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邮票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与文化巨匠夏衍）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6月刊

原标题《丰富藏品寻夏衍》

夏衍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

我记住了夏衍先生的名字，是缘于在中学时代读了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是作者于1935年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它真实地描述了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坚信中国工人必将起来反抗，粉碎自己身上的枷锁。中学时代，我还读了夏衍先生翻译的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著作《母亲》。而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先生的手迹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集邮，并已开始迷上了名人签名邮品。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夏衍先生是一位大集邮家。

夏衍先生是1915年开始集邮的，留学日本后，他的集邮兴趣更浓了，主要致力于收集日本邮票及实寄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先生将集邮的重点放在收集红印花加盖邮票及大龙、小龙邮票上。50年代，夏衍先生曾和著名集邮家姜治方等人有过密切交往。1957年他曾动员姜治方将收藏的外国在华邮局邮票、明信片等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1980年，夏衍在《集邮》杂志复刊第1期上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全国性集邮组织，以增进中国集邮界与世界各国集邮界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1982年8月25日，他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辞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集邮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可以预期，我国的集邮活动，即将迎来一个蓬勃而又健康的发展。”1983年11月，夏衍先生将他珍藏的红印花加盖邮票、大龙邮票和日本实寄封片邮集在全国邮展上展出，获荣誉奖。1988年8月，在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邮集作为特邀展品再次展出，受到国内外集邮界的好评。他在担任中日友好协会负责人期间，曾多次与日本集邮家中岛健藏、水原明窗等人会晤、交流，宣传中国的集邮活动。

1981年4月，夏衍先生为在日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会题写了“一衣带水情谊厚，邮票繁开友好花”的题词。1991年1月23日，夏衍先生将其毕生收集的全部珍贵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红印花小4分四方连、大1元直方连、大1分和大2分全格、大4分和小2分大方连等146枚；大龙邮票厚纸、阔边全套新薄纸四方连及小龙邮票方连、大方连等186枚；日本早期实寄封片百余件。

198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日本》纪念邮票发行不久，我父母的一个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学说，他家住在六部口和夏衍先生住得很近，（夏衍先生住在北京音乐厅旁边的大六部口街十四号。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夏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他九十五年生命的传奇就是在这里结束的。）曾到他的家里去过，我便问他能否帮忙请夏衍先生在邮品上签名。他说试试看。于是我就把刚买回来的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日本》纪念邮票交给了他。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他说已请夏老签好了。取回来，第一感觉是夏老的签名很有特点。夏衍先生出生于1900年，那一年已是80多岁了。

10年过去了。我又先后得到了夏衍先生的几件手迹。一件是他写给崔嵬和欧阳红樱等人的信，是关于电影剧本《小兵张嘎》阅后的意见。他在信中就电影剧本《小兵张嘎》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这一类题材的戏，过去拍的不少了，为此，要在情节，特别是细节上防止“落套”。细节描写上大可“创新”也。

（二），总理（周总理）和陈总（陈毅同志）曾一再提醒，在我们文艺作品描写反面人物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或者过分写他们的没用，不经打，或者只写他们凶残的一面。总的来说是常常夸张外形，写外形的丑恶，予以滑稽化，而缺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这个本子也还有这个毛病，请注意掌握。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正面人物，同时又用“漫画化”的笔法来写反面人物，这两种人物放在一幅画面上，是不调和的，也是不真实、不动人的。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表面的效果，而损坏了全局。

（三），这个本子粗估约近一万口，我看还可以精练一些。我看压到八千——最多八千五百口，完全可能的，而且精练一下之后，整个效果反而会好些。请本“一厘钱”精神，再动动脑筋。最后打仗的场面，大可精减。

夏衍先生对《小兵张嘎》剧本的意见，不仅对《小兵张嘎》剧本的修改，影片的拍摄，以至成功地上映，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以后同样题材影片的拍摄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小兵张嘎》的编剧是著名作家徐光耀，导演是著名导演崔嵬和欧阳红樱。在夏衍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这部影片于1963年拍摄完成。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张嘎及片中其他几个纯朴儿童嘎子伙伴“胖墩”与“玉英”的形象，影响了一代小观众，被认为在同类题材的电影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

夏衍先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他1932年化名黄子布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1933年任共产党秘密电影小组组长。

夏衍的电影创作有《狂流》，根据茅盾著名短篇小说改写的《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自由神》《女儿经》等，奠定了他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地位。1954年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由文学名著《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改编为电影剧本，较好地体现了原著的神韵风采。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夏衍杯”电影文学剧本最高奖——政府采购奖是中宣部批准的，由国家广电局、电影家协会、夏衍文学会联合设置的中国电影剧本最高奖。

夏衍先生还曾经用“沈宁”“黄子布”“丁谦平”等名字在二三十年代翻译了苏联电影摄制台本《生路》、电影艺术理论《时间的特写》、撰写了电影评论文章《苏联电影十七年》等，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苏联电影的翻译家之一。

家藏另外两件夏衍先生的手迹，其中一件是他写给一个叫“荣椿”的信，与他从事的翻译工作有关。从字迹看，是夏衍先生晚年所书。信中提到他从事翻译工作的事。夏衍先生1914年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1920年毕业，由学校公费保送去日本，翌年春考入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进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旋即赴东京担任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5月被驱逐回国。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夏衍先生说第一本应该是所译菊地宽的《戏曲研究》，《欧洲文艺思潮记》是日本本间久雄所著，但准确的书名叫《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本间久雄还著有《新文学概论》。《妇女与社会主义》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所著，准确名字是《妇人与社会主义》。《新兴文学论》作者是苏联的柯根。

最后谈的这件，是夏衍先生晚年为《新文化史料》创刊五周年纪念的题词。落款时间是：1990年8月15日。是年，夏衍先生已90高龄。5年后夏衍先生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