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十大名相（海昏侯与中山靖王的当卢）

在汉代以前，当卢是很常见的马具。当卢是马额前的装饰，以络带系于马额正中。下图为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时期马络头饰，红圈内的部分即为当卢。

西周，马络头饰，灵台白草坡出土，图片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国内出土的当卢数量不少，最精美的当卢都来自汉代王侯墓葬。比如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唯一个大型汉代墓葬，出土了八十多件当卢，尤其是几枚上宽下窄的青铜错金神兽纹当卢，更是华丽得不像话，龙、凤、虎各种纹饰一应俱全：

看到这里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么精致、这么富贵的当卢，在汉代之后基本就销声匿迹了呢？以唐代的繁华和奢侈，竟然没有把这种当卢工艺传承下来，以至于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马额头上居然“错误地”顶了个杏叶（虽然唐代的杏叶也很好看）。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汉代的当卢究竟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汉代之后，它就突然消失了？

（一）极尽工巧之能事的古当卢

商代的当卢多是简单的大圆泡，周代发展出了形状较复杂的当卢，主要分为犄角形和长条形两种。犄角形当卢即为本文第一幅图片中的形状，长条形当卢的形制则有所差别：

图片来自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

汉代的当卢主要可以从两个汉代王侯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去了解，一是安葬汉代中山靖王的河北满城汉墓，二是海昏侯墓。满城汉墓一共出土了31面当卢，从下图可以看出，满城汉墓当卢以流云纹为主体，云间填以各种祥禽瑞兽。

鎏金银铜当卢和银当卢，满城汉墓出土，图片拍摄于河北省博物院

和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错金工艺当卢不同，这几件满城汉墓出土当卢为青铜鎏金。但错金或鎏金只是工艺上的差别，从本质上看，这些当卢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

第一，通常认为，这些当卢均为随葬所用的明器。不过它们纹饰细腻精美，图案清晰规整，属于意义极其重大的明器。

图片拍摄于河北省博物院

第二，当卢为挂在马额的饰物，受功能所限，这些当卢虽然大小、宽窄不同，但大体为上大下小的形状。江珊推测，造成其宽度不同的原因是随葬马匹的鼻额宽度的不同，暂为一说。

第三，满城汉墓和海昏侯墓的当卢，其图案有较大的相似性。无论是海昏侯墓还是汉代中山王墓，其集中体现的主要元素均为龙、鸟、虎等动物。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出土于南越王墓西耳室的兽纹鎏金铜当卢，其主体纹饰为一只长身怪兽，应该是龙的一种变形。

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上，瑞兽纹饰的排列有方位、顺序，体现出汉代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四神思想，也说明这些当卢是一种按照某种特定目的制作出的明器。

兽纹鎏金铜当卢，拍摄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为什么在汉代王侯墓葬中出现了这么多当卢，为什么会装饰这么复杂的、以祥禽瑞兽为主的图案？这就要谈到从商代到汉代曾经有过的马崇拜意识。

在商代，甲骨文中的“马”字包含有一个突出的眼睛符号，商民崇日，这个符号显然具有神性，可见在当时马崇拜已经形成。

到了周代，马的数量是判断军力、国力是否强盛的一大标准，《论语》中已经出现“千乘之国”的说法，《战国策》中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马的地位如此重要，周人对马的态度当然非常严肃。《诗经·鲁颂》说，“有骓有駓，有骍有骐”，“有驒有骆，有骝有雒”。骓、駓、骍、骐、驒、骆、骝、雒指不同毛色的马，比如骍是赤黄色的马。骐是青黑色相间的马。对马的区分如此之细，说明了周人的郑重。

周人崇马意识的另一个证据是，周人不但养马、用马，还有马祭。《诗经·小雅·吉日》说“吉日维戊，既伯既祷”，《尔雅》说，“既伯既祷，马祭也”，《毛传》说“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对马的祭祀很可能是定期的，《周礼》说，“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这是祖先崇拜与动物崇拜夹杂的祭祀活动。

西周，青铜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马的祖先出自何处，其实无人知晓。贾公颜说，“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而言祭祖者，则天驷也。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他认为祭马祖就是祭天驷。天驷是星宿名，即房宿，一共四颗星，一字排开，像四匹拉车的马，因此得名。在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上，房宿是衣箱漆绘的共同主题。在一个衣箱上还有向天驷祈祷吉祥的20字漆书：

“民祀唯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琴瑟常和。”

曾侯乙墓出土衣箱，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汉代的马崇拜表现更加突出，对马更加迷恋。这一时期对马的认识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继续肯定马和龙的密切联系。常金仓在《古史研究中的泛图腾论》一文中认为先秦所谓龙，其实就是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提到的豢龙氏、御龙氏为史前驯养业人士，豢龙、扰龙就是驯马。赵逵夫也指出，以骏马为龙乃是古人普遍的看法。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先秦时马与龙常常并提，《周礼》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这里的八尺、七尺，大约指的是马背到地面的高度，是否为龙，依据马的身高体型判定，龙即为大型马。到了汉代，《乐府诗集》的《琅琊王歌辞》中说：“懀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在《史记·平准书》也说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后汉书·马援传》“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龙为天上之马，马为地上之龙，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第二，从商周时起，好马就是天子等上层贵族专享之物。《吕氏春秋·本味》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只有天子才配享受这种“青龙之匹”的好马。 此外，《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 鸾路是一种车，苍龙很显然指的是马。《大戴礼记》说“春夏乘龙，秋冬乘马”，《仪礼·觐礼》说“天子乘龙载大旆”，《韩非子》说，“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钩饰在前，错辍在后，马欲进则钩饰禁之”，东晋王嘉《拾遗记》中说，周穆王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骏，这些典籍中的龙都是良马的代称。汉代时，普通民众不可能拥有马匹，更不可能以马陪葬，能够以车马实物陪葬墓中的都是上流人士，马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第三，马与龙并称，当然也就具有龙的一部分神奇力量，比如飞升之能。古人认为马像龙一样能巡游于天，因此《离骚》中，屈原时而“驷玉虬”、“驾飞龙”、“驾八龙”，时而“饮余马于咸池兮”，“仆夫悲余马怀兮”，龙与马可以任意转换。赵逵夫说，“《离骚》中的龙、飞龙、玉虬，都是指白色的神骏，它既可以在地上奔驰或漫步，也可以乘风踏雾，腾骧于太空。”后来曹植《七启》“仆将为吾子驾云龙之飞驷”，将云龙视为飞马，和《离骚》是一个道理。

汉代巫术气氛浓厚，能升天的马当然具有了“巫蹻”的功能。《汉书·礼乐志》中有《天马》之歌，说“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东汉应劭说，阊阖即天门，玉台是上帝之所居，这些地方都可以通过天马到达。张光直提出，“巫蹻”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的伙伴，多为神禽神兽。马与龙属于神兽一系、能够引人升天“游阊阖，观玉台”的神马当然也是一种巫蹻。陪葬的车马，很可能是墓主上升天界的工具。

（三）通神之器：当卢文化内涵解读

如果汉代时视陪葬之马为巫蹻，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地履行“蹻”的职责，当然要为它（实际是为墓主）准备各种适用的“法器”，当卢正是其中之一。

因此，作为重要马饰的当卢图案，就应当从升仙的角度去考虑。它的作用是增强马的神性，使它尽量朝龙靠拢，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引领墓主之灵升入天界，继续享受美好生活。

周代时的当卢演变如下图：

图片来自《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

这幅图中显示，当卢的形制首先演变为犄角形。这种犄角型的器物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兽类的角、禽类的羽冠，在商周时都被认为是神性的体现，因此各种具有牛头、羊头装饰的青铜器非常流行，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等等。正因为角、羽冠意味着神性，在殷墟妇好墓中才会出现头顶两只大角的玉鸟。相应地，为了获得神性，商周时期的巫师在行巫术时大约也会以兽角或鸟羽来装饰自己。

三羊尊，故宫博物院藏

玉怪鸟，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们可以推测，由于周人崇尚理性，注重现实，这是一个风朗气清的时代，因此没有延续殷商时期对鬼神的狂热崇拜。当动物图腾意识逐渐淡化时，即使巫术、祭祀作为仪式还继续存在，也不再强调神兽之双角、神禽之羽冠。体现在周代青铜器上，就是明晰的窃曲纹、波曲纹等纹饰取代了狞厉的兽面纹（也称为饕餮纹）。此时强调神性的犄角型逐渐被方正规矩的长条形所取代。

到了汉代，人们又重新迷恋神秘玄妙的鬼神世界，当卢的形制再次发生变化。由于国力愈发强盛，工艺愈发进步，商周时期简单的当卢纹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华丽，最终造就了青铜鎏金的满城汉墓当卢和青铜错金的海昏侯墓当卢。海昏侯当卢上龙飞凤舞，曹柯平等人认为，西方白虎意味着安顿墓主的冥界，凤鸟意味着墓主即将归升的仙界，凤形鸾鸟象征着墓主再生、重新返回人世（见《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当卢纹饰研究》），这种观点可供参考。太阳东升西落，在四方中居于西方的白虎在古代往往与死亡、冥界相联系，汉代墓葬的画像石上常有白虎形象即是明证。因此海昏侯墓出土当卢上，白虎居于最高位，正意味着这是通神的指引。

由于满城汉墓和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纹饰相当复杂，对它进行全面解读尚比较困难。但无论有怎样的理解，我们都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

汉代认为马和龙一样具有纵横天界的神性，因此贵族以大量的车马陪葬于墓中，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喜爱在墓葬中布置车马明器或车马出行画像石，其目的是以神马为前驱、为导引、为沟通天人的载体，承载墓主升仙。当卢是加强马之神性的“辅助工具”，它的纹饰图案具有通神的意义。

汉代以后，随着佛道两教的兴起和逐渐体系化，蕴含着浓厚巫风的当卢逐渐消亡。唐代马具几乎不再使用当卢，下图为西安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唐三彩腾空马，可以看出，马额处已经没有当卢了。

（四）结语

马为地上之龙，龙为天上之马，汉代有镜铭说：“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飞龙，乘浮云，白虎引，直上天，赐长命，保子孙”，满城汉墓和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正是这个镜铭的生动反映。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也就能理解马冠和车马出行图的意义。马冠是置于马头顶部的装饰品，吴晓筠把它分为兽面合铸、兽面分铸和牛角形三类。这种强调角部的造型与早期的当卢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起的作用除了装饰以外，应当也是增强马的神性。

马冠，图片来自《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

“车马出行”是在战国两汉漆器、画像石、墓室壁画上广泛存在的图像，下图一根据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出土的壁画摹绘，通常认为它反映了豪强地主出行、侍卫随从前导后拥、场面盛大的场面。下图二为羊子山汉墓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像石，中国三峡博物馆介绍其为“昔日达官显贵出行声威极尽渲染”。

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起码在车马出行图形成的早期，它不只是“豪强地主出行”这么简单的意义。信立祥认为车马出行图“实质是墓主人的灵魂从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受祭祀”（《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黄永飞研究车马出行图与阁楼厅堂、神仙祥瑞等题材形成的稳定配置关系，认为它与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配置在一起，分别表现了死后的归宿，即入葬和升天（《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车马出行图像研究》）。当卢、马冠和车马出行图都提醒着我们，马在先秦两汉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车马出行图》壁画，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羊子山汉墓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像石，图片拍摄于中国三峡博物馆

注：图片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