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战争细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作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剧变，苏联解体不但给整个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冲击，也造成了欧亚众多国家的“诞生”和版图变动，并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战争细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战争细节

作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剧变，苏联解体不但给整个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冲击，也造成了欧亚众多国家的“诞生”和版图变动，并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问题。

俄乌兵燹，已经持续5月有余，造成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疑是其中背景最为复杂、冲突最为剧烈、波及范围最为广泛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乌克兰的时候，另一场背景和起因相似的局部战争也在同时进行着，却似乎被世人所遗忘了。那就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再起武装冲突。

对冲的民族主义

亚美尼亚人是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在公元11世纪之前，在亚美尼亚高原建立过数个政权，周旋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波斯、阿拉伯、突厥等势力之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

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曼奇科特战役中击败东罗马帝国，改变了亚美尼亚高原上东西方势力的平衡。在之后的历史上，除在蒙古统治时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之外，亚美尼亚多数时间内沦为被征服者和附庸的地位。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沦于奥斯曼土耳其；次年，奥斯曼土耳其吞并西亚美尼亚。至16世纪初，与萨菲波斯瓜分了亚美尼亚，将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置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一国一教”“一族一教”的基督教国教组织，其教义和之后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主流教派均有不同，这种宗教上的特异性使得亚美尼亚民族尽管在多数时候处于附庸和被征服的地位，但始终以这种宗教上的主体性保持了民族主体性，避免被“同化”的命运，独特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之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精神基础。

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亚美尼亚人在基于宗教信仰的“米特勒”制度下，保持着相当的族群独立性，并在帝国中有着相对特殊的地位。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1828年，沙俄在战争中击败波斯，双方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波斯将东亚美尼亚和阿拉斯河以北的领土割让给沙俄，沙俄取代波斯，成为亚美尼亚棋局中新的玩家，开始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弈。

沙俄在得到东亚美尼亚后，以“基督教保护者”的身份，对东亚美尼亚一直遭受波斯压制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支持态度，并希望以此引发连锁反应，牵制并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在稳定从《亚德里安堡条约》中攫取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在衰弱的奥斯曼帝国身上扩大战果。

而奥斯曼在第八次俄土战争战败，被迫签订《亚德里安堡条约》之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摆脱了库尔德诸埃米尔的压榨，改善了生活条件，同时因为希腊人受到猜忌，而部分取代了前者的地位，社会层级有所提升。

但当奥斯曼在1878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失败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鼓吹“大土耳其”思想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逐步坐大，苏丹也开始尝试剔除帝国内部那些“大土耳其”道路上的绊脚石。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公开说：“夺取鲁米利亚和希腊，欧洲人砍断了帝国的双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埃及的沦丧，又使帝国失去了双手。现如今，他们想通过煽动亚美尼亚人夺走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并撕碎我们的内脏。这将是彻底毁灭的开始，我们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与之抗争。”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日渐萎缩，大量人口在土地沦于俄国之后，进入所剩无几的奥斯曼领土，进一步加剧了亚美尼亚人生存状态的恶化。

而在这一过程中，源起自俄控东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也席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产生了武装反抗奥斯曼，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国的主张。

“肉烂在锅里”

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下简称纳卡地区）地区的地位非常特殊，这里是1828年波斯割让给沙俄的东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居民中亚美尼亚人比例超过90%，也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自然也是反奥斯曼情绪最强烈的地区之一。

与之恰恰相反，相邻的阿塞拜疆地区却基于语言、宗教方面的联系，表现出亲奥斯曼的态度。奥斯曼帝国将俄国境内的阿塞拜疆人视为一股反俄的力量，对俄国境内的阿塞拜疆人进行渗透、笼络，也让外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族群和阿塞拜疆族群彼此对立，互相仇视。

因此，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互相撬动对方边缘版图的工具和支点，而俄土之间旷日持久的战略角力，也让作为工具的亚阿两族结下了深深的仇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在高加索方向的进攻遭到沙俄的迎头痛击，惨遭失败，按照战争走向，俄国在战后会得到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但俄国革命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一个相对温和的结局。

1921年10月13日，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和高加索地区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即后来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订了《卡尔斯条约》。出于“羁縻”和“安抚土耳其”的考虑，后者将亚美尼亚人口超过90%的纳卡地区划分给阿塞拜疆。此后三国经历了合并，又在1936年根据《苏联宪法》再次分开，使得亚美尼亚人的“圣地”彻底留在了阿塞拜疆，给日后的纳卡冲突埋下了炸药的引信。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希望这一地区能够和亚美尼亚合并，而阿塞拜疆则希望保留这一地区。

在苏联时代，类似的领土划分比比皆是。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将A民族占多数的土地划分给以B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或是在以B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里A民族居民占多数的区域，给A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划分一块飞地，或是在情况过于复杂的地区留下大段的“未定边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反，这是联盟平衡境内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的一种有效手段。

这种“肉烂在锅里”的思想主导下，当时进行了一系列领土变动。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现在的乌东问题、克里米亚问题、纳卡问题等一系列领土纠葛，由此引发的战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平民伤亡，以及难以统计的财产损失。这些已经爆炸的“地雷”造成的惨烈后果，也让那些同样埋着“领土划分地雷”但尚未引爆的地方，比如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人们提心吊胆。

19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国家控制力的下降，在纳卡地区被压制了半个多世纪的地雷终于引爆，最终变成了一场从1988年持续到1994年，没有宣战却血腥残忍的战争，1993年10月11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了解决纳卡冲突的874号和884号决议，承认阿塞拜疆对纳卡地区的主权。至1994年，亚美尼亚完全控制了纳卡地区，并成立了一个附属于亚美尼亚的独立政权。形成了纳卡地区名义上属阿塞拜疆，实际上由亚美尼亚控制的局面，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高加索弃儿”的悲情时代

之后的纳卡地区虽然小规模摩擦不断，但没有爆发大的冲突和战争，究其原因，在于阿塞拜疆并没有足够的军事优势夺回纳卡地区。在苏联时代，亚美尼亚人在苏联军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解体时拥有大量优秀的苏军中级指挥官和熟练士官，在军队素质上强于阿塞拜疆。同时，在经历了一段沉沦期之后，复苏的俄罗斯恢复了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也倾向于避免这一地区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在亚美尼亚的军事优势和俄罗斯的威慑之下，纳卡地区保持了相对平静的态势。

事情的变化出现在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关头，主要因素首先是阿塞拜疆利用自身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逐步扭转对亚美尼亚的军事劣势，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建立起相当优势。

其次是土耳其再次将复兴奥斯曼帝国作为其政治理想，开始染指外高加索地区，也将支持阿塞拜疆争夺纳卡地区作为和俄罗斯角力的一个跳板。

第三是俄罗斯自克里米亚危机受到西方持续制裁，经济低迷时又出兵叙利亚，分散了其在外高加索的军事震慑力，影响力进一步降低。这种变化，使得纳卡地区的态势从俄罗斯压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逐渐变成了“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亚美尼亚”的对峙，回到了19世纪末的态势。而随着俄罗斯日渐“难以依靠”，亚美尼亚也尝试接触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希望引入新的制衡力量帮助自己守住纳卡。

在这种情况下，2020年9月27日上午，亚阿双方在纳卡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第二次纳卡战争”。

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大力支持下攻城略地，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俄罗斯则以一种奇特的暧昧态度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显示出俄土双方在角力中攻守之势变化，以及俄罗斯对阿塞拜疆依赖程度的加深。同时，亚美尼亚寄予希望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也未能给予亚美尼亚实质性的帮助，使其不得不接受失地之痛。

2022年8月3日，亚阿双方再次在纳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冲突中值得关注的三点是，第一，双方的冲突发生在俄罗斯维和部队控制区域，而俄罗斯维和部队全程“见证”了冲突过程。第二，纳卡冲突爆发后，深陷战争泥潭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签订了一系列深度经贸合作，两国关系非但没有因冲突而恶化，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地位也从过去的俄强土弱，变得相对平等。

土耳其的强势介入，俄罗斯的态度变化，美国及西方的袖手旁观，让纳卡地区的局势在扑朔迷离的同时，凶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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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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