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遗址的价值（行走在汉魏洛阳城址）

近两千年前，大学者班固曾在《东都赋》中如此感慨：“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东都赋》，中华书局，1977年，第32页）他以一代良史的气概和笔调，精细地铺陈出当时国都无与伦比的荣耀。班固笔下的雒阳城在岁月的长河里流传下来，伴随着这座城市涌现出的风流人物，走过一朝又一朝的兴衰荣辱，在世世代代的人们心中积淀，交织成瑰梦，至今都吸引着我们去回溯她曾作为汉魏故都的点点滴滴。

汉家宫阙

汉魏洛阳故城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为东都。秦庄襄王封洛阳十万户给吕不韦，吕氏在此扩建。西汉初，高祖欲定都洛阳。但直到东汉，洛阳才再次成为国都。东汉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阳”；到了曹魏，“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76页）

东汉雒阳城沿用了秦、西汉时期的故址，南北纵达九里，东西横至六里，号称“六九城”（图1）。全城四面各开设3门，共计12座城门，由城门校尉与司马等官掌管。（《续汉书》卷二七《百官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0页）其中的上东门还曾留下一段佳话。据《后汉书·郅恽传》记载：一夜，光武帝刘秀出猎晚归，最方便的途径是进上东门，入城回宫，不料时任上东城门侯的郅恽却拒绝开门。光武帝命侍者从城门缝里向郅恽讲明情况，以为再怎么也得给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恽偏是个死脑筋，竟以“火把照得太远了，看不清来人”为理由，硬是不开门。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气也忍下，另外绕道，最后从中东门入了城。哪知郅恽不依不饶，第二天还上书一道，先从周文王顾念百姓、不肯擅自游猎取乐讲起，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却为了一己之好，跋山涉水去打猎，并且还日以继夜不知节制，试问把社稷宗庙置于何地呢？就好比空手搏虎或徒步渡河，如此冒险难成之举，真是小臣最为忧虑的。”光武帝确是一位难得的君主，得此上书的反应是，贬给他行方便的中东门侯为参封尉，而赐布匹给郅恽，以嘉赏其忠于职守。（《后汉书》卷一九《郅恽传》，第1031页）

图1 东汉雒阳城复原示意图（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雒阳城内面积广大的南、北宫，均为包含若干宫殿的建筑群，附近有衙署、仓库及其他小型宫苑等。汉末《古诗十九首》里的“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指的便是南、北宫。两宫的地位发生过转移，最早以南宫为重。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称帝并定都雒阳，便居住在南宫却非殿；14年后，南宫前殿建成，遂以前殿为正殿。南宫在整个东汉时期均为皇帝受群臣朝贺议政、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而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至永平八年（65年），修建北宫及诸衙署。建成后，重心渐移北宫，其中天子临朝及宴飨朝仪的德阳殿、百官朝会殿、引见群臣的宜明殿、东宫承光宫等，每一处都对国家命脉有着重大影响力。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宫外。北宫的东北方向，设置有皇家粮仓——太仓、武器库——武库；南宫的东南，则有最高行政机构，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雒阳城共计24条大街，南宫的西北有雒阳三大工商业区之一的金市，城内东部还分布着社会上层人士的住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页）

章帝时期的梁鸿——那著名的“举案齐眉”之典便出于他与夫人孟光——曾经路过雒阳，登临城北邙山南望，目睹都城胜景，触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以抒发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阙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将雒阳城焚毁殆尽，仅存残垣断壁。后来曹魏文帝曹丕复建洛阳宫，采用单一宫制，于东汉北宫旧址上营建。魏明帝曹叡在魏文帝营建的基础上大规模兴建宫殿区，恢复了皇都气派。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龙区、孟津县及偃师市三地交界之处，站在310国道高架桥上可以远眺一片广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宽大的白色大棚出现于地平线上，那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宫城遗址（图2）。据说目前已发掘了太极殿、太极东堂等遗址。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重建，北周改建。遥想当年，“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汉诗》卷一二《古诗》，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29页）而今那故都的金碧历经了沧桑，悉数在历史的波涛起伏中影影绰绰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麦田，无言地昭示着冥冥中的兴亡。

图2 在高架桥上北眺汉魏洛阳宫城遗址（王杨梅摄影）

南郊太学

如果说雒阳城内的规划，重在烘托政治的威仪肃穆；那么城南则成为礼制、科技与文化教育的渊薮。雒阳城南，建有祭祖、祭社、祭天的明堂、辟雍与灵台，称为“三雍”。其中，灵台是用于观测天象、以正律历的高台建筑，从东汉中元元年（56年）建成开始，使用至4世纪初，对古代的天文事业发挥过重大作用。据考古勘查，东汉灵台遗址整个范围达4万余平方米。这座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位于今偃师市佃庄镇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如今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夯土台。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就曾在元初二年至永宁元年（115—120年）、永建元年至阳嘉二年（126—133年），先后两次任职太史令，主持了灵台的天象观测及研究。（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59—63页）

雒阳城南郊还有太学，位于今偃师佃庄镇太学村西北，洛河南岸。据考古发掘，遗址南北长220余米，东西宽160余米，四周有墙，各设一门；遗址内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内有一排排呈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长方形房基。太学是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古代官方的最高学府，始创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5年），而东汉太学则起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东汉太学贯穿了本朝近两百年的历史，曾经由顺帝诏修后，规模宏大，太学生最多可达3万余人。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树立由蔡邕等学者以隶书体刊刻的熹平石经。直到东汉末年董卓入洛，太学被毁于战火。但曹魏、西晋、北魏皆在原址复修太学，曹魏时期亦刻石经，却难以再现东汉的盛况。西晋太学因永嘉之乱被毁，北魏复修，终因高欢执政后将洛阳太学的石经迁往邺都而损失过半，走向彻底的消亡，即使后世学者用力甚勤，四处搜寻石经，也不过是残余之物，让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学遗址，我们只能从留存下来的汉魏石经残块上，去想象昔日诗书斯文的盛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图3）、洛阳博物馆等文博考古机构皆收藏有汉魏石经残块。（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39—43页）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熹平石经残块（霍宏伟摄影）

说起东汉太学的石经，便不能不提到蔡邕。这位流传千古的著名学者，精通经史、辞章、术数、天文、音律、书法，被时人称作“旷世逸才”。但他凭借书生意气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开于朝局错综复杂的东汉晚期，虽然他殚精竭虑，却并不为君所用，屡受挫流放，最后还在董卓治下进退两难，付出了生命代价。只是虽身陷政治斗争漩涡，蔡邕始终未曾放弃对学问修养的追求与秉持。在早年任议郎时，他不满于当时的儒家经籍“文字多谬，俗儒穿凿”情况，熹平四年（175年），与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自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于46块石碑上，让工匠镌刻，立于雒阳太学门外，这便是“熹平石经”。史载当碑立好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1990页）

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亲传，博学有才辩，拥有极高的文化修为及天赋。不过蔡文姬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三嫁，中间一次是因战乱被掠入胡地，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入胡地十二年后，才被曹操赎回，却又不得不面对与在胡地生育的二子的生离别。蔡琰留下了《悲愤诗》，诉尽乱世征战中女性颠沛流离与撕心裂肺的坎坷经历，其对生命发出真实深刻的困惑与叩问，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怀。

从某个角度来看，蔡氏父女的命运与其所彰显出的精神，可以说是东汉晚期士人的经历写照与宿命代表。东汉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太学生，这一群体并非书斋学者，而对政治有着强烈诉求，因而被斥之为“党人”，在东汉晚期曾两度遭遇过“党锢之祸”。他们中间出过许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跃于顺、冲、质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学以致用，政绩颇丰，后因不肯立刘志为帝，与操纵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终被残害。更让人感佩的是他的气节风骨并未止于其身，还延续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后，他的两子接连被害，唯独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谋划下，随父亲门生王成亡命徐州，隐于市井做起商仆，才终于死里逃生，其年不过十三。十余年后梁冀被诛，李燮得以返还乡里，姐弟重逢，悲感旁人，生死世事无限沧桑。李燮被征为议郎，灵帝时拜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当无道的安平王被黄巾军掠后，他勇于上奏不宜复其王国，其名声广为流传，京师人誉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固然东汉儒士有激扬名声、意气用事的弱点，并且在与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也牵涉利益集团的纠葛，无休止的斗争使得朝纲国体雪上加霜。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儒士和太学生为此除了必须承受个体生命与意志上的摧残磨难，还必须面临一种家国情怀的重创。谁又能说，背后支撑他们的又没有一份对国运的忧患与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温东汉太学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一个时代所记录的知识分子群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气质；还因为从这个群体身上，能够感觉到当时雒阳城的温度与呼吸。毕竟城市对人群思想气质的影响和塑造，是潜移默化又难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东汉的雒阳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样一批惊世骇俗、勇于担当的群体？

北邙冢墓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王朝相继建都于汉魏洛阳城，辉煌与衰亡在这里此起彼伏。这座城市曾几度在战火中毁灭，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在生与死中循环往复。比如汉末曹植随父西征马超时，所见的雒阳城便不再是“宫室崔嵬兮”、“洛中何郁郁”，而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除了感叹城市之亡，人们也哀叹生命的沉浮：“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汉诗》卷一二《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32页）这说的便是北邙山。历经数朝，邙山墓葬可谓是封土相望、层层叠压，以至有“邙山无卧牛之地”的民谣。如今可知的洛阳汉魏墓葬数以万计，今选择帝陵、皇室成员墓、官吏墓及壁画墓等四类墓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洛阳。

第一类为帝陵。东汉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时期，（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文物》2011年第1期）其意义非凡。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正月，原该要拜谒原陵。一夜明帝“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第407页）于是挑了个黄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这实际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合并至陵寝处成为“上陵礼”，大大提高了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史书关于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写他“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给兄弟刘苍去信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后汉书》卷四二《刘苍传》，第1438页）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怀，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阳分布有11座东汉帝陵，其中5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及灵帝文陵。另外6座位于洛阳故城东南方的洛河以南，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与桓帝宣陵。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对洛阳的东汉帝陵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工作形成系统规模。“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通过发掘北邙山上的五座帝陵陵园遗址，主要解决了陵园的整体布局、陵园建筑结构，以及相关遗迹的性质、年代、内涵等问题，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复原。（《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内部资料，2018年，第53—55页）

北邙三十里铺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称“大汉冢”（图4），其归属存在争议。清乾隆年间的龚松林考订此冢为明帝显节陵；但陈长安先生则认为大汉冢应为安帝恭陵；另外根据韩国河、严辉两位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汉冢应是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韩国河：《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光明日报》2018年6月25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

图4 大汉冢标志碑（王杨梅摄影）

大汉冢封土形制为圆丘形，夯筑，如今已是草木覆盖。取径登顶，四周皆为平地，向北眺望可见俗称“二汉冢”的另一座封土堆（图5），陈长安先生认为那是安帝长子顺帝的宪陵，再北为“三汉冢”，三冢南北纵列一线，相距一里余，是为家族墓葬序列。大汉冢和二汉冢之间，开辟出连霍高速公路，车行寥寥，并未打破周围的寂静与空旷。浩浩荡荡的风穿越而来，大汉冢顶的杂草灌木被吹拂得跌宕不休，似乎想要诉说邙山上那几千年光阴的悠茫。

图5 在大汉冢上眺望二汉冢（王杨梅摄影）

第二类为皇室成员墓。近年，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发掘了一座曹魏时期的高等级皇室墓葬，位于邙山以南的万安山。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图6）。据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座墓葬为魏明帝墓的袝葬墓。如今，这座大墓敞开露天，称为“大揭顶”。位于考古工棚下，站在墓坑顶部地面边缘，即可将地下墓室的建筑布局看得一清二楚。大型斜坡墓道由考古工作者架设了保护支架，沿坡道深入地下十数米，通过甬道，便进入到墓室内部。墓室的前、后室交界处还残留着砖券顶，据称前室砖壁上发现过残存的壁画，但壁面剥落严重，难以辨认。后室留有放双棺的痕迹，由此推测为合葬墓。

图6 洛阳寇店镇西朱村曹魏大墓俯视（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图7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在曹魏大墓工地现场考察出土墓砖（李重蓉摄影）

第三类是官吏墓。2009—2010年洛阳连霍高速改扩建时，在邙山大汉冢东侧发掘了曹魏时期的曹休墓。这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砖券的多室墓，由墓道（图8）、甬道、墓室等组成。后室、北侧室、西南侧室分别安葬墓主人及合葬者。出土器物8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饰等，其中后室中部出土一枚铜印，篆书白文“曹休”两字，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年代。（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图8 曹休墓斜坡墓道（王杨梅摄影）

从连霍高速主路下来，走一段乡间小路，便可以到达曹休墓。从有些陡峭斜向的墓道下去，光线逐渐变暗，经过甬道，进入墓室内部后需要电筒照亮。墓室由前室、耳室、北侧室、南双侧室、后室等6个室组成，均为拱券顶。据考古报告称，“甬道及各墓室内壁均有饰白灰迹象，且发现多处红色彩绘，但脱落严重，是否存在壁画不能确认。”确实，墓室内是一个与外面阳光灿烂的人间截然不同的存在，漆黑并阴冷，曾经所藏器物已交由文博部门保管。电筒光束所及，只能依稀辨别近身的墙壁与室顶，置身于那些黑寂中千余年前的砖与土之间，仿佛能够嗅到那丝丝尘埃落定、死生陌路的决然。

曹休是曹操特别中意的一名战将，被曹操誉为“吾家千里驹”，还是曹丕的顾命大臣。他去世时，曹植专门写过一篇《大司马曹休诔》，以抒哀痛。曹植这位在诗酒中流连了一生却又不甘、因此注定抑郁纠结的才子，也和洛阳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黄初三年（222年），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在这次入洛受封、返回鄄城的途中，路过洛水，他以无与伦比的才思与想象，借助笔墨将心中久积的苦闷郁结尽情迸发出来，创造了名动千古文坛的洛神，浓墨重彩地向世人宣布他在洛水有过怎样一次动人心魄的奇遇。他笔下的女神，源于楚辞的浪漫多情，也来自汉赋的惊才绝艳，她自古老的湘江一路走来，走向汉魏的洛水，曾由生入死，又最终从死亡中获得永生。这种对死亡的独特审视角度，向现代人展示出古人生死观的一角。

第四类为壁画墓。如洛阳西汉的卜千秋墓，便是一座绘制有想象瑰丽壁画长卷的空心砖室墓。在墓室主室、墓门与后壁山墙之间的墓顶平脊内侧，用线条与色彩画出一幅墓主人升仙图。这幅长卷长4.51、宽0.32米，共计1.44平方米，略微狭窄的长条上，从左到右依次有女娲、月轮、羽人、五灵（即青龙、白虎、朱雀、麒麟、鱼妇）、西王母、玉兔、卜氏夫妇、伏羲和日轮，夹杂着云气缭绕。主室墓门门楣绘制句芒神，后壁山墙画出方相氏与龙虎图。方相氏是傩戏中带领12种凶兽驱魔的主帅，如《续汉书·礼仪志中》记录了东汉洛阳大傩活动的过程。（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页）在原本冰冷恐怖的墓室里，亡者却置身于神人、神兽环绕保护的祥和仙境中，并且被引领着走向升仙之路，这种艺术想象暗示于一种无常流变的基调中，希冀浪漫潇洒、获得安抚慰藉的终极关怀。

西晋的文人张载登北邙曾作《七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0—741页）

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

借问谁家坟，皆云汉室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

……

在诗人的感慨之外，死亡作为一种无可逃避的绝对存在矗立在每个人的生命终点，汉代人为此以“事死如事生”的审慎态度来处理和想象死亡，凭着这份洞彻与达观，他们不仅赋予生死以崇高感，也滋养、拓展了艺术的无限天地。

对于人类个体，至大莫过于生死；对于一座建筑，存在莫过于兴废；对于一类精神共同体，功罪莫过于春秋；对于一个王朝，意义莫过于荣辱存亡……而汉魏洛阳城将这一切见证目睹、容纳涵盖，但她不言不语，以一种静默长深的姿态，顽强地抵御着人世的喧嚣与光阴的磨蚀。洛阳城将成败等闲视之，虽然卑渺如沧海一粟的生命个体，庞大如轰轰烈烈的一代王朝，她都慎重以待；但同时又持有庄生“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无待之精神，不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滞。纷纭腾突，谷静山空，一切留于世人评说，她只平静地走过自己的历史，走向自己命运归宿的地平线，走进我们每个人似曾相识的心底。“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宋］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二首》，《司马光集》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9期，作者李重蓉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文图均有所增补。本文写作得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女士、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继鹏先生、洛阳师范学院张鸿亮先生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杨梅同学提供较多图片，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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