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编者按：毛泽东的“两论”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两论”的背景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必须面向现实的实践需要，而不是书斋里的抽象理论阐释和重构。从“两论”的理论渊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传统文化单一要素的转化和发展问题，而是要在立足于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既要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也要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实践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三大基本要素。从“两论”形成的路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展开多维度的转化和发展。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典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而言，“两论”即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也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说，这就为“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赢得了独特的地位，又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中赢得了独特的地位。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在新时代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为什么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是什么？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两论”的写作背景，理论渊源和形成路径对深入理解和把握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示范效应。

一、从“两论”写作背景看传统文化的“两创”

毛泽东曾在回忆“两论”的写作动因时说道：“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立即投身于激烈的城市工人运动之中，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又立即投入异常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没有条件对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各方面的条件相对稳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更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介绍进一步推进，这些因素都为毛泽东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为满足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创造了现实条件。问题的另一面，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不足，导致犯了或“左”或右的错误，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教条主义错误。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中国革命应该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行动。他们指责毛泽东的正确革命路线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特别是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在思想路线和哲学层面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概言之，从“两论”的写作背景而言，毛泽东写作“两论”是为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满足革命的理论和现实需要。那么，在新时代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呢？在新时代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可以说，也是为了适应时代的现实需要。虽然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一点就是直面现实问题的需要。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现实需要。回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相关论述的历史，他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这一重大命题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2013年12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最早明确提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命题。他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在这段论述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最初表述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此强调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他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虽然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思想道德层面却出现了一些问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那么，如何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思想道德问题呢？在他看来，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无疑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精神养分。比如，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和万事兴”“色难”和“孝悌”等。强调指出：“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由此可见，从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历史逻辑而言，其最初的动因就是为了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从而有利于解决思想道德问题。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说道：“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法。可以说，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独特优势。他进一步说道：“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们很好地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挨骂”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解决。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针对一些西方国家炮制的各种“中国威胁论”，我们不可能从西方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西方一些学者鼓吹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为西方一些国家的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不可能从文明冲突论中找到宣传和阐释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支点。然而，反观中国历史悠久的和平主义文化，从儒家“有秩序”的和平主义特质，到道家“法自然”的和平主义特质，再到墨家“行动”的和平主义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典型的和平主义特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平主义文化基因。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此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中华民族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文化，却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这里也有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导致的迷信西方和民族自卑心理，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我们常说要坚定“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最根本的还是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组成部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坚定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文化自信。当然，文化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复兴保持着同频共振的关系，国家的复兴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国家的复兴而谈论文化的自信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自信，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我们既要有物质文明的繁荣，也要有精神文明的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特别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传承和弘扬并不意味着直接拿来，这里也有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正如强调指出的：“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从“两论”理论渊源看传统文化的“两创”

就“两论”的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两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两论”也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的理论升华，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可以说，“两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朴素认识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两论”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或者学说。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两论”的理论贡献，更不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结论。就“两论”的理论和实践来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并不是传统文化单一质料的转变和发展过程，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体”，中国传统文化是“用”。要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我们就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甚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和现实证明，在中国思考一切文化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确保中国传统文化“两创”正确方向的前提和基础。明确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从理论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是空谈的口号和标签，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加以理论的指导。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又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中，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分和鉴别。从现实角度而言，在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也时隐时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乱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地位。有学者就指出：“只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旗帜打得坚定了、鲜明了，才能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明确的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才能有效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方向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避免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各种错误方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是对新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致思逻辑的批判和超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新儒家曾做过不少有益的理论探索，从“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共殊关系”的“新理学”，到“心物合一”的“新心学”，新儒家们不断尝试引入西方的理论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释和重建。不可否认，新儒家绝非浅薄的文化复古主义，他们的理论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但是，历史和事实证明，新儒家的这些尝试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囿于儒家文化自身的范围之内，倾向于抽象的理论阐释和重构。虽然他们也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表面“向前看”，但是实质却是“向后看”。“我们不能在儒学范围内谈论儒家文化的继承问题，不跳出传统文化的视角就不能真正继承传统文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走出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现代化探索的历史窠臼。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单一要素的“自娱自乐”，更不能把“两创”理解为在中国复兴传统儒家思想，须知“两创”是有指导思想、有原则、有方法、有目标的文化创造和转化过程。

其次，充分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创”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两论”的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两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两论”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上获得特殊的重要地位，正是因为“两论”提供了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范例。反观毛泽东在“两论”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有要素都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优秀成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精华和优秀的东西可供我们继承和发展呢？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转化的潜能和有利于发展的“种子”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明确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比如，中国人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和平主义。这些思想和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继承和发展。他进一步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那么，这些思想和理念是否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了呢？回答则是否定的。因为传统文化中有精华和糟粕，并且在很多时候精华和糟粕就如同“共生矿”一般，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提炼本领。“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此外，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两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要充分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高度警惕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现实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仅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文化是一种创造，是现实的人面对现实需要的一种创造。离开了现实人的现实活动，就既不可能有文化的积累（无东西可积累），也没有文化的继承（没有必要继承）。”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抽象的理论建构和纯思，而是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转化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一旦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就会失去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以抗疫精神为例，在阐述伟大抗疫精神时指出：“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爱人利物之谓仁。’……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他进一步说道：“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而言，在伟大的抗疫斗争中孕育的伟大抗疫精神，充分说明现实的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丰厚土壤。反之，离开了现实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只能囿于纯理论的建构和阐释，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质相背离的。曾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虽然这里谈的是文艺创作应面向现实实践的问题，但是这里所提及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和社会变革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

总之，从“两论”的理论和实践来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单一要素的转化和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实践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三大基本要素。在这三大基本要素中，马克思主义是主体和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两创”的直接对象和思想资源，而现实的实践构成“两创”的现实场域并提供丰富的经验质料。

三、从“两论”形成路径看传统文化的“两创”

从“两论”的形成路径而言，“两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之下，“两论”既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也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说。在“两论”中毛泽东不仅仅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是在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可循。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也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多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即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的多维度融合。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两创”要立足于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语言形式。在《实践论》中为了说明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毛泽东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表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说明人脑在认识中的思考过程；借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又通过批判“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来进一步说明“亲知”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毛泽东还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句话的表达逻辑与清初思想家颜习斋所强调的“著取而纳之口”在表达形式和逻辑上可谓异曲同工。这无疑也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矛盾论》中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毛泽东在论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种宇宙观时，用“形而上学，亦称玄学”“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说明形而上学的思想；在论及矛盾的特殊性时，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说明看问题不能片面，要全面地看问题；他还以《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事例来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借用“相反相成”这一概念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泽东对实践和矛盾的相关原理阐述之所以如此的生动，不仅仅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更是因为毛泽东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和典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阐释，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诸多讲话中，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和典故来阐释和表达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转化和发展，也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两创”的典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过程中，针对传统文化中对当今时代仍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我们要适时地改变其表达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取其内容和价值，而去其陈旧落后的形式。以中国传统孝文化为例，对父母的孝道在任何时代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导向。但是，在传统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我们自然不能直接用《二十四孝》中的“乳姑不怠”“埋儿奉母”“卧冰求鲤”等作为践行中国传统孝道的形式和榜样。在时下所谓的“国学热”和“儒学热”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引发民众热议和批评的乱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对传统文化的一些陈旧形式进行转换和发展，而是直接把传统文化中的元素搬过来，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如果说形式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内容，而改变其表达的形式和语境，那么，内容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保留概念形式，而对内容进行改造和重释。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关系探讨的思想成果。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先后之争、知行轻重之争、知行难易之争、知行鉴别之争、知行分合之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在《实践论》的最后，毛泽东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进行了总结，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里毛泽东把主要强调伦理道德践行的朴素知行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表现。1964年8月24日，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绝非即兴而发，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曾写过一篇关于《实践论》的研读文章，他从中国哲学史中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角度，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对此则表示认同和赞赏。由此可见，毛泽东自己对于《实践论》一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颇为满意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变”思想、“一分为二”思想和矛盾转化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并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为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借用“相反相成”这一概念来阐释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问题。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形式，同时又赋予了其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回顾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概念的转化和发展，对传统大同概念的转化和发展，对中庸概念的新解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即借用了传统概念的形式，但是在内容方面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和发展，赋予了传统文化概念以全新的内涵。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层面的结合和转化，更是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和转化。从根本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就是实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只有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才能真正地中国化。”《实践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习行”价值理念的转化和发展，《矛盾论》中对中国传统“尚变”价值理念的转化和发展都堪称范例。当然，对于《实践论》和《矛盾论》与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关系，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以《矛盾论》相关研究为例，有学者认为《矛盾论》与中国传统“象思维”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矛盾论》与“天人合一”理念关系密切，也有学者认为《矛盾论》与“理一分殊”理念关系密切等等。众所周知，毛泽东辩证法的特点之一是提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其他两个规律都可以由此推出。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特别强调主次矛盾以及矛盾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对于毛泽东辩证法的这两个鲜明特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特色是中国传统“象思维”影响下的产物，因为在西方传统“概念思维”的逻辑下无法得出主次矛盾以及矛盾主次方面相互转化的观点。这一观点只有在中国传统“象思维”的影响下才能产生。在“概念思维”的逻辑下，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存在一个纵向的等级差异，本质是比现象更高一级的存在，这就如同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畴。而在中国传统“象思维”的逻辑下，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理解则与“概念思维”的理解不同。以《易》中的阴阳两爻为例，组成八卦的两个最基本单位‘阴’和‘阳’，阴阳两爻在地位上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平等存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差异，两者都是从“太极”生发而来。既然阴与阳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两者的地位自然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理念的关系问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此不做过多的讨论和评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两论”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总之，从“两论”的形成路径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创”也应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展开多维度的转化和发展，以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作者：李文，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湘潭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