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圣母像（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故事）

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在德国柏林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陈列着一副画风沉郁，笔触简陋的圣母像，看惯了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巨匠作品的人们或许会对它不屑一顾，然而，如果你知道了这幅圣母像背后的故事，你或许会理解它的沉郁与简陋……

《斯大林格勒圣母像》（Stalingradmadonna）是一副绘制在军用地图背面的碳棒画，尺寸为900 mm × 1200 mm。画中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母子两人的头靠在一起，一条大围巾将他们包裹起来。在画作右边，写着“光明、生命和爱（Licht, Leben, Liebe，引自《约翰福音》）”三个单词，画作左边则是“1942年，包围圈中的圣诞节（Weihnachten im Kessel 1942）”，在圣母的脚下还有“斯大林格勒要塞（Festung Stalingrad）”字样——二战期间，德国将一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战略要地冠以“要塞（Festung）”之名，而斯大林格勒就是第一座要塞城市。对于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官兵而言，来自元首的要塞令无异于一纸“集体死刑判决书”。

《斯大林格勒圣母像》原作，画纸是军用地图，上面还留着明显的折痕。

《斯大林格勒圣母像》出自德国军医库尔特·鲁伯中尉（Kurt Reuber）之手，除了医生之外，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新教牧师。鲁伯从1939年起就一直在德国国防军服役，1942年11月，休完假归队的鲁伯被派到了斯大林格勒。

库尔特·鲁伯中尉（1906-1944）自画像。

这两张照片上面的男人可能就是鲁伯，他的遗孀和三个孩子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知道他已经埋骨苏联。

圣诞节越来越近，但包围圈里的情况却愈发绝望，饥饿、寒冷、恐惧、死亡和连天炮火共同绘制着一张凄惨的末日长卷。鲁伯中尉每天都要在手术台前工作很久，劳累不堪，但他知道，为了拯救更多伤员的生命，他不能放弃希望。

一张悬挂起来的毯子将鲁伯中尉的地下掩体一分为二，一边安置着伤员，而另一边则是中尉狭小的栖身之所。身为医生和牧师，鲁伯清楚，除了必要的治疗之外，伤员们更需要的是心灵慰藉，对于那些已经回天乏术的伤员而言更是如此。

鲁伯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写下了有关于这幅《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内容：

“应当画点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琢磨了好半天，最后我决定画一幅圣母像，圣母圣子像也不错。我的地下室可以充当画室，但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实在是施展不开。为了处理好透视关系，我只能站在凳子上俯着身子来画，结果却碰翻了好多东西，铅笔也掉到了泥地之中，找不到了。这幅圣母像面积不小，我是把它放在一张简陋的斜面桌子上勉强画成的，实在是找不到画纸，只能用一张苏联地图充数。虽然条件艰苦，但我非常虔诚的完成了圣母像，对我而言，这张画的意义非同一般。

画面是这样的：圣母和圣子依偎在一块大围巾下，额头贴在一起，象征着安全感和母爱。我写下了来自《约翰福音》的“光明、生命和爱”。没有什么语言要比这三个单词更适合形容这样一幅温馨而熟悉的母子图了。”

“我去战友们的掩体串门，把圣母像带给他们看，与他们聊天。他们一个个坐在那里，表现得就像回到家见到自家老母一般。”

圣诞节时，鲁伯把圣母像挂在自己的掩体里，他和战友们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但却被突发事件所打断：

“就像往年该做的那样，我打开了圣诞之门——也就是我们掩体的木板门。战友们走进来，站在圣母像前，显得沉浸而虔诚。只有一盏油灯在画像下面的木板上燃烧着，大家都在虔诚地念着“光明，生命和爱”，这个圣诞节因为圣母像而变得更有意义。”

“我和其他军医，伤员一起共度圣诞夜，头儿送来了慰问信和他的最后一瓶香槟。众人举杯为亲人祝福，但还没等酒喝到嘴里，大家就全都趴在了地上。几枚炸弹落在了外面，我抓起急救包就往外跑，外面已经是死伤枕籍，还挂着圣母像的掩体就这么变成了急救室。有个一起过节的战友要返回岗位，说要回来唱《至圣玛利亚》，谁都别和他抢。结果刚出去不到一分钟就被炸伤头部，没撑多一会儿，人就没了。掩体里还有好多伤员等着抢救，也不知道能不能救过来。夜色已深，圣诞夜未完，但却已是哀鸿遍野。”

后来，《斯大林格勒圣母像》被鲁伯的营长，第16装甲师的威廉·格罗斯博士（Dr Wilhelm Grosse）带出了包围圈，受伤的格罗斯幸运的挤上了运送伤员的飞机，在机场被苏军攻占之前离开了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鲁伯中尉和第6集团军的其他官兵一起向苏军投降，他被苏军关进了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叶拉布加（Yelabuga）的战俘营，这里距离斯大林格勒有千里之遥。

一幅表现古木拉克机场最后时刻的现代画作，在古木拉克机场被苏军攻占之后，第6集团军与外界的联系就完全断绝了。

1943年圣诞节前夕，鲁伯又在战俘营创作了第二幅圣母像，取名为《囚徒的圣母》，这幅圣母像被连同他的家信一起寄回国内。在战俘营中，鲁伯成为了“自由德国运动”的支持者（自由德国是苏联官方建立的德国战俘反法西斯组织，代表人物为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塞德利茨炮兵上将），他的家信晦涩难懂，字里行间充斥着“洗心革面”“罪孽”“重建”“重获新生”之类的字眼。1944年1月20日，鲁伯因为斑疹伤寒不治，死在了战俘营里，死后留下了150余副人物写生画。作为一名医生兼牧师，鲁伯弥留之际并没有医生为他诊治，也没有牧师为他祷告，他的家人直到1946年才得知他的死讯。

《囚徒的圣母》

战后，《斯大林格勒圣母像》一直由鲁伯中尉的家人保存，前海军牧师阿诺·普茨（Arno Pötzsch）写了一本名为《斯大林格勒的圣母》（Die Stalingradmadonna）的诗集，这幅画以及背后的故事因此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了战后和解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绝境当中的希望。1983年，在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卡尔·卡斯滕斯的努力之下，鲁伯的儿子艾德文（Erdwin）同意将《斯大林格勒圣母像》捐献给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后来，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又将圣母像的复制品作为和解的象征，分别赠给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和英国考文垂的两座教堂，作为回应，考文垂又回赠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一个钉十字架，它是用从考文垂圣米歇尔大教堂废墟里回收的钉子制成的——1940年11月14日，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将这座教堂炸成了一片废墟，而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亦在三年后被英军轰炸机炸毁。

保存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斯大林格勒圣母像》原作以及解说词。

在如今的联邦德国国防军，随军牧师佩戴的玫瑰经念珠串当中会有一个带有《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念珠（欢喜一端），而国防军第2医疗团（Sanitätsregiment 2，建立于2015年）团徽上也同样出现了《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图案。

联邦国防军牧师玫瑰经念珠串上面的欢喜一端（即十字架往上位置的大念珠），圣母像以及“光明，生命和爱”字样清晰可见。

联邦国防军第2医疗团的团徽，《斯大林格勒圣母像》位于左上角。

在德国，人们为鲁伯中尉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最上面是《斯大林格勒圣母像》和鲁伯的全名，中间是画作和人物简介，最下面则用德俄双语写着“俄国的死者，亦是我们的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