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设计思维的僵局（遇到大危机启动）

如果给你一个七巧板拼图，你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你编织一件僧人的“百纳衣”，你可以有无数拼图选择。

有别于决策思维，设计思维视问题状态为万花筒，鼓励用“溯因逻辑”（Abductive Reasoning）拼装言之成理的解释，然后调动人们的意愿去化解问题。对于难以切割和不可预测的大危机，设计思维是必要的选择。

PART 1.

· 小危机解决，大危机解困 ·

小危机解决，大危机解困。所谓解决，指的是排除干扰，恢复到习惯的系统平衡状态。例如，在洛杉矶华人社区，理发师上门为常客理发，甚至用微信预约排期，让理发业务变成可以统筹规划的稳定项目。理发师隔离切割疫情干扰因素，让业务变成可以预测和规划的活动。有序的活动如同教堂的钟摆（见下图）。

只要能够切割和预测，危机再大都能变小，再难都能解决。但是，如果不能切割和预测，对当事人而言，它就是大危机。难切割，事主就可能从一种危机走向另一种危机。如果事件变化的波动性高，事主缺乏必要的反应时间，那么不可预测性随之增高。危机主事者首先要思考如何解困，即缓和梳理对立、对抗的互动关系。否则，一个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会导致下一个危机难题。例如，当前一家社交媒体积极寻求在国外市场的危机解决方案，却从一个困境走向下一个困境。梳理大危机，先要想透解困的问题。

流程繁杂的危机运用决策思维，复杂的社会危机却不能。即便是难以切割，联动关系复杂，只要能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只要问题和方法之间的波动性不高，我们就可以采取决策的思维。决策的思维重视问题和方法之间的因果关系，对选项作理性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用“决策树”的逻辑（也是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推演联动的后果和影响，描绘出环环相扣的线性因果关系。如此，理解后的复杂危机现象就能够被转换为繁杂却可以控制的项目流程。

以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为例，经过初始阶段的痛苦学习后，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已经找出一系列方法，对付新冠病毒这个医学科学的问题。为什么看似同样的危机在美国却仍然在蔓延？因为社会文化、宗教、政治选举等因素涉及其中，它就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危机问题。犹如水有气态、液态和固态的“相变”，复杂社会问题在不同形态下的特征也不一样。相变的形态之间不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无法套用决策思维。

危机大小是个相对的概念。危机繁杂或复杂也取决于主事人的认知能力。为说明大小问题作简单化举例类比，对于当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外冲突都是小危机，因为：

1）有军事和金融能力隔离或切割问题；

2）可以把责任算在上一任政府头上；

3）冲突另一方不想选择终极对抗。

因此，国外冲突都能化为“茶壶里的风暴”，即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切割至可控范围内。上世纪70-90年代，美国政府在中美洲和中东遭遇的问题就是例证。另一方面，美国任何国内小矛盾都可能引发大危机，因为它们牵扯到各个方面的因素，不可能用线性因果关系的决策思维去解决，只能暂时解困。过去50年，貌似简单的个案往往连环引发全社会的大问题，例如种族对立和女性堕胎权力等。那是因为社会冲突的深层条件一直存在，个案牵动社会情绪，发生相变，结果就难预测。

总之，对于社会危机，我们可以依据难以切割的程度和不可预测性质来判断它是否为大危机。

PART 2.

· 设计解困大危机 ·

决策的假设是，方法和结果之间一定有因果关系。遇到曲折相变的大危机，决策思维失效。设计的假设是，意愿左右问题性质，方向大致正确，结果错不到哪儿去。但凡落入社会系统的危机，设计思维是必要的选项。与自然科学现象不同，社会一定是人工的（Artificial）。人工的科学依赖设计思维。对设计思维，大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给出精辟的定义：呈现更好的未来状态，为从现在到未来状态的转型提供一系列的体验步骤。

更好的未来状态不可能完全依据过去经验推导出来，而是需要重新想象，重新讨论。所以，决策思维用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设计思维用溯因逻辑。前者依据过去经验事实，后者想象言之成理的虚拟真实。先有虚拟真，然后大胆试验，常理不可解的危机也有希望。据《经济学人》报道，一些欧洲国家同时面临老龄化和年轻人无法负担住房的危机。荷兰人用设计思维，想象全新的解方。荷兰“18-108俱乐部”专门为老龄人和年轻人服务，帮助有房老龄人找到年轻租户。年轻人获得低房租，条件是愿意帮助老龄房东分担一些日常琐事。

设计思维从试验雏形（Prototype）开始。许多人评论建筑学家格里（Frank Gehry）的设计如随意揉成一团的报纸。对格里而言，把想法快速雏形化是沟通设计的关键一步。有了形象的维度，雏形激发各个方面的对话。不同的雏形代表不同的问题理解和定义。至于最终模型，大部分情况下，它与雏形相差甚远。这恰恰代表设计思维对结果开放的态度。设计试验是一个反复定义问题的过程。与决策选择不同，设计没有既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重新定义，重新理解。

朱子讲他治学的方法为：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也是设计思维的“共情”方法。沉浸到具体现象情境之中去，不先验施加概念判断，让秋毫纤细的人事物件触摸我们的感触器官，这是共情方法强调的设身处地和代入感知过程。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意愿作用。我们对危机问题的定义往往与选取的意愿有关。共情方法适合发掘头绪众多的意愿，适合理解不同意愿之间的优先和劣后排序。意愿重新组合后，许多不可能的现象就成为言之成理的方案。

马尔岑（Michael Maltzan）是洛杉矶的一位建筑设计师。他要在流浪汉聚集的市区建14层楼的收养中心（Alvidrez Project）。怎样让繁华市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接受？这本是不可能的计划。马尔岑结合新型木结构和源自日本的“新陈代谢”建筑流派，为市区流浪人士危机解困。新设计兼顾各个方面的意愿，找到共集，让不可能变成期待。采访他时，马尔岑告诉我：越是冲突严重的社会矛盾，越蕴含巨大的能量。设计师的任务是用美好的形态，让能量汇聚喷薄。

除了呈现更好的未来状态，设计还要安排从现在过渡到未来的体验步骤。道理太抽象，实物才方便感知。

大约20年前，挪威首都奥斯陆郊外的一个小城市面临经济转型危机：周边森林资源都砍伐殆尽，社区再生需要汇聚社会各界的意愿。2004年，艺术家帕特森（Katie Paterson）构思了“未来图书馆”的设计。在伐木留下的空地上，当地委员会组织大家种植1000棵小树苗。委员会邀请全球著名作家为图书馆写下留给未来的著作。著作完成后，当代人只能看到封面。因为，图书馆将在2014年，一百年后，用成长的大树做纸浆，印刷这100本流芳百年的著作。与环保公益和社会代际传承等抽象的概念相比，未来图书馆设计既包含了这些美好概念，又让有心人可以种树、捐赠、参观和触摸有形实相，感知每一个能够体验的活动背后的价值。

设计师对体验有着辩证的理解。一方面，“有形终不大，无相乃为真”，抽象概念的价值信号浓缩度最高。另一方面，“四大皆空示现有，五蕴和合亦非真”，“示现有”的实物具象是传播价值的必要媒介，尽管它们表达价值时，会挂一漏万。实物体验是渡往更好状态的必要媒介。

设计思维包括试验、共情、体验和升华这一系列四个阶段（见上图）。它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并可以循环排演。升华的设计强调更高一层的价值和行为，否则无法体会“更好的未来状态”。

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Curitiba）就是一个好样本。它过去是一个畜牧交易中心城市。与许多南美城市一样，库里蒂巴也曾遭遇城市转型危机。上个世纪70年代，市长（Jaime Lerner）勒纳把设计思维带入城市规划中。不被多种矛盾对立的现象困扰，勒纳用“城市点穴”设计（Urban Acupuncture）去改变城市布局的关键敏感点，实现人性化共居的目标。

公共交通、市区低价公寓、城市流动图书馆、城市绿地和环保水系是他找到的“穴位”。勒纳一方面设计了两边可以上下的快速公交道，另一方面把许多小汽车道路改为步行街。他强调，没有富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穷人，没有人服务。因此，在市区建立低价公寓，让工作机会与服务有机结合。通过街区流动图书馆和城市绿地建设，库里蒂巴市提升了社会人文和社区共居的质量。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城市规划设计也都来自库里蒂巴市的原创。库里蒂巴也被联合国评为人居品质一流城市。勒纳在库里蒂巴的许多试验都散发着行为艺术气息。他着眼于以功能改变促进审美体验。无论是快速公交道、城市低价公寓，还是城市水系，每个设计背后都有更高尚的人文价值和社区生活理念。城市问题变成他设计升华体验的支点。

理解自然现象，我们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改善人造的社会，我们采用设计思维。运用设计思维，我们坚信，只有想不透的问题，没有找不到的方案。无论是想还是做，上述的4E步骤是一个实用的框架。

关于危机解困，我的朋友兰博士（Charlie Lane）有直接经验。他接任南加大助理校长时，前任留给他两个信封，帮他渡过危机。遇到第一个危机，兰博士打开第一个信封。上面留有前任的建言：“怪我”，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过了很久，又遇到不能解决的危机时，兰博士打开第二个信封。前任的留言是：“准备两个信封”。这难道不是一种智慧的设计吗？

* 转自澎湃新闻

【教授简介】 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