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回忆我敬爱的老师们）

延安市医疗保障局 高东峰

老 师 好！

在金风送爽、瓜果飘香的今天，既是中华民族的寓意团圆美满幸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俗称八月十五，吃月饼，喝美酒，赏圆月，又是我国倡导尊师重教的第 38 个教师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传道授业解惑，启迪人生促进健康成长的中学阶段的几个老师，在此，向他们致敬并祝福他们晚年生活幸福健康。

高思贤

记得 1976年开春时节，也是当时规定的初中春季开学的时候，当我和延长县安沟公社多海、折村的几个同学一块到延长县安沟公社所在地的安沟中学办理报名报到手续后，学校把我编到初77级一班，班主任老师叫高思贤，瘦高的个子，留偏分头发型，高高的鼻梁，可能由于小儿麻痹症导致的后遗症，右腿走路时一颠一颠的。高老师给我们带语文课，一节课上的有关忆苦思甜的文章，其中回忆起地主追问作者放牛回来清点牛数时问的的一句话：“牛呢？还有一头牛呢？”高老师当时的表情和语气真的是惟妙惟肖，让我们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后来同学们相聚时还偶尔调侃一下“牛呢？还有一头牛呢？”

在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学校的军训和生产劳动任务多而繁重。学校组织学生进行野营拉练活动，要求学生自己制作红缨枪，在布谷鸟欢叫的节气的一天早晨，我们按照班级次序一路纵队，从学校出发过小河，爬塬梁，走山路，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小中山的村庄，在完成了抢占山头冲锋后，高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当地过去闹红时期地下共产党员的革命故事。学校组织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按班级划分区域地块面积，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完成整修梯田任务，还要播种玉米、糜子、芝麻等作物，可想而知这样的劳动对才十几岁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而年近不惑之年的高思贤老师身先士卒，每天和同学们一样上山劳动，吃着学校大师傅送上劳动工地的饭菜，喝着山上埋锅烧着的白开水，苦也乐，乐也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生产劳动任务结束后，高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就是要求记叙劳动内容，而高老师带头写了一篇描写一个同学积极肯干发挥带头作用的作文并在课堂上朗读。直到现在我马上要退休了，还是要感谢我的语文和作文启蒙老师——高思贤老师，是他给了我喜欢语文课和写作文的浓厚兴趣，也为我参加工作后能够在工作单位起草文件材料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慈祥的高思贤老师因患病已经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学生了，叫人不胜唏嘘。

周维新

时光进入了1979年，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大，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教育制度改革，高中入学时间改成秋季了。这年的八月底，我和安沟中学一块考到张家滩中学的几个同学，在经过体检后按时入学报到。记得当时的语文科老师是周维新老师，敦实的中等个头，圆圆的脸庞，一头短发，标准的普通话，吉林大学毕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分配到穷陕北的一个乡镇中学。开学第一节语文课就是课本之外的毛主席的著名诗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借以批判江青罪行。第一节作文课布置给我们的作文是《给初中同学的一封信》，待下节作文课时，周老师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的作文按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并叫我们站起来让同学们认识一下。这下更加激发我写作文的热情，老师安排每周交一篇作文，我在作文作业之外又写了一篇交了两篇，借以锻炼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期间我也到周老师办公室讨教写好作文的技法。但是，这样也同时给周老师带来了工作负担，后来在一次作文课堂上，周老师调侃着说，如果同学们都像高东峰一样写作文的话，他的作文批改任务就重了。可惜的是，我没有在张家滩中学读完高中，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就转到延长县中学了，从此再也没有和周老师有过教与学上的交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到十分遗憾。

李永康

1980年代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初始起步阶段，也是人们思想活跃，激情四射的年代。经历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拨乱反正进入了新的高潮，年轻人的言谈举止衣帽着装偶尔引发社会上一时半会儿的议论乃至批判，喇叭裤横扫大街，长头发蛤蟆镜招摇过市，二半夜了街头还有后生手提录音机放着港台流行歌曲。就在这年春天，我由张家滩中学转到延长县中学就读高中，当时在教导主任办公室报到安排班级时，我要求去高八一（四班），班主任是李永康，其原因是有一个从张家滩中学转学的同学就在这个班。来到四班教室外徘徊不定时，看见过来了一个老师，问了是李老师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就把我带进了教室作了介绍，同学们鼓掌欢迎我这个新来的同学，叫我怪不意思的。

李永康老师是1969年响应号召，从北京来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四中，劳动几年后通过师范培训到延长县中学工作。我转到延长县中学的时候，李老师担任校团委书记，同时兼任班主任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程。李老师思想活跃，观念新颖，课堂气氛热烈，生动活泼，老师同学之间学习互动较多，教学方式方法与众不同，普遍认为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反而非常受同学们欢迎。当李老师得知我喜欢写作文时，当即从他的书架上取了一本《历代文选》送我学习参考。周末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李老师办公室聊天，听他给我们聊在北京四中上学时的趣闻，更多的是教育我们咋样做人和学习。李老师家属在农村，俩个小孩，他每周末都要回去耕种几亩自留地，周一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赶回学习，听他说村里老乡很欣赏他砍拾柴禾的功夫。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初，李老师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县上重视知识青年优秀分子，分别担任县教育局和文化局局长，再后来根据政策精神全家返回北京后再没有谋面。好像是在1983年暮春时候，《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李老师的突出事迹采写了新闻报道稿件《延河畔上一片云》，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我在省城西安求学，在学校阅览室看到消息后立马给李老师去信表示敬意！工作后得知好多在外地上学的同学都给李老师写信表达了心意。后来据说李老师回北京后在图书馆任职工作，具体详情不甚了了。现在回想，我们的三观大概就是在高中阶段尤其是在延长县中学高八一（四班）李老师担任班主任时期形成的，一直到现在不曾有多大的变化。

在新冠疫情肆虐三年了的2022年金秋，我们又迎来了教师节，不由得感念着不同阶段不同的老师甘为人梯教书育人的献身精神，不由得感念各位老师在我们不同成长阶段付出的心血。现在，已近花甲或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沧桑岁月染白了双鬓、身躯不再笔直的我们又怎么能忘记了老师的培育恩情，又怎么能不会体会到教师职业的伟大之处呢？

亲爱的老师们，学生不才，向你们再喊一声“老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