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到底爱不爱梁思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

　　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忆述“二舅梁思成”时说，“1928年3月21日，二舅和林徽因的婚礼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也就是在大姨家的客厅举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但对为何选定这个“良辰吉日”，未置一词。陈学勇《林徽因年谱》指出，“他们选定此日举行婚姻大典，含纪念宋代建筑学家李诫的意思，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中关于李诫仅留下这么一个日期”（见陈学勇《林徽因寻真》，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5-186页）。1932年8月4日，“林徽因子梁从诫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而其“取名从诫”，仍是“意在纪念宋代建筑学家李诫”（陈学勇《林徽因年谱》，第205页）。从中可见梁思成与林徽因对李诫崇仰之深。

　　程碧《林徽因传》卷首插页“收藏29幅林徽因颇具代表性的精美照片”，其一为廿余人合影，注明“1933年3月21日，林徽因（左12）与梁思成（左8）、胡适（左15）、朱启钤（右8）等在李诫诞辰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为梁林二人与李诫之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觉上的证据。虽然《林徽因传》未尝交待此幅照片来源，其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因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增订本）亦见引用，同样注明“1933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与朱启钤等人在李诫诞辰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只不过《林徽因传》则指明了梁林各人所在位置而已。

　　所当疑者，却在程陈二书“配文”所说“李诫诞辰”四字。李诫其人《宋史》无传，惟有程俱《北山小集》所著录的“为傅冲益作”《宋故中散大夫知虢州军州管句学事兼管内劝农使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稍传其事。据墓志铭，“公讳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元祐七年，以承奉郎为将作监主簿。绍圣三年，以承事郎为将作监丞。

元符中，建五王邸成，迁宣义郎。时公在将作且八年，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遂被旨著《营造法式》，书成，凡三十四卷，诏颁之天下”，大观四年（1110），“公之卒，二月壬申也”（《李明仲先生墓志铭》，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至于李诫生于何时、享年若何，墓志铭内均未叙及，是以《林徽因年谱》所谓“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中关于李诫仅留下这么一个日期”，即指李诫卒于大观四年“二月壬申”而言。既然生年为未知数，所谓“李诫诞辰”也就是伪命题，无从谈起。

　　1918年，朱启钤“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验世，顾其书若存若佚，将及千年，迄无人为之表彰。……于是一面集赀刊布，一面悉心校读”（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先后刊行石印本及仿宋本《营造法式》。1925年11月，梁启超自朱启钤处获赠了仿宋本，认为“其书义例至精，图样之完美在古籍中更无与比，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因而远寄美国，转赠予梁思成与林徽因，“俾永宝之”（《梁任公先生题识〈营造法式〉之墨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3册）。

但梁思成“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同此感者，当然还有朱启钤等“东西学者”，“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梁思成与林徽因均为其社员。

　　“考李明仲，殁于宋大观四年二月壬申，即西历1110年3月21日”，其依据是“按陈垣《中西回史日历》甲子表第十八，大观四年二月壬申，为二月二十九日，当西历1110年3月21日”（《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1930年，“恰值八百二十周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发起，即以是日为李明仲纪念会”（《征求宋李明仲逸事遗迹启事》，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并且“刊行出版物，名曰‘李明仲之纪念’，以志景仰”（《社事纪要》，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册）。

而纪念会当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东北大学执教，未逢其盛。不久，林徽因以肺病辞职，自沈阳归北平，1931年“3月初，林徽因和母亲、孩子一起移居北平西郊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陈学勇《林徽因年谱》，第193-194页），“本月21日，为宋李明仲先生八百廿一周纪念日，北平营造学社是日上午十时在社中举行纪念式，并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会二日，参观者每日达四千馀人，北平中外学术界名人多往参观，为北平近年展览会空前未有之盛况”（《北京画报》1931年第164期），而林徽因极有可能再度缺席。

阅月，梁思成亦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其后进入中国营造学社服务，并担任法式部主任。1933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及朱启钤诸人所共同参加的应是“李明仲八百二十三周忌之纪念”或者“李诫逝世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而且朱启钤在合影内位列“右11”，而非《林徽因传》所云“右8”。

　　从合影看，参加纪念会的尚有几位外籍人士，居中者即大名鼎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莲灯诗梦林徽因》《林徽因传》均未说明。在纪念会之前数月，梁思成与伯希和有过信函的往来。1932年，梁思成在进行敦煌建筑研究之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梁先生当时只能依靠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来进行研究”（萧默《梁思成先生与敦煌》，见《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其中有些“照片或不完全或欠清晰”，梁思成在“5月间去函请教于伯先生，问他（一）有无第7图所见檐廊之全部照片或第276图更清晰的照片；（二）有无关于这几处木建的史料；（三）求他许我在文中翻印他的照片。8月间接到先生7月30日自巴黎发的复信，惠然不惮繁屑的指导我们，以极可珍贵的资料见赐”，且伯希和“说今年冬天在北平相见，现在他真的来了。并且还给了我们许多可贵的指导”。

1932年12月，伯希和到北平以后给梁思成去函约见，12月29日，梁思成答之云“Dear Professor Pelliot，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note.I shall be most delighted to come to see you on Saturday at10a.m.Most respectfully.Liang Ssu-ch'eng”。而相见的情况，不得而详，“现在得了先生的允许”，梁思成将《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公布在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之上，“聊表欢迎之意”。

但伯希和“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对梁思成指导有加，可谓难得。而伯希和之所以来参加“李诫逝世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或出自梁思成之请，亦未可知。至于林徽因随侍伯希和左右，当是充任翻译。2019年，梁文道脱口秀节目“一千零一夜（Ⅳ）看理想”播出，第1集引用了梁思成、林徽因、伯希和这一张合影，却将伯希和误认作杜威（John Dewey），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不无小疵。

　　1963年8月，梁思成为《营造法式注释》撰序，谈到“李诫的出生年月不详”，“于大观四年二月壬申（公元1110年2月23日即旧历二月初三）卒，享寿估计不过四十五至五十岁”（《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序，第7页），相当于改写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专栏所考订的“大观四年二月壬申，为二月二十九日，当西历1110年3月21日”。复核《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乃至《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梁思成的说法是正确的，“3月21日”旧说乃是《中西回史日历》使用不当所致。

　　而梁思成“比较系统地、并且企图比较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还是从公元1931年秋季参加到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以后才开始的”，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时停时续，延至六十年代初才正式着手著述。1966年，正当‘注释本’上卷接近完成的时候，又由于历史的曲折；1972年梁先生的病逝；几位助手调做其他工作，《营造法式》的研究再次被迫停辍”。但梁思成以三十年之力研究、校勘、注释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可谓情之所钟，可惜的是“未能亲自对‘注释本’上卷的脱稿作最后的修饰和审定，未能亲眼看到‘注释本’的问世”（《营造法式注释·前言》，第3页）。

文 / 鲁灵光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