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志敏的资料可打印（方志敏文稿秘密传递的若干记忆）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被捕，在狱中，他严辞拒绝了敌人的诱降，于8月6日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影片中展现了方志敏在狱中如何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著作的感人细节，但由于篇幅所限，影片对于这些文稿是如何辗转送交给党组织的情节着墨不多。本报记者追踪采访了当年为方志敏传递文稿的亲历者，讲述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寻找当年文稿传递者程全昭

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拍摄、由胡雪杨导演的电影《可爱的中国》以《血肉》《清贫》《可爱的中国》三个独立的片段构筑而成，通过红十军突围、被捕前后、狱中斗争的时空交叉，讲述方志敏同志伟大而感人的一生。

影片第三部分《可爱的中国》讲述了方志敏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许多细节。方志敏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这些文字后来得以陆续发表，已经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在电影《可爱的中国》中，有不少细节讲述了方志敏文稿从狱中托人带出，或许是受影片篇幅的局限，这些文稿是如何辗转送交给党组织的情节则未加着墨。而此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又相互矛盾，颇有讹误。记者在观看《可爱的中国》样片时突然想起一件往事：记者昔日执教杭州三中，有一同事朱金其老师，他的夫人魏中祁就是为方志敏传送文稿的程全昭的女儿。

已经退休多年的魏中祁告诉笔者，他还没有看到电影《可爱的中国》，但她母亲当年确实将《可爱的中国》等珍贵文稿送交给了宋庆龄、鲁迅、李公仆。

电影《可爱的中国》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狱警高家骏敬佩方志敏的清廉大义和博学多才，决定帮助这位共产党的高官把他的文稿送出监狱。电影蒙太奇用镜头让高家骏与他的女朋友在杭州西湖湖畔相会，将方志敏文稿托付给她，此后的故事如何发展交由观众想象发挥。

魏中祁告诉本报记者： 母亲帮助方志敏将文稿交给鲁迅等人，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她表示，那么多写母亲传送方志敏文稿的文章，最真实的还是冯雪峰同志撰写的文稿，还有就是江西省党史研究部门根据方志敏遗孀缪敏和女儿方梅等人的讲述整理的史稿。

化名“李贞”接受托付

魏中祁的母亲叫程全昭，当年住在杭州劳动路，与高家骏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渐渐互生爱意。但外公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虽然自己也不得志，但嫌高家骏为富家子小妾之子，地位卑微，不许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的女儿与他相恋。高家骏万般无奈之下，愤而出走，到外地谋生。离开杭州之前，他与程全昭约定：“待到我有出头之日，再来接你。”

文稿传递者程全昭

高家骏走后不久，程全昭也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杭州自强小学做代课老师。1935年7月初的一天，程全昭正放暑假赋闲在家，突然收到一封从江西南昌寄来的信，随信还寄来20元汇款。

信是高家骏写给程全昭的。信中说，他离开杭州后，在江西绥靖公署行营当公差。希望程全昭接信后火速前往南昌，有要事相商。并在信中约定，如果程全昭到了南昌，可以入住迎宾旅馆，他已关照茶房，她一到便会知晓，他自会前来见她。

此时的程全昭正当20虚岁，情窦初开。收到高家骏的来信和汇款，她激动万分，认为是男友履约。她决心冲破父母的约束，于是悄悄离家，只身一人来到南昌，找到信上所说的迎宾旅馆，住了下来。

高家骏闻知程全昭已到南昌，匆匆赶来与恋人相见。

原来，高家骏离开杭州后，为找生活出路，来到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并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是浙江金华人，与高家骏既是同乡，志趣也合，成为至交。高家骏有时去看守所探望凌凤梧，凌凤梧向高家骏介绍了方志敏。高家骏便有机会听方志敏讲故事。方志敏对国事的分析和判断，使高家骏受到感化。他常为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杂事，交往越久，敬仰之心越坚。

方志敏看出高家骏思想的变化，决定将一部分文稿的传送任务托付给他。言谈中，方志敏了解到高家骏在杭州有个恋人，因此建议高家骏给程全昭写信，邀请程全昭到南昌相聚，再见机将传送信函之事托付给她。高家骏汇给程全昭的20元钱，也是方志敏给的。

程全昭到南昌第一天，高家骏陪着她叙家常，谈恋情，倾诉相思之苦。第二天，高家骏依然与程全昭唠叨家常。程全昭忍不住问高家骏：你把我从杭州叫来南昌，究竟有什么要事？我们的今后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高家骏见程全昭已经问及“要事”，于是便不再隐瞒。他告诉程全昭：“我叫你速来就是为了打通一条路来。我在这里认识一个要人，向他介绍了我们俩的情况。他很同情我们，愿意帮我们找出路。”然后，高家骏将方志敏的情况说给程全昭听：“这个人是共产党的大官，很有才华，对我很热情。可惜现在被老蒋关在南昌行营。现在有人在想办法救他。我们也在帮他想办法。如果他能够救出去，我们就跟他一起跑，我和你就有办法了。”高家骏又告诉程全昭：方志敏已经知道你来了。

听了高家骏的话，程全昭心里有些波动。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有国民党军队“剿匪”和共产党人被枪杀的消息，自己的恋人在做帮助共产党的事，一定很危险。但程全昭对高家骏已经十分信任，高家骏讲的方志敏的故事很让她感动。她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出一份力，并问高家骏：“我可以做些什么？”

高家骏表示，按照方志敏的步骤，第一步先帮助把密件传送到上海，按照地址交给收信人。见程全昭果断地点头，高家骏又吩咐说：“我们钱不多，一路上要节约，住的地方要安全。”程全昭告诉高家骏：“我有个同学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我可以住她那里。白克路是租界，宝隆医院又是外国人办的，应该安全。这样把旅馆费和饭钱都可以省了。”

第三天，高家骏再次见到程全昭时，当面交给她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嘱咐她“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仆”。高家骏又交代了四封信送达的地址，然后对程全昭说：“方先生帮你取了个化名，叫李贞，他自己取名为李祥松，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

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她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她已经被方志敏的信任所感动。她向高家骏表示，她会尽全力办好这件事。高家骏又在旅馆写了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让她当路费。高家骏希望程全昭第二天就起程，并关照她：信送到指定的地址后，回宝隆医院等消息，会有人告诉你去哪里。

文稿转送中央特科

程全昭一夜无眠，设想着送信的过程和后果。她把信和纸包夹在衣服中间，再放入小皮箱。第二天，她登上了南昌到上海的火车。车到九江遇洪水不能通行，她又改乘轮船。当晚赶到上海，先找到宝隆医院的同学，住下后心里谋算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程全昭讲明来意，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告诉保姆：我从江西来，专门来送一封重要的信，请麻烦转交给宋庆龄。同时把“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

曾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方志敏遗孀缪敏当年给程全昭写信的信封

离开宋庆龄家，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和密件留给了伙计，还特意关照这信件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文字。

当天下午，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仆校长。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不在，他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在学校门口等。从下午等到晚上。六点钟，李公仆走进了校门。他请程全昭到学校会客室坐下交谈。程全昭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仆见身旁有人，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哦，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程全昭把信和密件加上“李贞”的名片都送到了方志敏指定的地址。当晚，她回到了宝隆医院，心里七上八下的，等待着对方的回音。

夜深了，程全昭见没有人来，打算睡觉。就在此刻，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后来才知道，这位贵夫人是章乃器先生的夫人胡子婴。

以下是胡子婴女士的回忆：

记得是1935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该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韬奋可能是出国了。我去时，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这封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正在为难时，我去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并让我看了来信。那女孩子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

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胡子婴回忆说：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史料记载：那天晚上，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几个人将纸包打开一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等有关情况。）

胡子婴当晚要给程全昭100元钱，被程全昭谢绝了。但她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后，程全昭不敢直接回家，就在西湖边六公园闲逛。当时，程全昭全家人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家人急得要命，四处寻找。程全昭的大弟在六公园发现了姐姐，硬把她劝回了家。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讲述了大致经过。她的父母大吃一惊，自己的女儿居然做了如此危险的事。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

从此，父母亲把程全昭关在家里，不许她离家一步，也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母亲守着她形影不离。

1936年部分文稿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

此后的情节发展，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方志敏全传》中有以下记载：

程全昭去上海意见20多天，没有丝毫音讯。方志敏着急，高家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仆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他家里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他和程全昭的恋情也以牛郎织女的结局告终。

18岁的程全昭不负所托，历尽艰难险阻，终将稿件送到上海。先是由章乃器（当时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夫人胡子婴接收下来，后又通过她转给了生活书店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毕云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营救方志敏，中央特科即使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员在南昌民德路开设了一间“育民诊所”，以此作掩护。

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1936年1月29日，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该文稿就是程全昭送出去的。

（另据史料记载：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

另一位传递者叫胡逸民

据史料记载，方志敏的书稿和信函还通过另一位狱友传送。他叫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攻读法律，后追随孙中山。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声大震，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但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房。

1934年夏，胡逸民第三次入狱。1935年2月初的一天，看守所忽然轰动：当时官方悬赏8万缉拿的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方志敏被抓。两天后，胡逸民（狱中化名永一）与方志敏见面。他的任务是为蒋介石做说客做方志敏的工作，却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

方志敏遗孀缪敏

在狱中，方志敏写完了七八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稿。他将传送部分文稿的事重托给胡逸民。并为胡逸民写下了“介绍信”：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

胡逸民深受感动，决定帮助方志敏传送文稿。1935年深秋，胡逸民出狱。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到上海将方志敏部分手稿交给了章乃器先生。

关于这段经历，胡子婴在回忆中写道：

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因章乃器外出，便由我接待。送稿人介绍说，他是与方志敏同牢的囚友，并介绍方志敏经受了种种威胁利诱，始终不屈，最后被杀害。他出于对方志敏的感情及对烈士的敬仰，便遵嘱把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交给党组织。此人还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还说，几天后（即11月23日），章乃器被捕，她怕敌人抄家，急忙与住在她家的吴大琨清理救国会文件。这时，她想到方志敏的手稿，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接着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后来宋庆龄将文稿交予当时能代表中共组织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是烈士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文稿手迹

1981年10月，胡逸民在海外定居了30年后，终于回到内地探亲观光，并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

方志敏遗孀缪敏找到程全昭

全国解放后，程全昭一家过着清苦而平静的生活。

1955年的一天，家住杭州人民大会堂附近的程全昭到门口倒垃圾，遇见了她时时思念的高家骏。但此刻的程全昭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而高家骏则在程全昭家附近的医院工作。两人相见不久，高家骏因解放前在国民党绥靖公署干过而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他被解除公职，押回老家绍兴柯桥劳动改造。

1958年，程全昭的丈夫病逝，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无经济来源的程全昭一人身上。

此时有一好消息传来：已在浙江东阳北麓中学任教的凌凤梧被江西省公安厅邀请至南昌，协助法医分辨和鉴定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方志敏遗孀缪敏邀请凌凤梧到她家做客，并打听到高、程两人情况。

此后，缪敏给程全昭写信，对程、高二人当年为方志敏烈士传送文件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表达感激之情。缪敏还随信给程全昭寄了钱和粮票。缪敏还邀请程全昭和高家骏重游南昌，两人在南昌受到了缪敏一家及方志敏亲属方志纯等人的热情接待。

1959年，在方志敏诞辰60周年之际，缪敏撰写了《方志敏与鲁迅》的文稿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将稿费分别寄给了程全昭和高家骏。在缪敏的多次过问下，高家骏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彻底平反。程全昭一家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她患病后的医疗费用也由当地政府部门报销。

1977年，缪敏病故，此后，高家骏和程全昭也相继病故。如今，方志敏的女儿方梅与程全昭的女儿魏中祁仍然有书信往来。

作者：万润龙

编辑制作：徐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