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革命抗战史（北平抗战时期的红色文化）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北平地区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南下示威到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从卢沟桥的抗日烽火到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从公开的武装斗争到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壮丽凯歌“长城抗战”“大刀队”“卢沟桥”成为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象征，吉鸿昌、佟麟阁、赵登禹、白乙化等抗日英烈，成为北京这座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城市的骄傲，陈垣、齐白石、蓝公武等文化名人成为坚守民族气节、挺起不屈脊梁的杰出代表，邓玉芬、杨金花、马福等成为人民踊跃支前的模范人物，由此也形成了北平抗战时期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冀东革命抗战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冀东革命抗战史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北平地区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南下示威到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从卢沟桥的抗日烽火到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从公开的武装斗争到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壮丽凯歌。“长城抗战”“大刀队”“卢沟桥”成为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象征，吉鸿昌、佟麟阁、赵登禹、白乙化等抗日英烈，成为北京这座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城市的骄傲，陈垣、齐白石、蓝公武等文化名人成为坚守民族气节、挺起不屈脊梁的杰出代表，邓玉芬、杨金花、马福等成为人民踊跃支前的模范人物，由此也形成了北平抗战时期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是爱国主义的生动篇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奋勇当先，走上街头，振臂高呼：“誓死救国”“对日宣战”，号召“我们要对自己宣誓，即便是中国人死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负起救中国的责任来” 。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愤然绝食，大批学生南下示威，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极度愤慨和共靖国难的决心。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以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惟死而已。”，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勇杀敌。“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的吉鸿昌在就义时喊出：“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北平左翼文化人士以文艺为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文化界抗日救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全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汇成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表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绝不屈服、绝不低头、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视“气节重如泰山，利欲轻如鸿毛”，以“玉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毁其节”为美德，善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鲁仲连义不帝秦、苏武入胡节不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侍权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都是中华儿女讲正气、重操守、守名节的典型，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其残暴，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企图以屠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始终恪守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民族抗争，“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充分展示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北平，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不曾持枪杀敌，但以书斋作战场，以纸笔为武器，以知识分子“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独特个性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或殚精竭虑口诛笔伐，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写就一曲曲书生报国的壮歌。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藏身敌城，身处危境，保持气节，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提倡经世致用和“有意义之史学”。在讲坛上，他大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激励学生爱国。同时，他对宋、元、明、清之际动乱历史进行考察，以尚未被世人注意的宗教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史为鉴，影射现实，褒扬忠贞，贬斥奸逆，并以此作为报国之道，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怒斥汉奸，宁愿全家饿死, 也坚决不收汉奸送来的东西。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宁死枪下，也绝不给日本人唱戏，并决定罢歌息舞，远离尘嚣，避居青龙桥，归耕务农，坚持不为敌人演出。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事敌伪，节操自守，正气凛然，并以纸笔为武器，怒斥日伪，曾赋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达自己宁可饿死，绝不作取悦于敌人当汉奸卖国求荣之事的决心。国画大师张大千拒绝出任日本艺术画院院长，宁死也不做汉奸!京剧艺术家杨小楼在古都沦陷时，毅然息演，宣泄国仇家恨……他们虽不曾战场杀敌，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始终挺起不屈的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势力强大、凶恶残暴、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抱着“争着死，抢着死”的坚定意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曾感慨地说，从牺牲的将领到每一个战士，他们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在京华大地上，也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英雄模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守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战前曾说过：“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在南苑保卫战中，他率军英勇抵抗。激战中腿部受伤，仍坚持战斗，后头部又受重创，壮烈牺牲，时年45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也壮烈牺牲，时年39 岁。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在1929年考入中国大学，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就向校长申诉：“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卢沟桥事变后，他组织抗日先锋队抵抗日军侵略，后担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军分区第十团团长，转战丰滦密。1941年2月在马营西北的降蓬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人称“智勇包司令”的包森，作战勇敢、战功赫赫。其中以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最为有名，包森以七个连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瓠山同日军相遇，被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1岁。还有同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老帽山六壮士，“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刘恭，宁死不屈的晋耀臣……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正是靠着这种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磨难而不衰，靠的就是自尊自信、奋发图强、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信念如炬，九死未悔。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大地之时起，中国人民就开展了抗击侵略者的伟大斗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从没动摇光复河山的决心。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抗战初期，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有的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有的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面对这种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必胜信念和卓绝智慧，提出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得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的结论。1938年1月，毛泽东同梁漱溟谈话时，就抗战前途问题非常肯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 五六月间，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极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广大军民排除“亡国论”“速胜论”“投降论”的干扰，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特别是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面对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疯狂扫荡等，全体军民抱着必胜信念，坚持抗战，一致对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平郊，面对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广大人民踊跃支前，英雄母亲邓玉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延庆海坨山五里坡的杨金花为保护文件勇跳山崖；顺义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以地道为依托，与八路军并肩战斗，被誉为“人民第一堡垒”。同时，根据地通过建设“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整顿三风、大生产运动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正是靠着这种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使得中华民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坚持奋战到底，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