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历史故事的讲解（皇帝的隐身与忠臣的永生）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截至1月24日8时，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雷佳音、张译、岳云鹏等主演的《满江红》以9.93亿的票房反超《流浪地球2》，暂时登顶春节档票房榜榜首。《满江红》虚构了一个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故事：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小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这巨大阴谋之中，宰相秦桧（雷佳音饰）命两人限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一个个局中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渐次展开。

虽然从剧情简介上看，《满江红》有着浓烈的“历史正剧”感，但无论是海报、预告片还是演员卡司，《满江红》在宣发上都强调了这是一部悬疑喜剧片。在被问到为何将该片定位为悬疑喜剧时《满江红》编剧陈宇表示，悬疑 喜剧的定位有让影片成为主流商业片的考量，“讲一个‘很绝’的故事，再加上喜剧的成分，可以在情趣上、观赏性上获得观众更大的认同，在票房上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张艺谋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观众至少笑30次。

从界面文化记者的现场观影体验来看，主创人员的目的的确达到了——影片前半部分密集的喜剧包袱让观众屡屡笑出声来，而悬疑探案、反转到最后一刻的强戏剧张力则在159分钟的时间内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风格杂糅或许是观众对《满江红》的最深印象，片中的一个细节反映了这种融合性：局中之人一次又一次地行走于宰相府高墙大院的狭窄甬道中，为了找到杀害金国使节的真凶、保住自身性命作困兽之斗，戏曲搭配摇滚的新潮配乐加剧了焦灼气氛中的黑色幽默。

《满江红》有让不同观众各取所需的圆融——它既有开心麻花春节档喜剧片的热闹逗趣，又符合家国天下、民族大义的主旋律基调。但在剥开嬉笑逗趣的闹剧表象后，我们会发现张艺谋一定程度上用《满江红》接续了《英雄》的故事，讲述时代悲剧下小人物的孤勇：一群义士前赴后继甘愿赴死，为含冤而死的岳飞求一个公道。值得注意的是，《满江红》没有跳脱出岳飞故事的传统叙事——奸臣（秦桧）与忠臣（岳飞）的二元对立在影片中有着近乎镜面的呈现——但电影创作者也并不相信那个在故事中始终隐身的权力至高者就能带来公道，而是肯定了普通人的情义。

隐身的皇帝：“定于一”的诱惑与权相的本质

影片中最大的反派人物是秦桧。他独掌权力多年，不遗余力地清洗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朝内几乎已无敌手；政敌的屡次刺杀行动锤炼了他奸诈多疑、冷酷无情的性格。但权相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出现的，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支持相权扩张的皇帝，而这恰恰是影片中缺失的角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历史学家刘子健指出，南宋初期发生的重要政治文化转型塑造了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国的面貌。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专制统治大大加强。专制是君主政体的一种独特运行模式，在这一政治体制内，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二者共谋，官僚分享行政权力但极少参与决策。“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低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权力走向集中化的趋势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就已埋下伏笔，刘子健在其早年的代表作《宋代中国的变革》中指出了这一点。无论在理念构想层面还是政治实践层面，王安石变法都存在强化专制主义的倾向，非常相权开始出现并动摇了宋代君主官僚体制——起初集权的加强是为了推动改革，但在改革推动之后君主集权也越来越强大。南宋不断出现权相，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帝给予的非常相权。王安石的改革强调“定于一”，即只有意见统一了才能在皇权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动政令。这是一种巨大的权力诱惑，同时也给之后的宋代政治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1127年年中，南宋朝廷在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政治氛围中建立。经过元祐更化、徽宗朝改革派对元祐党人严酷的政治报复，特别是徽宗的昏庸统治导致北宋灭亡的悲剧以后，政治改革到了高宗统治初期已彻底破产。政局动荡之际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沦丧亦引发了巨大的沮丧与震惊。宋朝皇室成员被囚、女真人剃发易服令所流露出来的对汉人生活方式的蔑视还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文化屈辱。

但对一位历经亡国、逃难、兵变等种种艰险才在南方站稳脚跟的皇帝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全感更重要。刘子健指出，议和几乎是高宗自登基伊始就存有的心思。称帝后不久，高宗就置一切反对于不顾，打着问候被囚父母、兄长、妻妾、宗室的旗号，向敌人派出了一拨拨的使者，表露自己的乞和姿态。前北宋高官刘豫变节，南宋朝廷不仅没有加以谴责，反而请求刘豫成为中间人与女真人沟通。当刘豫被女真人扶持为伪政权首脑时，南宋朝廷像称呼女真政权“大金”一样彬彬有礼地称呼这个伪政权为“大齐”。高宗在给女真人的信件中自称下属或臣子，南宋朝廷首脑的皇帝身份直到隆兴二年（1164年）才得到女真人的承认。当女真人终于放归高宗的母亲时，他对臣民表示，正是上国的仁慈（仁）成全了自己的孝道（孝）。

安全感既来自外部（与女真人止战议和）也来自内部（将兵权从那些不够忠诚听话的大将手中收回来），为了达成目的，高宗需要压制国内的反对力量，无论是在朝廷里还是军队中。从建炎元年（1127年）荣登大宝到绍兴九年（1139年）与女真人达成短暂和议期间，高宗频繁更换宰相。刘子健认为，任免宰相的频率取决于皇帝的安全感知度，当高宗面对国内外各种危机，他的反应就是不断试用新的宰相，而当形势转向稳定，宰相的任职也趋于稳定。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去世为止，秦桧独相的时间前后长达18年，且这段时间内只有四任副宰相。

值得注意的是，独相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政治非正常化的标志——宋代通常设有两名相互分工配合的正宰相，一名正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形极为罕见。这位不同寻常的权相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不倒，恰恰是因为他能在高宗的暗中支持下行高宗欲行之事。从这个角度而言，《满江红》中的一个情节虽然充满喜剧效果，实则意味深长：宰相府副总管武义淳（岳云鹏饰）得意洋洋地掏出一块免死金牌，他面前的总管何立（张译饰）非但没有磕头行礼，反而掏出一份宰相手令反将一军。惊惧和困惑间，武义淳叹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说过免死金牌还能不免死的！”权力的真相就是，在诡谲的权力场中，谁能达成君主的心愿，谁就掌握令他人臣服低头的权力。

成为独相后，秦桧首先谋求皇帝的绝对信任与支持。为此，秦桧非常精明地请求高宗考虑三天，三天后，高宗批准了他的计划。获得皇帝支持后，秦桧立刻在朝廷上宣布除了他之外，别人不得插手和谈，刘子健指出，“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专制君主的权力空间膨胀，可以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作出任何不可逆转的决定。秦桧促成了这一膨胀，他本人又通过授权得到了与皇帝同样的权力。”和议达成前夕，秦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员大将召回朝中，将他们“明升暗降”卸除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其中最年轻且唯一公开对和议表达反对意见的岳飞。与女真人达成和议后，秦桧又不遗余力地将突出的政治反对派和其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逐出朝廷。他还推动了绍兴年间的思想审查，其手段包括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每有书籍即将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国子监接受审查，如果不能通过审查书版就会被毁掉。据传，秦桧在临死前几天还在拟定一个53人的弹劾名单。

影片中，看似蛮勇斗狠的孙均实则最恨被蔑称为“秦桧的走狗”，但危害最大、最忠心耿耿的走狗不正是秦桧？他既是高宗的走狗，也是高宗的替罪羊，事实上，秦桧死后立刻成为高宗的弃子。在朝的秦氏子弟被悉数罢免，离开首都返回原籍。更显著的一项拨乱反正是一批遭到贬谪的前宰相和其他因受牵连而遭罢免的官员被起复。岳飞则在孝宗年间就得到了平反（此时高宗为太上皇）。然而，高宗虽然在秦桧死后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却无意放弃已膨胀的皇权，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依然存在。在刘子健看来，高宗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它的影响最终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而这也是影片中未曾明言的时代悲剧，

“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永生的忠臣：岳飞的《满江红》与超越性的历史

《满江红》可以说是一个“岳飞同人故事”，它虚构了一个岳飞死后岳家军及其同情者合力对抗秦桧、企图复仇的故事，延续了岳飞传奇的当代影响力。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岳飞作为一个被诬陷的忠臣代表为一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历史学家谢天佑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中指出，凡是有专制主义独裁统治传统的国家，提倡纳谏和进谏之风就特别兴盛，然而秉书直言的进谏者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韩非在其所作名篇《说难》中提出，臣下向君主进言有如触碰“逆鳞”，他列举了可能发生的七种杀身之危险和八种猜疑，它们将臣子置于比八面埋伏更艰险的“说难”境地。

岳飞的杀身之祸就源自韩非所说的第七种“身危”情况——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主停止他不愿停的事。而“莫须有”罪名的不公正是如此令人震惊地明目张胆，以至于从南宋至今，岳飞一直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历史人物之一，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历史分析不计其数。

刘子健认为，岳飞虽然是一位值得同情和尊敬的忠臣，但他大概率不会是南宋知识分子认同的对象。岳飞出身行伍，从未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根据他的考证，岳飞的某些作品，特别是直到二战时仍然十分流行的爱国主义词作《满江红》，可能是幕僚的捉刀代笔或者托名之作。这首词在12世纪中期尚不为人所知。

作家、学者倪湛舸于2022年出版了她根据岳飞事迹创作的小说《莫须有》，她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分析过岳飞故事的流行原因以及岳飞形象在公共叙事中的嬗变。她认为，虽然岳飞可能不是南宋士人阶层的认同对象，但他对普通百姓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出身底层，代表了北方失地民众的利益，对那些被损害、被放弃的人有极强的号召力。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平民社会自宋开始崛起，岳飞的平民英雄形象的流行与普通民众的话语权越来越强息息相关。另外，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创伤，靖康之耻令汴京的盛世繁华瞬间化为齑粉，这也是岳飞故事会被反复讲述的原因之一。

倪湛舸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岳飞故事的主题侧重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说岳全传》把从南宋中后期就已经出现的说书故事、元杂剧、明清小说和传奇汇集起来，统一在因果报应的神话体系里。由于清代的统治者是女真人的后代，《说岳全传》淡化了“民族对抗”的主题，将金国将领兀术刻画为汉文明的仰慕者，强化了岳飞的“忠君”形象，以此超越民族矛盾。到了民国时期，岳飞作为抗击外敌的代表在抗日政治宣传中被强调，这一“爱国”的脉络一直延续到现在。2021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与日军遭遇的八路军将领马仁兴和他的儿子马乘风就自比岳飞和岳云。《满江红》则依然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宋词之一。

在倪湛舸看来，当下重新讲述岳飞故事的目的是拆解传统叙事中的忠奸对立，揭示帝制国家的伦理-政治结构及其结构性暴力，并看到与这种暴力相对抗的超越性力量。她认为，超越性天理公义的存在是岳飞故事代代相传的推动力量，“所以我们就要看历史到底属于谁，是所谓当权者的历史、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历史，还是超越性的历史、看见并抚慰被伤害者的历史？”

在影片中，秦桧二度下令刮除墙上的文字，一次是刮掉岳飞的狱中绝笔《满江红》，另一次是刮掉孙均默写出来的，可作为秦桧通敌证据的密信。《满江红》和密信作为岳飞和秦桧的象征物，在电影中构成了一组忠奸对立的精妙对仗——前者证明了忠臣的忠，后者证明了奸臣的奸，而把它们一字不留地抠掉，是为了让集体记忆中不再有正确的忠奸之辨。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张艺谋正是在《满江红》里呈现了这样的斗争：抗争者或许只是小兵、车马夫、妓女这样的小人物，但他们成功地逼迫当权者亲口背诵出他曾用权力遮掩的《满江红》，经过传令兵的层层转达和全军复诵，这首词及其作者的品格将再难湮没在被操纵的历史中。

《满江红》不免让我们想起张艺谋在2002年推出的《英雄》。同样是讲述刺杀未遂的故事，隔着二十一年的两部电影有着不同的故事内核：在《英雄》中，刺客无名放弃了刺杀秦始皇，是因为他发现秦一统天下后能带来的和平与稳定是“道”，是天下大义；在《满江红》中，张大与孙均决定放弃刺杀秦桧、放弃密信，是因为他们认为终极的正义不取决于诛杀奸臣或让身为权力至高者的皇帝主持公道，而取决于忠义的道德力量是否能被大写的、超越性的历史所记住。看似弱小但良知未泯的普通人才是这种历史的讲述者和裁决者，任凭你权倾朝野只手遮天，公道人心依然难以被压制，终将在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中胜出。片中的两个人物暗示了这一超越性力量之强大：孙均虽然耻于成为秦桧的走狗，但他直到看到张大背后的“精忠报国”刺字才真正确定了立场；秦桧的替身瞒下了秦桧本人将《满江红》熟记于心，虽然他在经年累月的替身生涯中已与秦桧的分身无异，但他被感召违背了主人的意愿，背诵《满江红》并主动迎上了刀口了断自己。

电影中也蕴含着这样的启示——历史不会自动将公道双手奉上，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结果取决于每一个普通人能否挺身而出，对抗篡改历史真相的某种结构性力量。

参考资料：

[法]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满江红>火了！和张艺谋合作的编剧是浙江人，独家揭秘背后的故事》，钱江晚报

mp.weixin.qq/s/6SFh2QSz5RXTxZ4xIcx4Lg

《【专访】作者倪湛舸：宋朝引人遐想，因为它既是盛世又是历史创伤》,界面文化

jiemian/article/7564732.html

《宋史专家虞云国：王安石“定于一”的变法思想是给予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教训》，界面文化

jiemian/article/6993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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