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需要瓦尔登湖

□王焱

1845年，28岁的梭罗来到家乡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住进了亲手建好的小木屋，开始了他简朴的、与大自然亲密相处的独居生活。两年零两个月后，梭罗重返世俗社会。

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用优美非凡的文笔展现了这段湖畔岁月，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赞美。《瓦尔登湖》出版后寥落了近一个世纪，但随着焦虑、繁忙、内卷等现代性困境日益凸显，该书越来越呈现出它批判与治愈时代痛点的价值，声誉日隆。如今，瓦尔登湖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与平庸现实相抗衡的诗与远方。

由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呈现出来的复归本真、亲近自然、坚守自我的精神气质，与中国古代隐士接近；又得益于徐迟、海子、苇岸、何怀宏等诸多大家发自肺腑的推介，梭罗的名字在中国尽人皆知。

而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向瓦尔登之旅投以朝圣一般的凝望时，一些读者亦开始对这一神话进行解构。程映红的《瓦尔登湖的神话》拉开了解构的序幕。

首先，程文质疑了梭罗选择独居的地理位置，嘲讽他既然“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为何“又选择了一个离文明社会相距咫尺之地？”“康科德镇离此地只有两英里”，“最近的邻居不过在一英里外”，挚友爱默森和梭罗父母的家，都在散步的距离之内。

进而，程文披露“梭罗这两年的真正生活离他所宣称的隐居和简朴差得很远”。“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去转悠，每天都要回到其父母家并常常满‘载’而归……他的文友们更是频繁地光顾他的木屋……他们经常邀他进餐，最频繁的是爱默森。当地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跃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座的。”

程文还交代了梭罗当时糟糕的乡曲之誉——“游手好闲者”和“焚毁树林的人”。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的前一年，他和友人在森林里煮鱼杂碎汤，由此酿成火灾。当梭罗叫人来灭火后，他没有赶回火场扑救，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观赏火景。

我也意识到，《瓦尔登湖》并不能全然如实反映梭罗的湖畔生活，因为文本往往会对思想构成遮蔽或是伪装。比如，梭罗对于来到瓦尔登湖的原因的交待有所保留，对湖畔生活的描述亦有言过其实之处，对离开瓦尔登湖的原因更是一笔带过。因此，我在《一个别处的世界：梭罗瓦尔登湖畔的生命实验》一书中尽可能地将梭罗的日记、书信、同时代人的评价、各类传记及梭罗的其它作品纳入到研究视域中，在对照中解读，于矛盾中辨析，试图还原梭罗独居生活的始末与真相，揭示梭罗多维复杂的人格。

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梭罗的身上奇异地交织着两股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力量相互鏖战，使梭罗显现出更为真实立体的感染力。

其实，梭罗从未有意把自己扮演为神，对于瓦尔登之旅的初衷，梭罗有明确的表述：梭罗深感邻人“静静过着绝望的生活”，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因此想对既有的苦役人生进行改变，“做一个哥伦布”，由大自然带路，寻找新的人生道路。对梭罗而言，瓦尔登之旅就是一场探索人生意义与可能性的生命实验。

不得不说，这场实验有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它远不足以替代惯常生存模式的主导地位。乌托邦难以付诸现实，但它映照了人类塑造具有不同可能性未来的能力。梭罗为我们构建更为合理平衡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智慧，这也是今天有着充分现实感的人们仍然需要《瓦尔登湖》的重要原因。

王焱著，《一个别处的世界：梭罗瓦尔登湖畔的生命实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作者：王焱

来源：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