天，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群臣向司马衍进献玉玺时，发现唯独少了王导。一问得知，王导因病告假。

新帝登基都要请假？你是病得喘不上来气吗？生性刚正的卞壶忍无可忍，在朝堂上正色道：“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王导听说后，这才抱病前来。

王导为何在这个时候称病呢？他不见得是摆架子，很可能是想避开庾亮。王导敏锐意识到，司马绍驾崩后，庾亮一定会专权。以他对庾亮的了解，与其被他赶走，不如主动避开。

但卞壶是个直肠子，肚子里没有这些弯弯绕，径直以大义斥责他，让王导不得不现身。

登基典礼完成后，司马绍的皇后，也就是庾亮的妹妹庾氏被尊为皇太后。随后，群臣以皇帝年幼为由，奏请让庾太后临朝称制。

庾太后名为庾文君，比司马绍大两岁，时年二十八。据史书记载，庾文君性情仁和，姿容淑美，司马睿因看中她这一点才为司马绍聘之。

一开始，庾文君并不想临朝称制，但架不住群臣的反复奏请，再加上司马衍实在太小，只能勉为其难的站上前台。

九月十一，庾太后临朝称制后，立即以王导录尚书事，和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辅佐朝政。

由此可见，庾太后还是颇有大局观的，将王导的地位摆在庾亮的前面。但庾亮是她的哥哥，很多事情她并不能做主。

一段时间后，由于王导的有意退让，政事逐渐全由庾亮说了算。

王导辅佐朝政时，以宽和颇得人心，而到了庾亮独揽大权时，依法断事，两相比较之下，显得异常严厉，不得人心。

如果说朝廷内部有不和谐的声音，还不至于捅出大篓子，毕竟都只能拿嘴嚷嚷几句，手段强硬一点，还可以起到整肃朝纲的作用。

但在地方上，庾亮的这一套就行不通了，毕竟东晋的刀把子还握在地方军阀手里，比如豫州刺史祖约和历阳内史苏峻。

祖逖死后，后赵屡屡侵犯黄河以南，拔取襄城、城父，又围攻谯城，祖约抵挡不住，退守寿春。接着，后赵继续攻取陈留，梁州、郑州地区的形势又变得动荡不安。

祖约不仅没有将祖逖的事业发扬光大，反而将他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全丢了。

能力不行的人，心胸一般也不大，祖约正是如此。他自认名望不比郗鉴和卞壶差，却没能参与司马绍的顾命，又没有得到开府的尊荣，心里很不爽。

等到司马绍驾崩后，遗诏中提拔、褒奖了一大批人，又没有祖约和陶侃的份儿，两人都疑心是庾亮擅自删除了。

苏峻因平叛有功，威望日增，手下精兵达到万余人。手中有兵，心就野了，苏峻对朝廷愈加轻视，开始招纳亡命之徒。

不仅私自扩编武装，苏峻还经常向朝廷索要生活物资，陆运、水运络绎不绝，稍不如意，就肆无忌惮地斥骂。

庾亮既怀疑苏峻、祖约的忠诚，又惧怕陶侃的深得人心，于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八月，任命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守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大修石头城，防备他们作乱。

总而言之，司马绍死后，东晋主少国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朝廷对他们不放心，他们对朝廷也无敬畏之心，互相提防，就连陶侃这样的贤良之臣都对朝廷心怀不满，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种局面，有识之士心知肚明，比如新任丹阳尹阮孚（阮咸之子），私下里对人道：“如今，江东朝廷创业尚浅，君主年幼，时世艰难，庾亮年轻，德行和信誉却未能使人信服，在我看来，祸乱将要发生了。”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阮孚既然预见到了危险，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那就避而远之吧。于是，他自请出任广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