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先祖曾居增城（孙中山的先祖曾居增城）

在正果镇湖心岛东侧的增城河畔，有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小村庄，这是增城孙姓人家唯一聚居地——孙屋。

孙屋原本是个不足百人的小山村，近些年村民不断向城镇迁居，留下来的人已甚少。

孙屋虽小，却有着350多年的历史，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普通的客家小山村，曾是孙中山先生先祖居住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就是从这里迁至香山的。”84岁高龄的王晶明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

王晶明是正果镇竹林村人，退休前为原增城市侨务办副主任，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关注和研究增城孙屋祖籍宗脉情况，查阅了众多资料，多次深入孙屋调研，并在村民引领下，翻山越岭寻遍孙氏祖墓，从墓葬碑记中发现许多宝贵资料。

2007年，王晶明前往河源紫金县中坝镇考察，得到许多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资料，查阅了保留完好的光绪三年编撰的《孙氏族谱》，还和中坝镇的孙爱雄、孙南灵、孙建明等孙氏族人共同探讨，对紫金、增城及中山三地孙氏宗脉序列作了梳理，从相关文物、资料中进一步证实了孙中山先祖是由紫金县到增城县，再由增城到香山县（今中山市，下同）的史实。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以史学家、中大教授罗香林为代表，认为孙中山先祖由紫金迁增城再迁香山的“紫金说”。一种是以胡去非等为代表，认为孙中山先祖是由东莞迁居香山的“东莞说”。

两种不同说法在学术上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上世纪后期，海内外又展开过激烈争论。“正因为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导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永远结束封建君主制，对这样一位为世人所尊崇的革命家祖籍问题的研究，如此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王晶明对记者说，就连孙氏家族也同样存在不同见解。孙中山的后裔支持“紫金说”；而孙中山胞兄孙眉的后裔则支持“东莞说”。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孙中山先祖宗脉状况进行探讨研究。著名史学家、中大教授罗香林经多年潜心研究，写出了《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于1942年12月在重庆初版，1945年12月和1947年2月又先后在上海再版。该书详细系统阐述了孙中山先祖于明代由福建河田迁居广东紫金，至十二世祖由紫金迁居增城县，后再由增城迁居香山。

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中，罗香林详述：国父之家世源流，唐以前俱住河南陈留，为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时黄巢变乱，其远祖誗公，因奉命领兵平乱之故，迁居江西宁都，历五代至宋，子孙渐多，散布赣闽等地。至明永乐年间，孙友松、孙友义兄弟由福建河田迁粤永安上约（即今紫金县中坝镇）开居。孙友松（一世祖）生四子，长敬忠、次惠忠、三劝忠、四荣忠。孙友义未娶无后。至十二世祖孙连昌于清康煕年间由紫金迁居增城，后再迁居香山涌口门村。越二传殿朝公再迁翠享村，又五代至十八世祖孙德明（即孙中山）。

“罗香林教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国民党元老一致公认，也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哲嗣孙科等的认同。《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成了海内外对该问题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主流观点。”王晶明介绍，但在上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孙中山先祖是由东莞迁居的“东莞说”，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

记者在王晶明处查阅资料发现，1993年6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8月6日《广州日报》等媒体也曾刊登署名文章，一再阐述了孙中山先祖由紫金迁居增城再迁往香山的观点。

紫金孙氏两个批次迁居增城 紫金增城香山三地相关资料无缝对接

据紫金县袁田孙氏《孙氏源流》所载，十世祖如标、如涣公移居增城县。“这里虽未载明时间，据考应在清顺治年间，故增城孙屋开居至今应有350多年历史了。”王晶明说。

又据紫金中坝孙屋排孙氏《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移居增城县，后移居香山县开居。罗香林教授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阐述：“其十二世祖连昌公于康煕年间由紫金县移居增城县，未几复迁香山涌口门村”。

“从上述紫金孙氏两个批次迁居增城情况看，十世祖孙如标、孙如涣属自然迁徙，时间在顺治年间；十二世祖孙连昌是孙鼎标次子，因其父反清复明受到株连而逃难到增城，时间在康煕年间，一前一后。”王晶明分析，从辈分来说，连昌称如标、如涣为叔公，孙连昌当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为逃避官军杀戮到叔公处避难也是情理中之事，后来随着年岁增长，情势又安稳后才由增城转迁香山。

“从增城孙氏墓葬中也没有发现孙连昌墓穴及其后裔，从一个侧面证明紫金族谱记载孙连昌到增城后迁居香山确是事实。”王晶明说。

又据孙中山胞姊孙妙茜保管的《列祖生殁纪念簿》是从十二世祖连昌公开始记载的，世代名讳、生卒时间与紫金中坝孙氏《孙氏族谱》对接无缝。“这本《列祖生殁纪念簿》为什么没有十一世祖以前记载。正因为孙连昌是从紫金到增城再迁居香山的。所以其后人只能从迁香山县的始祖连昌公起记载。再者，当时仍是清代，如果牵连到十一世祖以上，必然连带到反清义士孙鼎标。反抗朝廷在当时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故《列祖生殁纪念簿》不记连昌公以上前代亦属隐情之故。”王晶明说。

先祖孙连昌在增城隐居十多年 “而立”之年漂泊至香山涌口门定居

孙穗芳博士所作《寻根溯源》一文写道：“从孙友松又十一代，适明清之际，十一世祖孙鼎标，随钟丁先起义抗清……其次子连昌公迁居增城，康煕中叶，再迁居香山县涌口门村务农渔，成为孙家入香山肇族，越二传，至连昌公之孙孙殿朝起，始由涌口门村迁入翠亨村，成为孙家入翠亨村的开基祖。”

据王晶明考证，孙中山的先祖孙连昌因逃避官军捕杀，由紫金来到增城，隐蔽在其叔公如标、如涣处，跟随过着渔农清贫生活。

隐居十多年后，孙连昌已进入“而立”之年，形势也逐渐安定，因长期寄居叔公家里，多有不便，进而萌生出外闯荡念头。经过一番筹资购置船只渔具，便辞别叔公，独驾轻舟，顺增江而下，入东江汇珠江，随江漂流，以捕鱼度日，随遇而安，过着漂泊游离的生活。

孙连昌一直漂流到香山涌口门，发现这里有一个由东莞迁来的孙氏村庄。而且这里水陆两便，土地肥沃，生活也较富裕，是一个理想定居地点。俗语说“同姓三分亲，五百年前是一家”。孙连昌便沾亲带故地与当地村民以兄弟相称，在那里定居下来。

“所以紫金孙氏族谱记载，十二世祖连昌公迁居增城再迁居香山。而香山县孙氏家谱同时也有一位孙连昌，这绝非偶合之事。孙连昌来到香山涌口村，与当地村民兄弟相称，由于其勤劳朴实，热情谦让，很快为当地孙氏族人认可接纳，随后便是结婚生子，延续后代。”王晶明说。

涌口村孙氏在当地开居多年，早有祠堂，孙连昌与原住孙氏既然兄弟相认，情同一家，随乡入俗，年节喜庆拜祭祖先，跟随兄弟一起参加拜祭活动也是情理之事。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孙连昌便逐渐“融汇”在这个讲广府本地话的孙氏村落之中。后来，连昌生迥迁，迥迁生殿朝。十四世祖殿朝公再由涌口迁翠亨村开居，传至德明公（即孙中山）适十八代传人。

孙中山讲广府本地话不足为奇 个人语言习俗随客观环境改变而变

有学者认为香山涌口村孙氏是由东莞迁居的，并且讲广府本地话，语言习俗与客家人不一样，翠亨村孙氏及孙中山本人也是讲广府本地话。故其先祖不可能是紫金、增城的客家人。

王晶明则认为，语言习俗是可以随着客观环境改变而改变的，所谓入乡随俗，孙连昌只身由增城漂流到香山涌口，“融汇”在当地广府话的“海洋”里，又经过几个传代之后，语言习俗从根本上起了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承认是客家人。”王晶明介绍，据杨庆平的《孙中山的家世与客属渊源》一文称：“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到访客人，临别前一位客家人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孙中山回答：‘是，是’。在座陪客都满怀疑惑。其中有广府人直言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明明是广府人，为何说是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则答：‘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在革命时期，要通力合作。他们说我是客家人乃指先祖是客家人’。”

“孙中山先生哲嗣孙科，也会说客家话。”王晶明说。

这一说法并非无中生有，据紫金县中坝镇温济琴先生称：“1944年我在重庆受到时任行政院院长孙科的接见，孙院长让坐后，即用客家话说：同乡人，随便谈，莫客气……接见结束后，孙院长还亲自送我至门口，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客家话对我说，和你谈谈家乡真好，我有机会也要到老家行行，多谢你。”

据王晶明考证，1940年代，在孙科的操持下，紫金中坝创办了中山中学，并亲笔题写“中山中学”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又为中坝“中山纪念小学”题写校名。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中坝庆龄中学”是邓颖超生前题写的校名。“1983年5月2日，孙科夫人陈淑英又题写了‘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的证辞。”他说。

《孙氏族谱》记录了孙中山的先祖孙连昌移居增城。

王晶明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就研究孙中山祖籍宗脉。陈仕亮 摄

■对话

“最大心愿是孙中山先生铜像落户增城”

记者：您为何对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王晶明：我一直以来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整理家乡正果镇竹林村的革命历史，希望政府及史学界重新认识竹林村的革命历史地位，确认竹林村党支部是增城最早的党支部之一。这个愿望已实现，中共增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以我的文章为基础出版了《竹林村革命斗争史》一书，竹林村已列为广州市党史教育基地。

另一个愿望是印证孙中山先生祖居增城的学说。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正在选100个地址建立孙中山铜像，以此纪念先生的丰功伟绩。希望这件事能得到增城领导的重视，促成孙穗芳博士的增城之行，将其中一座孙中山铜像落户增城。我研究孙中山先生的祖籍已经20多年，与孙穗芳博士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希望有生之年达成这个愿望。

记者：若孙中山先生铜像落户增城，您认为会为增城带来何种影响？

王晶明：孙中山先生的先祖从紫金迁到增城再迁居香山，这是真实的历史，罗香林教授出的书也指出了这个历史事实。我只是通过研究事例情况进行补充。这是增城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有必要把这个资源开发利用，这对促进增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若利用好这个人文资源，尤其对增城发展“大旅游”大有益处。

孙中山先生铜像若落户增城，增城的知名度、美誉度、文化品位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文化旅游有很大的促进。同时这也对增城的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