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永久的记忆(瞭望难忘的记忆)

1984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我组织总社和分社的一些记者,对仍然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进行了采访,报道了她们的近况,还特地辟出专栏,刊登了这些红军女战士的简历和近影

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各地给编辑部来信,希望《瞭望》周刊能够更详细地介绍这些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情况,有人还建议将她们的经历和事迹编写成书,以记载历史,启迪后人

小平同志共写了两竖一横三幅“红军女英雄传”,供我们选用。最后我们选定了一幅竖写的遒劲大字

文 | 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 胡国华

尘封永久的记忆(瞭望难忘的记忆)(1)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老社长穆青的倡议下,新华社创办了《瞭望》杂志。我也因此由新华社甘肃分社调到北京,参与了创办工作。至今,《瞭望》已创刊四十周年,但创刊初期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最初两年多,我们办的是月刊,信息量并不太大。但由于注意提供中南海的信息,解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反映中央政策实施后的真实情况,很快在读者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作为一本政治时事刊物,月刊出版周期过长,时效性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新华社领导又决定,将《瞭望》杂志由月刊改为周刊。

尘封永久的记忆(瞭望难忘的记忆)(2)

1984年1月,《瞭望》周刊面世。周刊贯彻了“集一周于一日”的方针,时效性大大提高,信息量也明显增加。《瞭望》改周刊后,我担任了政治编辑室的负责人。这一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我组织总社和分社的一些记者,对仍然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进行了采访,报道了她们的近况,还特地辟出专栏,刊登了这些红军女战士的简历和近影。

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各地给编辑部来信,述说了他们看到报道后受到的感动和教育。写信的读者几乎都希望《瞭望》周刊能够更详细地介绍这些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情况,有人还建议将她们的经历和事迹编写成书,以记载历史,启迪后人。看了这些情真意切的来信,我和同事们也深受感动。因杂志毕竟容量有限,要继续详细报道这些红军女英雄的情况,已无可能。于是,我产生了专门为她们编写一本书的想法,觉得只有编一本书,才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较完整地记载仍健在的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近况。和同事们商量后,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在不影响杂志日常报道的情况下,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抽空组织总社和分社善于写通讯的记者,尽快采写仍健在的女红军的事迹。承担任务的记者都带着真挚的感情、满腔的热忱,投入到采访工作当中,并很快拿出了高质量的稿件。

稿件陆续寄送到编辑部后,我们立即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投入到紧张的编辑工作当中。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给此书取名的问题,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最后定名为《红军女英雄传》。

书名确定后,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觉得应该请一位也参加过长征的德高望重的领导题写书名。一天中午,我和同事朱敏之聊起此事,突然想到她认识邓小平同志,便对她说:“如果有一位在女红军心目中威信很高的领导人题写书名,一定会为这本书增色不少。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你能不能去找一下邓小平同志,请他为此书题写书名?”

《瞭望》创刊初期,一直很注意报道中南海的动态和信息,设有《中南海纪事》专栏。在有关部门批准下,我和朱敏之等记者,因采访需要,常可出入中南海,登门采访住在“海里”的领导人。朱敏之是个办事很干练的人,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立即痛快地说:“我现在就去找小平同志,他应该会答应的。”

朱敏之赶到中南海时,小平同志已吃过饭,正在午休。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接待了她。听说来意,王瑞林看了一下手表,对朱敏之说:“小平同志正在休息,一时半会还醒不了。让你久等也不好。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去工作,等邓小平同志起床后,我再把你们的请求告诉他。”

朱敏之回办公室后,把情况跟我说了,我也没在意。邓小平同志这么忙,有没有时间为一本书题写书名,实在没有把握。谁知过了没几天,《瞭望》周刊的负责人让我去他办公室,他从一个大信封里拿出几张宣纸,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小平同志给你们题写的书名,你拿回去吧。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报告?总社领导都批评了。”

我不安地说:“我不知道这种事也要报告!”他收起严肃的表情,笑着对我说:“好在你不知道。如果按规矩办,逐级上报,还不一定能办成呢!”

回到办公室,展开那几张宣纸,我发现,小平同志共写了两竖一横三幅“红军女英雄传”,供我们选用。最后我们选定了一幅竖写的遒劲大字。后来,朱敏之从王瑞林那里得知:那天,小平同志午休后,听王瑞林转述了我们的请求,略加思索,立即提笔连写了三幅字,说是让我们有个选择余地。王瑞林告诉朱敏之,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说明小平同志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重视和关心。

邓小平为《红军女英雄传》题写书名,给了我和同事们很大的激励,也增添了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决心要精益求精,编出一本高质量的书,不辜负小平同志对红军女英雄的重视和关心。

每一篇稿件,在定稿前,我们都会让当事人审稿,征求她们的意见,并严格按她们的意见修改。许多当事人,十分谦虚,都希望作者严格把关,不要把她们写得太高大完美,因而,有的稿件,几经修改方能定稿。

当年健在的经历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地位最高的是邓颖超大姐,她当时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工作异常繁忙,很难抽出时间接受采访。分工负责采访她的又恰好是《瞭望》政治编辑室的一位年轻同志,约谈未成,他便根据书刊上已经发表过的材料,编写了一篇邓颖超的小传。稿件送到邓大姐处审查时,一直未有答复,几次催问都没有明确意见。我和同事们都很着急,因为此时绝大多数稿件都已定稿,就差邓大姐这篇了。正揪心时,一天,办公室接到了邓大姐的秘书赵炜的电话,她说邓颖超同志想约《瞭望》周刊的负责人,到她家谈谈稿件的问题。

于是,我和当时《瞭望》周刊的副总编辑王焕斗一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的家。赵炜带我们到会客室只等候了片刻,邓大姐就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候,她逐一和我们握手。她十分慈祥,又很幽默,握手时,她问王焕斗叫什么名字,王焕斗报名后,她笑着说:“斗可不能乱换!”问过我的名字,她说了句:“你的名字和全国妇联的胡德华只差一个字。”

一起在沙发坐定后,邓大姐开门见山地说:“早就想和你们《瞭望》的同志谈谈了。你们杂志影响很大,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一定要给读者正面的影响,要对读者负责。你们发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还配了我和恩来同志的照片,就不是太好。今后要注意。”

虽然她未具体讲哪篇文章,但我知道她指的是半年前《瞭望》《文献与史料》专栏发的《李知凡太太》一文。那是长征以后邓大姐到北平养病期间,与她同院的一个女青年写的回忆文章。此文生动感人,刊发时,编辑部还配发了几张邓大姐当年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和周恩来的合影,邓大姐坐在椅子上,周恩来站在她的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上。这本是一张难得的领导人的生活照,但刊发后邓大姐就给编辑部来信,指出了刊发此照的不妥,并认为刊发此类照片,应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想不到今天她又重提此事。

她话锋一转,接着又说:“你们最近写长征女战士的文章,又把我写成女英雄。这也不真实。大多数时间,我是躺在担架上行军的,算不上什么英雄。你们这么写,我不同意。所以,这篇文章,还是不发为好。”

我和王焕斗向她解释说,这篇小传,作者虽然没有采访她本人,但也是根据史料改编,有事实依据的。她则说:“我不管你们什么依据,反正我不同意你们把我写成英雄。”我们无论怎么解释,她仍一直坚持认为自己不能算什么英雄。

我们只好说,即便她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她毕竟也经历过了长征。对这点她表示了赞同。告别时,我对邓大姐说,既然她不赞同这篇文章,看来只能另写一篇了。这次她对我的话没有表示反对。

告别邓大姐后,赵炜把我们送到门口。我诚恳地告诉她,邓小平同志已为《红军女英雄传》一书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肯定是要出的。如果没有邓大姐的小传,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我希望她能承担这一任务。我的话打动了赵炜,她答应了我的要求。

几天后,赵炜写出了初稿,内容不错,但“不是英雄的红军战士”这个题目我却接受不了。我打电话给赵炜,讲了我的意见。她听后对我说,这个题目是邓大姐定的,恐怕不太好改。我思考了片刻,对她说:“这个题目含义模糊,改一下为好。希望你征求一下邓大姐的意见,可否将题目改成‘在万里征途中’?”过了几分钟,她回电告诉我,邓大姐同意我的修改意见。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邓颖超的稿件定稿后,新华出版社很快在1986年出版了《红军女英雄传》一书,第一版就印行了25000多册。除平装本外,还出版了一部分精装本。面世后好评如潮。现在重读此书,依然还是那样亲切感人。这些女英雄虽然绝大多数都已作古,她们的音容笑貌,在字里行间仿佛依然能够看见听到。

这是我在《瞭望》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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